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在風傳媒寫了大約八千字的導讀。隨後，因為自身研究，而與皮氏有電郵往返，進一步與翻譯其書的衛城出版社、聯合報系共同有邀請皮氏訪台之安排。皮氏訪台除了公開演講與媒體訪問之外，就是到中央研究院與我們討論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研究。他訪台期間受到青年學子廣大歡迎，部分當然是因為台灣社會對其所研究的「社會不公平」議題頗有共鳴。準此，我把先前所寫相關的文字予以增添、重排、刪修，加進台灣的情境，希望能給讀者一個不同的、更鮮活的導讀風貌。我也特別在全新的篇節打上**號、加上顏色，以方便「老讀者」不必重複閱讀。
世界各國常用的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的指標有兩個，其一是「五等分層級所得比」，意即將某國所得最高20%家庭的平均所得，除以最低所得20%家庭的平均所得。當然，這個比值越大，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公平。過去五十年台灣的數據，我們列在附圖中。
另一個常用的指標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它的文字意義不容易講清楚，但是代表某種「最高所得20%者拿走其他較低所得80%者的加權平均」。當然，吉尼係數越高也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公平。過去五十年數據，我們也列在同一圖中。
這兩種數據如果是跨國比較沒有什麼問題，例如2011年，台灣的吉尼係數是0.342，而新加坡是0.473、香港是0.537，顯然表示新、港二地所得分配較台灣不公平。但是我們若是看一國自己不均度指標的時間數列（如圖所示），則通常跨年之間數字變化極小，例如台灣在2010與2011年間，吉尼係數完全沒變，而層級所得比下降0.02，幅度僅有千分之三，幾乎沒有意義。
但是台灣過去十幾年的所得分配，真的如圖示「幾乎沒有變化」嗎？恐怕不然。如媒體報導所述，太陽花學運五十萬人上街背後隱藏著社會對所得分配益趨不公的不滿，那麼圖中平緩而無變化的兩組數據，就相當失真了。
要細看一國所得分配時間數列的變化，一個辦法就是將所得做更細的切分，例如切為十等分、廿等分、甚至一百等分。在概念上，這是有道理的。五等分切割所得最高20%的切分點在近年是家庭年收入180萬台幣以上，這表示夫妻每月各賺8萬的受薪家庭，會與郭台銘、魏應充等超級大富歸入同一級而不做區分。如此，若是薪水凍漲但郭魏等富豪大賺錢，則五等分層級所得比與吉尼係數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這樣的數據當然是不合理的。
我在另一圖中呈現將台灣財政資訊中心所得資料廿等分的14年數據，結果是觸目驚心。雖然財稅資料中心與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有些技術屬性的差異，但是如前所述，這些資料做時間數列分析，是絕對有意義的。如圖所示，台灣廿等分層級所得比在過去14年由32倍多暴增到96倍多；這大概與許多人心裡的感覺若合符節。整體而言，台灣的所得不均走勢，與歐美各國相當一致。
不看20%的五等分粗分，而看更細的所得切分，才能看出所得分配不均的特質，不但我們在台灣如此做，也是皮凱提在英、法、德、美、日等地共同的作法。此外，傳統的層級所得比與Gini係數的數據皆來自家庭收支調查，但上圖二的5%(廿等分)細部資料，就只能來自納稅資料。不用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而用納稅資料分析所得不均，不但我們在台灣如此做，也是皮氏在英、美、德、法、日等地的共同作法。皮氏《廿一世紀資本論》以鑽研法國兩百多年的財富與所得分配歷史為起點，發掘一些獨到的證據與見解。皮氏探索的重點是極有錢的上層10%、1%、甚至0.1%的人，看看他們的所得是由哪裡來的、財產是如何累積的、稅制與法制上有些什麼玄機方便其累積、歷史事件如何衝擊等等。 在皮氏發表他法國的研究之後，他得到兩位貴人相助，幫他把類似的研究推廣到英國與美國。幫他在英國做類似研究的是艾金森（Anthony Atkinson) ，他比皮凱提年長約30歲，是全球財政學界的泰斗。幫他在美國做類似研究的是薩伊兹(Emmanuel Saez) ，他是五年前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頒給全美40歳以下最傑出的經濟學研究者）得主。有這兩位超級明星加入協助，而研究對象又包括法、英、美三大經濟領先國，其所建立的學說，大概就既有一般性、又有學界「主流」優勢。這是為什麼皮氏能以四十出頭淺齡而大大有名的部分原因。
