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
天鐸兄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很難拒絕。序有兩種：一是專業考量，目的在尋求專業領域內部的認證或討論；另一種是友誼的懇託，目的在邀請好友參與自己寫作或研究過程中的辛勞、鬱悶、發現和喜悅，具有分享性質。
天鐸電話上說：「糾結多年，終於寫出來了。好友當然要共襄盛舉，以壯聲勢。」老兄的邀稿顯然並非專業考量，而是友誼邀請。這種以分享為目的的序，多少帶有「威脅」的成分，卻又令人感到溫暖；下起筆來，理智和情感格外矛盾。
不過，友誼的寫法，可以泛泛地說，也可以細密地說。天鐸既然用一年多的時間，以一塊塊拼圖的方式，一步步解開一個鬱結在他心底十七年的情感、困惑與謎團；那我這篇回饋的序，似乎也可以以相應的時間跨度，和天鐸分享我對江南案的理解。不是專業的層次，純粹是生命的「分享」，是我對1970年代以來，中華民國、黨國體制和台灣主體意識變遷的觀察、焦慮和反省。轉折的時間點，就在1984江南案發生的那一年。
二.
1984年9月13日我飛了足足十個半小時的飛機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待四個半小時後，轉搭歐洲內陸飛機直飛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開始我在魯汶求學三年半的生活。第一次出國就跑這麼遠，古老大學城的秋天雖然美麗，內縮的心境，仍不免令人感到緊張、孤寂。荷語區老魯汶臺灣的留學生不多，香港的同學有一些，最多的是大陸來的留學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顯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我很快地和中、港、臺的同學們熟識了起來，兩岸三地長年的政治分隔、詭異的歷史情感、複雜的國族認同，大家在海外相遇，彼此之間充滿了好奇，都想了解對方的實際狀況和想法，我的宿舍因而成了大家聚集聊天的地方。
七O年代起國際冷戰結構的鬆解，香港媒體環境相當活絡，金庸的《明報》、李怡的《七十年代》、溫輝的《爭鳴》、金鐘的《開放》、陸鏗（大聲）的《百姓》等政論性雜誌，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也成了中、港、臺同學爭相閱讀、探索彼此的重要資訊來源。
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爆發的消息，我們就是從香港方面的報導得知的，角度多元，和臺灣媒體多所不同。事件被披露之後，很快成為我們爭論的話題。其實，臺灣的媒體環境七O年代起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戒嚴體制還在，但《中國時報》、《自立》報系、李敖的言論和雨後春筍般發行的所謂「黨外雜誌」，都成了衝撞中、港、臺政治結構的重要力量，反映了整個大時代變革的趨勢和動向。那二十年應該是兩岸三地媒體人最美好的年代，深刻影響戰後華人社會的政治、心理構造。這正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一個基礎。
三.
許多報導包括天鐸拼圖的結論，大都認為江南案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劉宜良（江南）這個人嚴重觸犯了情報工作的基本規矩，情報局相關人員的證詞，也都指向這是一件「制裁」的行動。天鐸2007年底出席竹聯幫精神領袖陳啟禮在臺北大直的告別儀式，見到張大春題贈的輓聯：
（相關報導：
風評：經濟成長4.6%，中國急需要「超越4兆」財政政策
｜
更多文章
）
這幅悼詞顯然引發了同屬國安系統的天鐸強烈的共鳴，因而開始了他長達十七年的拼圖旅程。從回憶1987年大牛（劉金生）在巴西的猝死，以及陸陸續續和江南案相關人員的直接接觸、交往。真相明顯擺在那裡：劉宜良叛國（三面間諜），情報局按程序報告、籌劃、並結合竹聯幫人員執行制裁的行動，實乃忠義俠道之舉。我並不懷疑這一連串情報局方面研析出來的判斷及其真實性。但我更想從七O年代、八O年代中、港、臺媒體大環境的背景，試著理解劉宜良這個人所秉受的時代性格。
