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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鐸兄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很難拒絕。序有兩種：一是專業考量，目的在尋求專業領域內部的認證或討論；另一種是友誼的懇託，目的在邀請好友參與自己寫作或研究過程中的辛勞、鬱悶、發現和喜悅，具有分享性質。

其實政治人物會説出扯鈴、書法之類脱線的言論，並不令人驚訝，在權力漩渦裡混久了，總會有頭昏的時候。比較出乎預料之外的是，這兩天觀看幾個名嘴節目，多位令我尊敬的資深媒體人論及台灣的文化歷史元素，都很正確地指出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並很滑順的唱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閩客、日本人甚至新移民，順口再酸一下1945年之後來台的百萬民國人；但，大多數人唯獨遺忘的竟是台灣原住民，或順便帶到、聊備一格，似乎沒有人有興趣或意識到原住民在所謂台灣元素的可能獨特意義、角色和價值。

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過程，雖然漫長曲折，但相較於許多國家，應該算是平和且成功的。暫時撇開政治惡鬥和唱衰的語言，客觀上說，台灣的民主化成就值得珍惜。

國民黨內許多人對李登輝前總統充滿怨恨，將其視為國民黨敗選、台灣黑金體制惡化的罪魁禍首；事實上，如果能再深一層去看，李登輝其實應當是國民黨的資產，兩蔣強人政治消逝之後，他成功地搭建了國民黨通向本土路線的橋樑。他執政的12年，民進黨根本無法全盤「獨吞」愛台灣的本土政治資本。2000年敗選的真正原因，是同樣擁有本土嗅覺的宋楚瑜先生的出離，打亂了國民黨接班的順序，而當時李登輝選擇了站在連戰這一邊。之後，掃地出門，國民黨一夕間大方切除李登輝、宋楚瑜所代表的政治資產。

追討黨產在2004年也是大選的主軸之一，同樣是老掉牙的問題。從民主化的過程來看，它當然是必須清理的歷史業障，是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我們歡迎2016年新的政治氣象，能對這個問題有更成熟而智慧的處理。不過，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人權深度，不應當只在漢人思維的圈圈裡打轉，試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土是哪裡弄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又是怎麼取得的？

1988年回國之後，我專心投入原住民的文化復振工作，開始在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不久康寧祥先生籌辦《首都早報》，做為文化版的編委，每周得寫一篇專欄，因而逐漸養成觀察評論時事的習慣，藉以抒發一些來自原住民角度的看法，後來還收録在幾本陸續出版的拙著中。解嚴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尤其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大關節，驚嘆之餘，都留下了若干平凡無甚高論的評論，算是個人回應自己所處時代的心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