在1950年代，當時的美國經濟學會會長Simon Kuznets提出了「反U型假說」，認為隨著經濟發展，所得分配一開始會不公平(不均度上升)，但是隨後不均度就會下降，遂有反U型的曲線出現。但是皮氏研究數十個OECD國家資料顯示，自80年末起，幾乎所有國家的所得分配不均度都在快速攀升。皮氏認為，這些國家富有人所得比例攀升，又與「資本」持有的集中度有關。法國、英國、美國地域與文化差異不可謂小，但是都是老字號資本主義國家。皮凱提、艾金森、薩伊兹觀察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史時赫然發現，這三國（甚至包括其他廿幾個市場經濟大國與新興經濟體）都有一共同趨勢：各國資本持有的集中度從十八世紀至廿世紀初一路在攀升，直到廿世紀初歷經兩次世界大戰、30年代經濟大恐慌、戰後政府大規模重建等外在因素，富人的資本集中度才大幅下降。但是，在1980年代柴契爾與雷根新保守主義一系列政策（包括對富人大減稅、公營事業民營化）下，富人的資本持有率又快速攀高。 皮氏分析，這個資本累積逐漸集中化的趨勢，如果我們不予改弦更張，那麼大約30年之內，全球各主要市場經濟下的資本集中度，大概會有80%以上集中到社會最富有10%的人手中。這種情況大略與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所見、或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環境相當。由於財富分配太不平均，社會上絕對充滿不安定的因子。而這麼不平等的社會，絕對是無法永續的。 當前文說「改弦更張」時，我們所指涉的當然是指稅制改變等體制內變革。如果不在體制內做改變，那麼難保不會發生戰爭、革命之類的體制外翻轉。皮氏當然不希望走到那麼激烈的騷動，這是他做此研究、撰寫此書的原因。 當然，如果近九成的「資本」都集中在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富豪手中，那麼「所得」分配當然也會趨於集中，長此以往，社會終將因為財富與所得分配太過不公，而產生動亂。
要挑戰皮氏的「資本漸趨集中論」，有兩方面的困難，其一是資料面的，其二是推理面的。皮凱提用種種數據佐證：如果沒有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西歐諸資本主義老字號國家極可能會有高得不像話的資本集中度，而馬克思所預言的無産階級革命，就並非不可能。這些財稅數據資料在歐美各國動輒超過百年，法國的資料更超過兩百年，總筆數可能逾數千萬。有些評論者挑到一些小數據歧異就大加撻伐，後來都證明「不影響主結論」。也有人挑剔財稅資料沒有加計社福補貼，但是最後也都發現「不影響整體趨勢」。這讓我想起「說別人左傾，其實是凸顯自己右傾」的有趣描述。許多批評皮凱提論述的人，往往都不小心顯現了自己的偏袒資本家傾向，頗為可笑。
另一個挑戰皮凱提推論的難處，也是皮氏所擁有馬克思沒有的本事，就是他的嚴謹數理模型推導。在經濟學文獻裡，關於經濟成長與資本動態累積的理論，是有些專業門檻的；非要知道隨機過程論與極限分配論(ergodic distribution theory)才能入門。皮氏對這些數學工具掌握精熟；而當他說：「當資本報酬率（r) 大於經濟成長率（g) 時，資本佔國民所得的比重就會增加，而資本就會更集中在資本已然雄厚的富人手中」，背後其實有嚴謹的數理推論，讀者根本無從挑戰；這與成百上千人對馬克思的推論指指點點，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若r>g，則資本累積將更集中」這個論述雖然是數學推理，但是背後還是有些直觀（insight)，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社會上的大有錢人，大都是靠資本賺錢而不是靠勞力賺錢。整體的經濟成長率（g) 代表的是社會「平均財富」的增加速度。而資本的報酬率（r) 則是代表「資本財富」的平均增加速度。如果r 大於g，就表示擁有大量資本的大有錢人，其財產累積速度高於社會平均財產累積，而且是原本資本越多者累積越快，這當然表示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