檢視劉宜良成長的軌跡，不難發現依附軍旅可能並非他真實的志願。在那慌亂的時代，這類不得已的生命抉擇應該不算特例。他自修考進政工幹校新聞系，可能漸漸意識到「政治宣傳」和「新聞報導」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服膺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與「真相」。
其實，軍中對政戰人員角色扮演的質疑，一直都是公開的祕密。劉宜良在幹校畢業前夕遭開除、與夏曉華發展的關係，以及後來他在「正聲電臺」、《臺灣日報》、香港乃至在美國媒體界的發光發熱；在在顯示媒體工作對他有更大的吸引。這除了緣自於他個人的志趣與才華，兩岸三地政治情勢的解凍，歷史大環境的鬆軟，為新聞媒體事業創造了大好的機會。像劉宜良這樣文筆好、英文好，又多少掌握了臺灣黨政軍禁忌話題素材的人，當然會成為兩岸三地報章雜誌競相爭取的寵兒。劉宜良的幸運在這裡，悲劇也在這裡。
他寫《蔣經國傳》，動念要寫《吳國楨傳》，其實是那個爆料時代媒體人趨之若鶩的事。民國以來兩岸三地被混亂的政治局面禁錮、變造、扭曲或美化的人、事、物，遮蔽了眾人所有的視線。七O、八O年代媒體的解放，「真相」的揭發與探索，不但是群眾心裡的渴求，也有市場的需要。從毛澤東、周恩來，到蔣介石、張學良，種種有關軍閥時期、國共鬥爭的大小故事，一一提到檯面上，真假莫辨，卻滿足了大眾的好奇心。我認為這是劉宜良所屬的時代性格。
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後來嫁給傳奇報人陸鏗（大聲）。陸先生在香港創辦的《百姓》月刊，是我比利時唸書時期每月必翻看的雜誌之一。1990年代末，因戴國煇教授的引介，我有幸和兩位時代風霜人餐敘小酌，記得當日話題並未及於江南案，初次見面，我也不好追問往事。不過，媒體報導中，崔女士堅決否認其夫婿為三面間諜的說法。陸先生和許多當年與劉宜良熟識且密切往來的朋友，不少是兩岸三地有名的媒體人、知識分子和官場人士，在他們後來發表的追念文字中，都指出劉宜良善於言詞，交遊廣闊，個性爽朗且樂於助人，是一個藏不住祕密的人。百無忌諱，常說：自己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朋友們喜歡聚集在他家，可能也是因為在那裡才能暫時丟開兩岸三地種種禁忌話題，可以一吐為快。這樣的自信和安全感從哪裡來的呢？
我和夏曉華先生的子女都是舊識，老夫人在世時曾去過他們陽明山的老家吃飯、唱老歌。老夫人過世後，還和其他友人受邀幾次參與夏氏兄妹的家宴。除了曾獲贈夏曉華先生《種樹的人》一書外，我和夏氏兄弟在一起，從未談過和他們父親相關的事，更沒有論及江南案的始末。不過，在網路上卻曾看過夏禹九兄一分訪談紀錄，令我印象深刻。因父親的關係，禹九三兄妹從小就和劉宜良熟識。赴美留學期間，禹九曾到華盛頓特區探望當時住在那裡的劉先生，禹九是這樣說的：
（相關報導：
風評：經濟成長4.6%，中國急需要「超越4兆」財政政策
｜
更多文章
）
「我去找他，到了他家客廳，他才問夏鑄九去哪？我說夏鑄九去玩，然後就會回臺灣。劉宜良對臺灣非常反感，他一直叫夏鑄九不要回臺灣。他聽到夏鑄九回臺灣，就跳起來說：怎麼走了！然後他就叫當時唸小學的兒子出來，問兒子說：你是什麼人？他兒子大聲地說：我是美國人。劉宜良再問：美國國歌怎麼唱？他兒子開始唱星條旗國歌。這個印象非常鮮明，劉宜良認為他已經是美國人，所以中國大陸跟臺灣拿他沒有辦法。這是他的背景。」（引自「你說對不對」活動第二場的文字整理。時間2014年7月4日。主持人袁孔琪；與談人：夏禹九。發表時間，2015年7月19日）
我想，「我是美國人」這樣的心理認知，正是劉宜良敢於放膽說話、揭發「真相」的底氣。他像是一隻擺脫了兩岸三地烏煙瘴氣、密不透風、令人窒息的籠中鳥，以為可以自由飛翔、歌唱（這何嘗不是那一代人共同的夢想）。他顯然太過於樂觀，低估了保守力量的反撲。
四.
