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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代晚期，赫緒曼已是備受敬重且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叛離、抗議與忠誠》的出版不只把他從發展經濟學的領域當中解放出來，還使他的知名度躍升到全然不同的層次。赫緒曼藉由這本書創造了一套新詞彙，讓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討論橫跨不同學科領域的問題。

另一項將赫緒曼的分析架構複雜化的研究，可以見於巴里的著作。他把沉默這個鏡像類別對立於抗議，注意到赫緒曼在抗議當中把兩種非常不同的現象混為一談：一種是群體動員以追求集體的善這種社會抗議，另一種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抗議。提出這項複雜化的巴里甚至認為，赫緒曼如果把自己的分析與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ofCollectiveAction）結合起來，必可因此獲益。這項提議雖然引人注目，但恐怕說服不了赫緒曼，因為他對奧爾森那本書懷有偏頗而簡化的觀點。這是基於赫緒曼對搭便車者幾乎本能性的厭惡，也是基於奧爾森對某些事物確實頗為負面的描述，包括政治團體、致力於「注定失敗之事」的人士，甚至是群眾運動：他認為群眾運動不但「無理性或不理性」，而且具有疏離性，還狂熱奉行特定意識形態，是社會當中的「偏激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