皮凱提的這些數理分析，其實不是要給一般讀者看的，而是要寫給主流派、一切以數理推導是問的傳統經濟學家看的。皮氏在書中明白批判當代經濟學者中數學之毒已深，而若干美國經濟學家甚至自以為接近純粹自然科學，以致少與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溝通對話。皮氏都認為是走火入魔。但是皮凱提既然要論證資本主義之必然走向，當然就必須要先說服主流經濟學家，「先安內後攘外」，這是戰略上的不得不然。
皮凱提將廿幾個國家最有錢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資料彙集、公開，成為WTID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免費提供外界使用。資料庫涵蓋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北歐諸國等富國。在亞洲，則有日本、新加坡、印度、印尼、韓國、中國大陸加入。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其網頁(搜尋WTID即得)。WTID台灣版本我與一些同仁正在做，不久將完成。
所得分配不均，是怎麼出現的呢？原因有二，其一是資本家賺錢的速度比一般人快(前述r > g)，而各國資本財近年又有快速集中之趨勢；其二是有些國家經理人(如CEO、CFO)的報酬近年來瘋狂飆漲，如華爾街金融肥貓。
皮氏在書中特別對華爾街高階經理人動輒千萬美金的年收入、數額大到不可思議的股票分紅或績效奬金、中途離職還可再受補償的黃金降落傘等等現象提出批評。不但華爾街如此，許多大公司的CEO、CFO等都有超級肥貓的待遇。有不少文獻都估計，大公司CEO薪資與一般員工薪資的比，在廿一世紀初達到高峯，有數百倍之譜。當然，這樣的超高薪資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然而皮凱提也發現，前述超高薪資的現象只在英語系國家比較嚴重，如美、加、英；在歐洲大陸卻沒那麼明顯。這種地域特殊性頗難解釋，但是也讓全世界產生區域對照組，便於以統計方法檢定可能的理論假說。
經濟學上對於超高薪資現象概有兩種理論。第一，是Sherwin Rosen教授的superstar理論。這個理論說，由於民眾大多願意聽一流演奏、看一流表演（而不願意看二流者），故對馬友友這一級的大明星「需求」甚強。而由於現代展演電子流通管道便利，大明星如馬友友者也可以演奏一次讓千萬民眾聽個過癮；這是「供給」面的便利。綜合供需而言，就是全球願意付超高演奏費給馬友友。第二個理論，是認為能力特強的經理人大家都在搶。尤其在全球私募基金盛行之下，有能力快速整頓公司再快速出售的基金經理人，其需求超旺，故薪資超高。
不論是前述哪一種理論，基本上都是市場供需論，意即超高薪資是當事人的超高能力的市場反映，不管你喜不喜歡，它是「有道理」的。但是皮凱提不同意，其論點有二。一、如果超高薪資一切都能夠被供需與能力決定，就沒有道理只出現在英語系國家。畢竟，歐陸諸國市場與英國美國市場沒有差那麼多。二、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其差異是微小的或連續的。數學上，不太可能在連續的能力基礎上，對應著跳躍而一飛沖天的薪資結構。
基於以上觀察，皮氏認為管理階級的超高薪資，基本上是他們在公司管理高層玩政治玩出來的。CEO等往往是公司董事的好友，階級相若，因此今天我幫你、明天你幫我，互相標榜、疊為唇齒，遂有大家都高薪的結果。換言之，皮氏認為超高薪資是「沒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除了少數英語系國家外，大部分國家所得分配日益之不均，源於資本財分配之不均，且資本報酬率大於平均經濟報酬率。因此，要解決所得分配不均問題，皮氏遂主張對資本課徵「持有稅」。另外，2013年皮氏與Saez教在Econometrica期刊發表專文，推導出最適遺產稅率，是50% 至60%之間。遺產稅則是資本的親屬「移轉稅」。