做成「制裁」的結論，又是根據什麼樣的邏輯呢？如果理解當時兩岸三地媒體世界大變動的趨勢，各種對兩岸政治領導人誣蔑、揭露的八卦書籍和文章到處都有。江南《蔣經國傳》的內容，其實大都逃不出坊間流傳的耳語，估計《吳國楨傳》也寫不出什麼太驚天動地的內容。那麼，臺灣的情報單位，為什麼要大動干戈、籌劃一個到美國那麼敏感的地方，執行制裁的任務呢？劉宜良的爆料有到那麼高國安層次的顧慮嗎？在我看來，「三面間諜」，做為制裁的理由是相當薄弱的，當時的媒體環境（現在恐怕更嚴重），因各方面的爭取所產生的種種訊息交易，應該是相當普遍的事，能不能認定它就是間諜行為，恐怕還有檢討的空間。嚴格說來劉宜良不能算是我方正式的諜報人員，作為付費的線民，能不能以「制裁」的理由加以約束，這都令人質疑。
談到權力核心和政治敏感議題時，我總會想起我九十二歲大表哥的特殊經歷與見解。他在1950年代初甄選入國防部二廳外勤班，接受諜報訓練。之後去日本，並輾轉歐、美、亞、非等各地執行任務。1960年代初派遣大陸，不久文革爆發，被捉入獄。
1990年代初，我們才得知他還在世，經多方努力，得以回臺終老。多年前某日，他看我入朝為官，一臉嚴肅地問我：「你現在進入官場，我問你：有沒有人願意為你死？」我當場愣了一下，這是什麼時代，做官還要有人願意為你死，你不被罵得臭頭已是萬幸。我當時回答：「當然沒有，我也不想有。」大表哥哼一聲冷冷的說：「那你沒有用！」隨後他舉經國先生為例。他說：「我們外勤班，不屬於情報局，我們屬於國防部，直接受經國領導。救國團、政工幹校才是蔣經國掌握權力的真正骨幹，大家都願意為他死。」我雖不認同他的看法，但卻相信這是「權力」（power）這個東西最最核心的邏輯，是最理性的非理性力量，清冷且充滿秋天肅殺之氣。情報和國家安全的工作，即是最接近權力核心的工作，很難用一般邏輯來規範，尤其在一個威權體制的時代。這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二個基礎。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江南案發生前後臺灣內部「權力核心」的變化及其面臨的問題。臺灣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之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最後並接掌大位。這中間面對國內外嚴峻的挑戰，政府之所以能一一克服，免於社會的動盪；在經濟高度成長的同時，又能逐步完成臺灣民主化的工程，這當然需要許多積極條件的配合；但，權力核心的穩定，應該是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正因為蔣經國在父親全力的栽培下（這當中當然有許多的故事可以說），權力核心的移轉才得以平和順遂。
（相關報導：
風評：經濟成長4.6%，中國急需要「超越4兆」財政政策
｜
更多文章
）
前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是江南案的關鍵人物。（顏麟宇攝）
隨著臺灣社會的解放及民主的深化，也由於蔣經國總統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七O年代後期，權力核心的鞏固，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不同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權力移轉，戒嚴令支撐下的黨國體制，即使受到外界若干的批評，威權的力量仍在，只要掌握關鍵的統治機器，權力核心依然穩固。但是，後蔣經國時代的權力安排，明顯和之前的狀況有了本質上的變化。臺灣主體意識崛起和民主化的工程，已經不是原來的黨國體制所能框限，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一直到1984年的江南案，在在顯示中華民國正在面臨一次國家體質的變革，情報、國安系統首當其衝。「願意為你死」的古典精神，必須從「領袖」、「黨國」或某種「意識形態」的牢籠裡掙脫，找到一個更制度性的安頓。困難就在這裡！
1979年至1983年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所主持的「劉少康辦公室」，一個統合黨、政、軍、特的編組，反映了國安系統急需建立快速、靈活回應社會突發事件的機制。結果並沒有成功，徒然增添了指揮系統上的紊亂。劉少康辦公室的設置和王昇的啟用，隱隱透露出鞏固「權力核心」（蔣經國）的思維比較是個人親信的考慮，而不是因應民主化所需要的客觀制度性的變革。不同於之前兩位蔣總統父子的權力移轉，「權力核心」及其周邊的鞏固力量，是充滿焦慮的。新的領導核心該是誰？誰是下一個效忠的對象？好讓大家繼續為他死，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感。這才是1984年前後，中華民國情治環境的真實狀況，也是江南案一個不該發生卻終於發生的悲劇之時代背景。
