朱敬一

1：資本集中的必然趨勢

在上週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某位候選人主張調高基本工資，認為如此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引發一連串口水戰，甚至說美國幾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也這樣主張。基本工資要不要往上調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若說「調整基本工資可以帶動經濟成長」，而且說2014年有7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Obama）持此意見，那就是混淆視聽了。我心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再不濟，好像也不致於昏聵至斯。雖然我不想扯進選舉口水，但是學理是非之辨，倒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政治人物不是常說「選舉是一時的，XX是永遠的」嗎？2014年元月確實有600多位美國經濟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信中有三個重點。第一是說美國基本工資已經5年未調整，建議要每年調整時薪0.95元，連續調3年，希望2016年能夠達到10.10美元。第二是分析如此調薪能造福多少低薪者，能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三是強調美國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很微小，不致於有後遺症。我東看西看，左看右看，不知道這與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誰得到這種結論，那麼這個人恐怕要去檢測智商，看看是否只有柯文哲開根號。真的要深入分析，美國與台灣實在有太多差異；老美的政策論述搬到台灣也是處處扞格。美國過去一百年早就是「創新經濟」的典型；年經濟成長率平均二點多趴，雖然不高，但卻是經濟發展後期的創新驅動模式，殆無疑義。台灣則在15年前經濟成長率動輒七趴、八趴、九趴，呈現經濟發展初期與中期效率驅動的特色。但是到了最近十幾年，傳統的效率驅動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銜接的創新驅動力卻尚未開展，這就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困境，也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關鍵。任何人只要用膝蓋想就知道，要突破這種困境，實在與調整最低工資沒什干係。如果這麼簡單的思考都有困難，那麼應該去做膝關節檢查。

看到台大學生為自己登山而募款的新聞，我心情非常沈重。一方面，是感慨頂尖學府的學生與老師，似乎對於社會應對依止的基本原則相當盲然；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年輕人離現實社會如此之遙遠，也加深了自己對台灣前景的不樂觀。

立委黃國昌質詢關於台灣所得分配是否公平，與行政院主計長石素梅有些爭議，又引起閱聽人的後續評論，風傳媒的朋友希望我寫個文章釐清爭議。我對於這些爭議當然有看法，但是由於爭議雙方分別被人貼上了政治色彩，任何人表示意見好像就是站邊。這種「以顏色區分一切」的惡質現象，實在很糟糕。以下的評論，我只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清楚「所得分配」的衡量，算是給「網路社區大學」的補課吧。

監察院最近去函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機關，要求他們對於最近行政部門所推動的「產學合作案」、「創新創業激勵方案」、「創新育成中心」運作情形等提出說明。監察委員所提的問題不只詳細，幾乎是到了擾人的地步。函文要求回覆的問題正文有26則、表格有11張，兩個附錄又有11題與4題。問題內容包括育成績效、資本額增加數、營收額增加數、員工增加數、多少家公司育成上市櫃等等。

讀過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他把華山派劍法分為氣宗與劍宗。氣宗著重以心行氣、以氣御劍，一切以內功為主，外功劍法稍微魯鈍亦無妨，因為在渾厚內力支持之下，即便對手劍招刁鑽靈活一些，也討不到便宜。但是劍宗的邏輯不同：劍宗尋求招式劍法上的針對性突破，推其極至則輕鬆攻入對手破綻，不管對方有內功沒內功，都可克敵制勝。我大概是國內極少數練了四十年太極拳的經濟學家，也想用類似比喻，描述一下台灣經濟的困境與突破。就看主管台灣經濟的經濟部吧，它裡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局，一為國貿局、另一為工業局；其他單位或可視為這兩個主要局的衛星。國貿局由於負責經貿談判，在過去廿餘年從美國開放市場壓力，到台灣加入WTO與APEC，再到最近與新、紐簽FTA、與對岸簽ECFA，都是國貿局的業務。因為主業務是涉外談判，國貿局許多同仁長期與外交系統合作，他們最希望達成的任務就是自由化、國際化、廣簽FTA。這種「力求涉外貿易條件優勢」的做法，我認為像是劍宗。

2016年初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之後，內定的行政院長林全前後找過我兩、三次，希望我接任「中華民國駐WTO大使」一職。第一次當面邀約，我說回去考慮一下，大約一週之後我以簡訊回覆婉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再打電話來，說大使擬聘名單要送上去了，他還是覺得我比較適合WTO，問我要不要再考慮。我的回答仍然是婉謝，這是第二次婉拒。再過了十幾天，開車時又接到林院長電話，他說大使名單與高層討論後只對WTO大使人選有意見，希望再來問我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詢問了。基於種種當時情境的考量，我是在非常特殊（或是完全不期待）的情況下做了「外交官」。順便一提：除了這個駐WTO大使一職，執政團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其他職務要約，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職務要求。台灣的一些媒體或媒體人喜歡「作文比賽」，我對於「毀人不倦」的「䶢金病」一向懶得理會。

我在WTO任大使時，有一回與該機構副祕書長布魯那（KarlBrunner）聊天，瞎掰「中國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哪一個比較壞？」這有點像兩個小學生在討論「是你的老師比較凶還是我的老師比較凶？」純粹是茶餘飯後。由於我們彼此都只有單一觀察，所以也沒有什麼把握肯定地下結論。