但是資本家七、八十年行將入土才只有一次移轉，才能被課一次遺產稅，且若生前安排得宜，就算課也可能課不到太多，這對抑制資本累積效果還不夠；這就是皮凱提主張每年課「總資本持有稅」的原因，例如每年1%或2%。這種資本持有稅就像是房屋稅、地價稅一樣，個人持有期間年年要繳，只是稅基不只是土地房屋，而是所有資產財富，包括股票、現金等等。皮凱提認為，既然資本報酬率動輒4%或5%，那麼抽個一趴兩趴稅資本家當然付得起，只是稍微減緩他們的資本累積速度而已。 皮氏估計，現在富有國資本總值約佔各國GDP的500%至700%，若是課個1%的資本持有稅，對政府稅收當然大補。這些稅收他主張用於政府補助的教育與健保等，而要透過健康改善與教育普及，去打破「富有資本家持續富有、貧窮底層持續貧窮」的社會不流動。
皮凱提主張課「資本持有稅」以抑制資本集中，但是皮凱提也了解，大富豪的財產通常不是因為擁有房地產多，而是擁有股票多、金融資產多。房地產容易查，大衛魔術也變不走。但是股票、金融資產卻是自己有長腳，很可能不在資本家隸籍的國內。
大多數的情況是，股票是某控股公司的，該公司設籍在某避稅天堂，而金融資產存放在瑞士，該銀行千方百計替客戶隱匿資料。因此，若要有效課徵資本持有稅，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各國財產資訊合作互通的基礎之上。唯有各國資訊互通，才能建立個人「資本總歸戶」，讓資本家無所逃遁。
「全球資產總歸戶」難嗎？很難！總歸戶之後各國課相同或近似比例（否則資本家又會往低稅國移動）的資本持有稅難嗎。非常難。所以皮凱提所建議的抑制資本集中的所謂解決方案，嚴格說來只能算是個呼籲，在可見未來實現的機會不大。
在皮氏訪台前後，有些人提出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陳冲先生主張教育的重要性，認為「要讓矮的人長高」而不是把高個子壓下去。在11月16日的論壇中，張忠謀董事長等多人也提到「教育」對消弭貧富不均的重要性。
推廣優質教育當然沒有人反對；包括皮凱提與我本人都同意，教育對於中下階層向上攀爬、脫離貧困，是極度重要的。但是若要把這個論述簡化為「靠改善教育機會解決貧富不均，而不是對資本或遺產課稅」，我就無法同意，而且認為這個說法太過忽略其他制度面的因素，也太輕鬆放過錯誤政府政策的責任。
一般而言，在大環境極度貧困的經濟發展初期（例如六十年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的內陸省份），或是在成長環境極度不利知識吸收的貧民窟、毒品泛濫社區，許多孩子們幾乎難有受教育的機會，那種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絕對是不利於階級流動的。但是到了今天的台灣社會，幾乎任何人想念大學、想念研究所都可以念。雖然台灣的教育頗多問題，也有「八分入學」的參差水準差異，但是若要說「教育」機會還是今日台灣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觀察面就太窄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生長環境，這些際遇與經驗當然也會影響他們的觀察。許多七十、八十幾歲的人早年在戰亂中成長，他們漂泊流離，沒有任何實體資本之庇蔭，唯一幸運的機會就是讀書、求學，然後得以循經濟階梯向上攀爬；他們的經驗當然會得到「教育機會是社會流動最重要因素」的結論。但是這些個人經驗，恐怕不適合作為一般性的論述，而也對當下年輕人的深沉鬱卒，缺少深刻的體認。
就隨便拿幾個現實面的例子來看吧：華爾街那些金融肥貓，發財都靠壓榨訊息不對稱消費者而來，金融海嘯發生後又靠黃金降落傘再撈一筆。一群肥豬或肥貓富豪使1%高所得者所佔所得份額越來越大，這跟教育機會有什麼關係？再看歐洲大陸的貴族、台灣社會的世家、美國那些智商不到一百也能進耶魯大學的巨富，完全是皮凱提所描述的「財富世襲」的典型。這些家族代復一代佔盡好處，哪裡是一個鄉間孩子有機會念大學所能項背？復論CEO彼此包庇高薪，分明是制度與公司治理出了毛病，與教育均等何涉？就算教育機會均等如台灣，對於那1%、0.1%高所得者所得份額的持續攀升，又哪裡有什麼改善？