天鐸以「大汪」（汪敬煦）、「小汪」（汪希苓）內鬥作為其重要拼圖之一，我雖不敢說全無道理，但無法讓我們掌握到問題的本質。大時代變化的力量，豈能是個人私願所能左右？事件主角之一的陳啟禮事後批評：「小汪沒有擔當，他後面的人也沒有擔當」。並認為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陳自己，由他一人承擔，就不會惹出後面這麼多麻煩。時代的巨輪哪裡是個人意志所能撼動的呢？
蔣經國總統晚年，不論他個人知不知道，其權力周邊，的確有官邸、家臣或其嫡系在考慮、安排權力核心移轉的舉動。情報局以劉宜良寫《蔣經國傳》且著手要寫《吳國楨傳》，詆毀國家元首，做為「制裁」的理由之一，是台灣民主化之前的舊思維，是威權時代的產物和情感。天鐸花了不少筆墨描述汪敬煦將軍接掌國安局之後興革的新氣象。汪先生我完全沒有私交，卻有數面之緣。早年我曾住在新店，樓下一對朱姓「外省」老夫妻及其兒女和我們過從甚密，我的兩個女兒幾乎是他們照顧帶大的。後來知道，朱先生曾為何應欽將軍開過座車，後來更長期做了汪敬煦將軍的駕駛兵。朱先生一家人曾都住在大崎腳，汪將軍住在那裡，前立法院長劉健群也住那裡。朱太太原本在劉健群家幫傭，因而結識了朱先生。當時住大崎腳的，還有何應欽將軍的弟弟何應瑞。何將軍沒有子女，弟弟將三女兒何麗珠過繼給哥哥，大女兒則嫁給了汪敬煦。二戰期間汪先生因英文好，曾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的侍從參謀。兩家深遠的關係，可以想見。
我和汪先生就是在朱先生兒子結婚的典禮上遇見的，之後還在若干場合見過面、打過招呼。雖然如此，從朱先生夫妻口中，卻常聽到汪先生做人處事的一些風格，和天鐸的描述，頗為脗合。汪將軍工兵出生，有過作戰經驗。從工兵署長一路上來，並在台灣大變革的關鍵十年（1974~1984），擔負起中華民國情治首長的重要位置，身處風暴中心。他擔任過憲兵司令（1974~1975）、情報局長（1975~1978）、警備總司令（1978~1981）、國安局長（1981~1985），經歷了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和江南案等重大案件，每一個案件都有牽動臺灣歷史走向的能量，汪先生也成了箭靶。
（相關報導：
風評：經濟成長4.6%，中國急需要「超越4兆」財政政策
｜
更多文章
）
陳啟禮執行槍殺江南行動，後以「一清專案」被捕入獄。（新新聞資料照）
在那關鍵年代，能將情治敏感的工作交給汪敬煦先生，顯示層峰對他絕對的信任。然而，從汪先生許多口述資料中，他常強調自己是職業軍人，面對的是國家，並不與官邸的人做私下的往來。討論如何處理劉宜良問題的前置作業時，許多資料顯示的確有官邸或親近官邸的人介入，也邀汪先生參與。這些事態汪先生應該是知道的，但似乎並沒有積極配合，其中的難處，不難想像。江南案事發之後，國安局發動「一清專案」，能不能將它簡化成自己人內鬥？我是高度懷疑的。軍隊國家化，權力核心轉移的民主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逆反的道路。李登輝總統的接班，後來幾次的政黨輪替，都需要一個新的思維和精神來面對。江南案是翻過威權時代第一頁的開始。
五.
大學時代讀過勞思光先生的《歷史的懲罰》一書，裡面一段話令我難忘至今，他說：「人在任何歷史階段中，一方面他要受已有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一方面他卻可能據其自覺的活動創生新的條件，以改變未來之歷史。人是以往歷史的奴隸，卻是未來歷史的主人。在歷史的因果關係下，人只能承擔一切已成立的歷史之過，但又能為未來種下新的果實。倘若人所處的歷史階段，正遇上已成立的歷史條件都給人類帶來苦難，則人對這種苦難只有承擔；但人仍可以為未來留下種子，以待新條件成熟，而使苦難解除。」
其實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政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個人，都各自有其因果；我們的價值判斷，我們所追尋的「真相」，充滿著縫隙，這些縫隙也是一切悲劇的根源。這一篇序寫得這麼長，不是要和天鐸抬槓，只是想從我理解的「大背景」補充一些觀看江南案的視角。做為一個外行人，我只能盡其所能，真誠地表達內心的想法。誤解和不周延的地方，只能請大家見諒。我固執的大表哥，非常反對我寫這類涉及情治事務的文章。我說這可以留下歷史記錄，以供後人參考啊。他說：「我們選擇這條路，就是打定主意要做無名英雄，真相對我們不重要。」問他有沒有遺憾？「有什麼遺憾？我很多同志第一次出任務便被打死了。我沒有什麼本事，只是幸運，才能活到現在。」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了解一切，就會原諒一切。」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擔當！
（相關報導：
風評：經濟成長4.6%，中國急需要「超越4兆」財政政策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