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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政治犯」魏京生來說，這本來可以皆大歡喜，如果他誠實地面對，當眾承認確切無疑的DNA鑑定結果，宣布19歲的Charlotte是他和英文翻譯劉懷昭的女兒，認錯並致歉，這將是一個和解的結局——雖然大家還是會議論紛紛，但猜測和質疑應該是充滿善意的——因為魏京生是1979年西單民主牆的代表人物，在历史文獻《第五個現代化》中，他成為在共產中國第一個公開提出「民主化」的先行者，並因此被大獨裁者鄧小平点名送進監獄，勞改十八年後，被西方營救出國。他獲得過歐洲議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也曾被多次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最近，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加州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劃時代的「新冷戰演講」《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時，特地邀請了他和天安門一代學生領袖王丹，還在演講中，讓他倆站起來，向公眾作了專門介紹。彭佩奧稱魏京生為「中國民運之父」。

2021年11月14日中午，人權工作者王劍虹又通過電子郵件，轉來張展家屬致上海市監獄管理局的《請予以張展保外就醫的書面申請》。

余志堅湖南省瀏陽市人，出生於1963年9月23日，瀏陽市小學教師。1989年5月23日，餘志堅與瀏陽市汽車運輸公司司機魯德成、《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嶽將大橫幅「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前，三人並用裝上顏料的雞蛋投擲塗汙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1989年6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餘志堅無期徒刑，判處喻東嶽有期徒刑20年，判處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

11日，臺灣好友謝小韞寫信告知《上帝是紅色的》主角之一，109歲的修女張印仙已在彌留之際。我回覆道：「往事如雲湧來，淚水溢出眼眶。」

2020年5月30日深夜，五十餘名武裝警察包圍雲南省楚雄城中的一幢普通居民樓，抓捕了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八五後先鋒詩人王藏。

(在公布這篇呼籲之前，漢學家PerryLink、MichaelMartinDay、MarieHolzman，諾獎得主HertaMüller、作家Martin.Schult，導演StephanKnies，及柏林文學節主席UlrichSchreiber已表示傾力支持。在此致謝）

2020年3月22日，武漢肺炎的德國確診人數暴增到兩萬五千餘，總理安吉拉.梅克爾也宣佈在家隔離14天,因為曾給她注射疫苗的醫生被確診——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前不久，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做了檢測，結果是陰性——這不禁令我再次回顧李澤華，這個西方人還很陌生的武漢疫情調查記者，他是央視的前主持人，如今已被捕25天，逐漸失去新聞熱度。

三年前的11月17日晚8點，我應好友赫塔.米勒的邀請，去參加她的新書發佈會。這是自2009年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首次推出的長篇作品，書名叫《我的祖國是一粒蘋果籽》，最初動機是一個訪談，隨後逐步拓展，成爲一部對話似的回憶錄。赫塔的童年是孤獨的，隔絕的，逃避的，她經常喃喃自語，而青草、花朵和浮雲也和她一樣喃喃自語著——這就是她最早的祖國，像蘋果籽一般，小而微不足道——之後，她沿著這條路徑向前走，羅馬尼亞共產黨獨裁無孔不入，隨時都試圖摧毀她的小而微不足道的蘋果籽祖國，她本能地抗拒，因為除了這內心的精神之國，她一無所有。

（對於我個人，這也算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縮小版，而對於達成遣返楊偉協議的中加兩國政府，卻是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的全球擴大版。眾所周知，好幾位加拿大人在中國監獄裡，等待解救）

我的朋友王怡在聖誕前夕被秘密開庭，隨後被成都中院判刑9年——這對待他的手法，跟對待我的另一個朋友劉曉波的手法一樣。所以我在這兒貼出尚未完成的《約旦河穿過成都》中的一節，以示抗議。我會在2020年寫完這本書：

李澤華，25歲，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曾任中央電視台主持人，2018年辭職創辦自媒體「不服TV」，開始成為短片創作者。他是繼陳秋實和方斌後，第三個被關注的公民記者，在陳秋實和方斌被「強制隔離」後，李澤華採取陳秋實的報導方式講述在武漢的所見所聞，他播放的視頻顯示，2月16日前往武漢疫情嚴重的百步亭社區實地採訪；18日報道了武漢市殯儀館「天價招聘屍體搬運工」內幕；25日，他前往武昌火車站地下停車場訪問滯留的外地勞工；2月26日，李澤華在前往武漢P4實驗室後回家就被國安追捕，在酒店他對着鏡頭做了「最後的演講」後主動開門，然後失聯。