簡言之，教育機會改善是貧窮子女跨代移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教育比較能提升低出生背景者的向上機會，但是對於高所得群的財富世襲結構，卻全無扭轉能力。已經是1%階級的人比較喜歡強調教育的重要，不喜歡談累進稅、遺產稅、財富稅，因為後者是會讓他們「痛」的改變，而前者是與人為善的、展現愛心的、「大家一起走向光明」的。但是我用白話文說，是解決不了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是迴避當前稅制不公的，是有轉移焦點的、是可能有自利目的的。皮氏在書中明白指陳提升教育對於改善現階段所得不均助益恐怕有限，但是有些人就是對遺產稅累進稅等「正港」建議視而不見。
在11月16日的論壇中，張忠謀先生坦言，台灣2009年將遺產最高邊際稅率由50%降為10% “was a mistake”，恐怕是許多人的共同感受。
皮氏訪台期間，我與他聊起五年前台灣降遺贈稅的種種，令他瞠目結舌。2013年他與Saez教在Econometrica期刊發表專文，推導出最適遺產稅率，是50% 至60%之間。實際資料看，全世界各國也多在35%-55%之間。台灣最高邊際稅率原本是50%，2009年後降為10%，夫復何言！
你如果問我：過去十幾年中華民國政府所推政策中最爛最爛的是哪個政策？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就是在2008年將原本50%最高邊際稅率的遺產稅率，一舉降為10%。
在遺產稅修低之後的六年裡，台灣的熱錢逐漸增加、房價被炒得日漸飈高、貧富差距明顯地年年拉大。這種種惡果，當年主張修低遺贈稅的一群人，都該讀讀皮凱提的書，然後慚愧地閉門思過。但是他們沒有。11月16日皮氏演講，當初拚命鼓吹降遺贈稅的人，有的上台致詞，有的在報端發表文章支持皮氏，有的大搖大擺坐在前排聽演講(還頻頻點頭)；他們都在藐視我們的記憶力。 台灣降遺產稅，絕對是極有錢人遊說出來的。2008年時我們最高的邊際稅率50%，比起世界各不算高，賦稅改革委員會的非官員成員大都反對這樣亂降稅。但是行政院高層（院長劉兆玄、副院長邱正雄）絕對是聽到奇怪（利益團體）的遊說，就率爾「決定」要大幅降稅。為此，我與另一位同為賦稅改革委員兼最高顧問的陳聽安，同時嚴正辭去賦改委員。
當時，中華經濟研究院某賦改會委員對此案有意見，行政院副院長驅車親往遊說。台北商專另幾位賦改會委員有保留，副總統（蕭萬長）某個週末請他們去總統府曉以大義。當年，我們的政府大員是如此不避諱地為大有錢人降遺產稅，如今，他們看舉世叫好的皮凱提論著，最適遺產稅率應是「在50% 至60%之間」，要如何自處呢？ 依台灣稅法，父母每年都可以對子女贈予220萬台幣而享受免稅。因此，有錢的父母親只要分年規劃，給子女遺產上億都絕對不必繳一毛錢稅。在這麼寬鬆贈予免稅規定下，若是還需要繳遺產稅的，絕對是財產十幾億的大富豪。因此，能夠從遺產稅率大降而獲利的，就只有這些十幾億財產以上的大富豪。呼籲大降遺贈稅背後，若說沒有這些人的運作，你信嗎？這些大有錢人把財富幾乎免稅地移轉給子女，就是皮凱提書中所述「財富最後往極少數人集中」的關鍵，也是台灣社會貧富日益不均的重要因子。 也有些經濟學沒讀通的人說，降低遺贈稅就能讓原本在海外避稅的父母親將資產匯回，有「吸引資金回台」的優點。但是台灣錢一向淹腳目，我們從來就不缺資金，缺的是投資的機會。當實體投資機會不多卻拼命吸引資金回來，其結果就是如某位台灣首富所做，「買四間帝寶」，於是台灣都會區房價大漲，其結果當然又是苦了百姓、肥了財閥。至於那些放水降遺贈稅的大官，他們當然也是惡化台灣社會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幫兇。