看到《風傳媒》宣明智西進對岸，協助大搶台灣人才的新聞，我感慨很深。

我是運動迷。今天感到非常興奮。

《晶片戰爭》是超級好看的書。讀它，幫助我們了解台灣當前處境。這本書的作者ChrisMiller是歷史學博士，教授國際史。他應該是沒有什麼電機電子的訓練，能夠寫成這本幾乎是「晶片發展與競爭史」的書，把若干電子知識用白話文講到老嫗童子能解，非常不容易。

在去年皮凱提教授來台訪問掀起旋風之後，台灣社會所得分配不公的現象，已經受到大家的正視。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一場座談會上公開指陳，2009年降遺贈稅"wasamistake"，而我也在皮氏《廿一世紀資本論》導讀中，仔細描述當年主導此事的蕭萬長、劉兆玄、邱正雄、李述德等人的角色。

今年五月，我在風傳媒寫了大約八千字的導讀。隨後，因為自身研究，而與皮氏有電郵往返，進一步與翻譯其書的衛城出版社、聯合報系共同有邀請皮氏訪台之安排。皮氏訪台除了公開演講與媒體訪問之外，就是到中央研究院與我們討論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研究。他訪台期間受到青年學子廣大歡迎，部分當然是因為台灣社會對其所研究的「社會不公平」議題頗有共鳴。準此，我把先前所寫相關的文字予以增添、重排、刪修，加進台灣的情境，希望能給讀者一個不同的、更鮮活的導讀風貌。我也特別在全新的篇節打上**號、加上顏色，以方便「老讀者」不必重複閱讀。

1992年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對十幾位校長候選人做面談篩選，我是遴選委員之一。當時因為解嚴未久，社會還相當保守，所以遴選委員會面談候選人的題庫中有這樣一則：「如果您當選校長，您要如何面對對（外界認為）敏感的校內學生社團，如『建國俱樂部』、『同性戀研究社』」。我們希望能由此問題，測試候選人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已經去世的黃崑巖教授時任成大醫學院院長，也是台大校長候選人之一，他的答案是：「幾年前我還在美國教書，成大要創辦醫學院，請我回來，我就答應了。如果當初找我的不是成大，而是韓國的某一所大學，我可能也會去；因為對我而言，『教育是在政治之上的』。韓國我都願意去了，統獨於我何有哉？」黃崑巖的答案令眾多遴選委員拜服，而「教育在政治之上」這句話，也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

「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1945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這是令我心痛的感觸。

這幾年台灣人年終票選年度代表字，得高票者或是「悶」、或是「苦」、或是「假」、或是「黑」，反正沒什麼好字。「黑」與「假」大概反映台灣人民對黑心廠商造假豬油牛油的深惡痛絕，而「苦」與「悶」呈現出大家對十五年薪資凍漲、貧富不均、年輕人一屋難求的無奈與焦慮。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似乎人民只能期待一些小確幸，而對於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根本不抱期望。這樣的絕望感，是所有執政者最最需要警惕的。那麼，在經濟悶了十五年後，台灣還有可能做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嗎？當然可能。但是我要向讀者說清楚：台灣經濟翻轉的關鍵，恐怕不在於某些人所鼓吹的「自由化、國際化」，而在於台灣產業政策的調整步伐。談到產業政策，我好像總要花不少時間去釐清觀念，否則老是被一些書沒讀通、又需要吃補腦藥的小鬼糾纏。且讓我分幾點說明之。一、產業政策不是指政府對產業的保護政策。早年台灣對汽車進口課極重的貨物稅與關稅，使得進口驕車車價超高。官員說，那是為了扶持國內的汽車工業，因為他們還太「幼稚」。事實證明，全世界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少有成功之例，絕大多數「保護」，其實是國內業者為了自身利益而遊說出來的「圖利」。保護政策將產業視為「媽寶」，通常對產業不會有幫助，只會讓台灣更不開心。二、產業政策不是要政府幫企業省成本。有不少國家的企業家都試圖遊說政府替他們減免租稅、找便宜勞工、適用優惠電費、以匯率政策協助壓低出口報價等等。這些手段大概只有在「別的國家並未比照辦理」的前提下，能夠幫企業找到短暫競爭優勢。但是國家的產業政策不能建立在這種「別國笨到不會跟進」的片面假設之上。企業追求低成本天經地義，但是那要靠他們的真本事，而不是靠老大哥政府的護短。更何況，台灣拚成本怎麼拚也拚不過越南、中國內陸。

「中國往何處去」是我已故好友楊小凱（原名楊曦光）一九六八年一篇大字報的標題。當時是文革將啟未啟之際，毛澤東設下了一個「引蛇出洞」的大陷阱，誘出了一批敢說真話的年輕人。楊曦光那年十九歲，因為那篇大字報入獄十年。一九八七年出獄之後，所有學校都不敢收他，曦光只好「啟用乳名」，改名「小凱」，才能念大學。後來因緣際會，在中央研究院鄒至莊院士訪問武漢大學時結識，遂能赴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拿到博士後，小凱至澳洲莫納許（Monash）大學教書，直至二○○四年去世。

法國皮凱提（ThomasPiketty)教授的新書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我暫譯為《21世紀資本論》)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誇讚，此書是今年甚或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我花了幾天時間苦讀，不但同意克魯曼的評價，也對書中不少觀點心有戚戚。

二○一○年起，因為亞非動亂，大批難民逃往歐洲，許多歐洲國家社會受到衝擊，形成排外性的民粹主義。二○一六年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總統，這些事件加上歐洲難民危機，形成巨大的「反全球化」風潮。因為全球化是「新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一環，所以反全球化所代表的反新古典自由經濟，或是近乎民粹式的保護主義，自然就成為當紅。

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的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歳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