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是當代史上，第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前國內種種反人類暴行，或許相較之下，規模、時間、死亡人數都更大、更長、更多，但都是區域性的，而天安門大屠殺卻是世界歷史的重要部分。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首次民主變革運動遭到鎮壓，更因為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接踵而至——「一切從我們腳下開始，」流亡學生領袖王丹説，「我們是天安門一代。」

詩人兼歌手沃爾夫比爾曼夫婦來訪我家。沃爾夫比我大20多歲，回憶30年前的中國六四，他說，北京的坦克開上街頭，鎮壓了你們的民主運動，保住了獨裁，東德共產黨還發了賀電。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好辦法，在匈牙利、捷克，在1953年6月17日的東德，他們就這麽幹過。五個月後，他們差點這麽幹了，可萊比錫跟北京差不多，腦袋一望無際，老人和小孩留家中，其他人全上了街。軍隊集結待命，可人太多啦，開槍的話......於是黨中央請示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答覆：你們自己決定。如果是我，就不會下令開槍。

我一再說，我的勇氣，我的一切都源於監獄，這是我和其他中國作家不一樣的地方。在監獄裡，我受盡折磨，自殺了兩次，但我在監獄中學會了秘密寫作，還跟一個80多歲的老和尚學會了吹奏洞簫。從簫聲中體悟到「自由源於內心」。

2020年2月26日，二十五歲的Kcriss起了個大早，他像往常一樣，裹上鎧甲般的防護服，蒙上口罩和護目鏡，遠遠望去，恍若登月宇航員。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終極版問世，這是2021年7月。100年前的7月，一幫匪徒成立了他們的黨，從此，人類的災難像雪球越滾越大，逐漸鋪天蓋地，看似不可收拾。終於，他們用烈性病毒挾持了全人類。

以中國大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主題的「劉曉波在福爾摩沙」紀錄片將於6月4日在台北首映，並於7月13日劉曉波逝世6周年紀念日在紐約首映。全片起源於鄭南榕紀念碑的雕塑家林文德遺孀鄭愛華應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之請，為劉曉波雕塑了一座紀念碑後，即使是自由台灣也無處可安置的故事開始。

武漢封城改變了Kcriss的人生，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省會被封，也是第一次。大年三十，中央電視臺在演播幾十年雷打不動的春節聯歡晚會，牛頭馬面，載歌載舞，齊誦「眾志成城，抗擊肺炎」，香港戲子成龍登臺，高歌「問我國家哪像染病」，激起一片嘩然。而Kcriss卻收到一段微信：

2011年3月28號上午，有人在我家樓下喊喝茶，探頭一望，是獄友李必豐。再延伸目光，一直趴在大門口的小車沒有了。這意味著監視居住結束。

Kcriss、陳秋實、方斌，是武漢封城一個月以來，民間社會自發湧現的三個「公民記者」。他們都在國內微信和微博被封號之後，不約而同地翻越防火牆，轉戰YouTube搞疫情直播，眨眼間就擁有數百萬觀眾，紅極一時，被大夥兒稱為「自媒體三劍客」。這與武漢肺炎一樣，在中國當代歷史中，前所未有。首位本土記者叫方斌，五十七歲，服裝售貨員，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稍後回到故鄉武漢，繼續參與地下民運，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可國保對其「作案前科」瞭如指掌。他們還得知方斌平時沉默寡言，藉酒澆愁時，才會發幾句天馬行空的反動牢騷，卻口齒不清，小泥鰍翻不起大浪。可沒料到2月1日，自我介紹為「一個普通人，一個蠢人」的方斌，突然跑到武漢市第五醫院，猝不及防，舉起手機就開拍。鏡頭先是醫院過道，等待檢測的患者們東倒西歪，他逮住人就問：「死人了嗎？在哪裡？」接著返身出來，正迎上一輛廂式運屍車，車的側門和後門半開著，方斌毫無懼色地湊過去，邊指點邊拍攝邊嘆氣：「死這麼多啊……一個、兩個、三個……七個、八個收屍袋，哎呀，五分鐘不到，就抬出來八個？你說什麼？昨天還要多？哎呀，這麼多人就這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