在11月17日與皮氏午餐時，我告訴他「台灣過去15年GDP每年以3%至4%成長，但是薪資幾乎凍漲」，他大為吃驚，一直在問「台灣的GDP跑哪裡去了」，此句後來也成了風傳媒點閱冠軍。在此，我在此把當日向皮氏的解說，也向讀者說明之。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產業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創新性很高的、以全球規格看都算是領先的企業，例如台積電的晶圓代工、聯發科的晶片設計、大立光的光學科技、某藥廠甫獲美國FDA通過的重要新藥等。這些產業都在世界競爭的前緣拼戰，他們也必須要靠高薪吸引頂級人才，才能維繫其領先局面。 另一類產業則是創新性不高的、全球各國頗多追兵與模仿者的，例如電腦代工、各地速食早餐、沒有特色的簡單服務業等。這一類產業其勞工比較沒有特殊性與獨特技術性，他們的薪水在市場競爭之下往往會「向後看齊」。以電腦代工為例，這種工作技術要求不多，廠設在台灣或設在中國大陸差別不大。萬一台灣真有調漲薪資的重大壓力，老闆大不了把工廠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成本處。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員工薪水漲不成，台灣薪資與中國大陸差不了多少，是之謂「向後（低薪之中國大陸）看齊」。在經濟學裡，這是某種形式的「生產要素報酬相等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台灣過去十五年為什麼薪資難漲呢？那是因為台灣創新性產業的比重越來越低，講來講去就只有台積電、聯發科等寥寥數家。由於薪資看漲的創新性企業不多，薪資向後看齊的普通企業比重極大，加權平均之下，平均薪資當然就難以上漲。那麼為什麼台灣GDP會成長呢？再以電腦代工為例，只要全球電腦購買量在成長，代工業者接單就成長，其所代表的國內生產加值就成長，GDP當然就會漲。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當某個產業已經將大部分代工廠移往國外時，國內就剩下白領管理階層為主。當接單代工額增加時，受惠的當然也是白領為主。因此，若「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成為常態，GDP的成長無法投射到勞動市場的需求增加，故既沒有創造國內就業與加薪，也蘊含著所得分配的不均化。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在薪資凍漲、年輕人就業不順背後，其實隱藏著台灣創新性產業過少的癥結問題。這個產業結構問題若是不解決，政府官員拼命「鼓勵」老闆為員工加薪，或是拼命以法制或行政手段調高最低工資，或是限制派遣人力雇用，都是效果有限的。鼓勵漲薪幅度小，業主還可能勉強配合配合；若是漲幅太大，那麼資方絕對會慎重考慮「把工廠遷往中南半島或中國大陸」。 簡言之，這個問題的解方不能只靠政治，關鍵在於經濟轉型，要將台灣目前大多數的跟隨型企業，逐漸轉變為創新型。這件事說比做容易，因為「轉變」這個動詞的主體在企業本身。他們若是想要轉型早就轉了；他們若是不想轉型一定是有些什麼制度性的阻礙。這個問題要另以專文分析了。
11月16日論壇中有觀眾問：台灣能不能不理會他國簽FTA、不融入全球化呢？皮凱提的答案很簡單：不融入全球很難做到，大概非要融入全球不可；但是在過程中要有配套，要對負面衝擊預做因應。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全球化策略要與產業政策結合，也要與其他輔助就業政策併同思考。
我經常對朋友說，紐西蘭跟他國簽FTA，心裡面所思所想，一定是要如何透過FTA去賣他們的奇異果、牛肉。韓國跟他國簽FTA時，心裡所思所想則是如何去國外賣他們的現代或起亞汽車。三星與LG雖然也有不少外銷產品，但是大多被ITA免稅協定所涵蓋，不需要多費心思。以上這兩個例子，凸顯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背後的產業目的或產業戰略。
拉回台灣，當我們推動服貿、貨貿、TPP、RCEP、FTA時，我只聽到「比韓國慢，要加速」、「再不簽就會被邊緣化」等消極論述，卻幾乎很少聽到產業目的的積極論點。很自然地人民會想問：台灣想像中要靠FTA推廣的產業方向是什麼？我們想要利用自由化國際化達成什麼經濟目標？如果這些都不提，只是像芝加哥鸚鵡一樣把「自由化、國際化」當成咒語、口頭禪，誤把市場手段當成目的，以為自由開放台灣經濟就藥到病除，那就是愚人癡人。
長久以來，台灣確實有些經濟學家深受芝加哥學派之毒，認為自由市場是偉大的、有效的，它會挑選、引導出經濟適合發展的產業，絕不需要政府費心。他們甚至主張，政府官員是不敏銳的、沒有眼光的，由他們去挑選產業方向往往會走錯路、會花寃枉錢。台灣有些官員甚至以挫敗的「兩兆雙星」案例，去揭舉政府產業政策之一無是處。這樣的論點我認為是錯誤的、愚蠢的。
首先，兩兆雙星產業是失敗了，但是那只表示當年此案的策略構思沒有概念、分析做得不好，並不表示所有的產業政策都該否定。好的、對的產業政策構思，本來就不該像前述那麼呆板、一廂情願，而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與利基。政府官員不該永遠拿一個兩兆雙星壞例子，去合理化以後的不作為。此外，有的產業比較適合台灣中小企業，有的不適合；有的產業較能創造就業，有的不能；這些都要併同思考。如果只是把FTA、全球化講的琅琅上口，卻講不出個人民有感覺的道理，那就必然會失敗。
簡言之，推動全球化，用Thomas Friedman的話來說，就是要企業面對一個「平坦」的世界。但是能在平坦世界馳騁而無往不利的，是強者。韓國四處簽FTA，正凸顯出他們若干產業政策的成功。台灣如果還不面對產業創新實力衰退的情形，那麼只是推自由化國際化、只是要加速簽FTA，對於提振未來經濟恐怕效果有限。
皮氏相對於其他來訪的美國學者，絕少大尾僚氣。他甚至還有些孩子氣，演講時腳踮呀踮的，踮個不停。中研院與台大學者與他接觸，都覺得他很可愛，比克魯曼（Paul Krugman）可愛多了。
有人說，2011年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其背後的精神領袖、論述支持者，就是皮凱提。皮氏某次受訪時說，華爾街「佔領有理」，因為資本主義運作不良。《廿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大概把「資本主義運作不良」做了最完整的詮釋。 也有人拿皮凱提與已經去逝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弗利曼研究一流、辯才無礙、科普文筆極佳。也只有這等功力，才能在凱因斯學派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幾乎是憑其一人之力扭轉局面，打下了芝加哥學派的一片天、確立了小政府主張的論述基礎、影響了柴契爾與雷根、推動了教育券制度、建立了美國的全募兵制。這些，都是弗利曼宣揚市場機能的戰利品。
皮凱提是1971年出生，其出道是在1990年中，當時芝加哥弗利曼、貝克等大老都如日中天。皮氏能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斬荊劈棘而起，其逆勢突圍的氣勢，確實與弗利曼有幾分相近。然而客觀分析，皮氏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90年以後大時代背景的幾點因素不可或缺。
其一，是最近十幾年全球各國國內與國際間貧富差距的明顯擴大，使得社會至少有一半以上心有戚戚的「無產階級」基本支持者。其二，是皮氏好友兼盟友Saez的相助。Saez也是法國人，兩人差一歲，皮氏在MIT教書時他在哈佛經濟系執教。Saez在財政學上的貢獻恐怕更超過皮卡提，而皮氏有這麼一位武功高強的好友相挺，兩個人並肩作戰，當然要戰力加倍了。
當然，皮凱提所關注的，是實際問題。美國、法國的情況我感受不深，但是台灣的情況應該已經令不少人窒息。如果財產與所得分配的不均再這樣下去、如果台灣都會區的房價再這麼狂漲、如果年輕人的薪水還是那麼22K、25K，我不相信局勢能持續。
但是問題要怎麼解決，是需要智慧的。皮凱提專業、科普並重的寫作方式，是有道理的；他一則要靠科普平易的文字喚起民眾，但另一方面也要靠專業素養提出有水準、能放上枱面的解決方案。最壞的情況就是：民眾情緒被科普文字挑起來了，但是帶頭的人學問差、專業弱，最後反而被民眾牽引而走，成為民粹，那就很難收拾了。這幾天，網路與媒體上對皮氏有不少評論文章，可見其受重視。年輕朋友除了讀評論，更要讀他的書，千萬不要只看評論而一知半解。幾十年來，我一向是「學問為濟世之本」的信奉者，希望年輕朋友也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