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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1971年秋天，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也開始推動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國家面臨重大危機，讓當時已取代年邁父親蔣介石逐步接掌國政的蔣經國，決心開啟台灣政治「本土化」工程，藉由栽培與吸收更多本省籍菁英進入黨政體制之內，配合政府推動政治革新與經濟建設等策略，以維繫國民黨在台威權統治正當性，此一政治工程讓蔣經國開始注意到李登輝並栽培之，結下彼此之間往後近二十年的深厚緣分。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最後一天，美國務院收到一份來自台北大使館的機密電報，其內容是大使館政治參事傅嵐（JerryFowler）與彭明敏、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Thornberry）與納嘉岩（NishanJ.Najarian）等人餐敘的談話紀要；彭告訴這些老美，蔣經國正與北京暗通款曲，彭的一位日本學界友人透露兩年前小蔣訪美結束取道東京返台時，曾與在日本的中共人士秘密接觸，證據確鑿，彭因而認定一旦老蔣去世，小蔣將把台灣拱手交給北京治理。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1950年初，播遷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還面臨一項挑戰，即該如何妥善處置於國共內戰失利的殘兵敗將。當時胡宗南部隊所轄兩個師，共3萬餘兵力，仍據守川康邊界的一小片領土，艱困地抵禦著不斷進逼的28萬共軍部隊。同時，在滇緬交界，仍有一批國民黨游擊部隊，正奮力守護著一塊反共基地。蔣介石倉促離開成都之後，胡宗南在西昌設立行營，欲將川康地區打造為一個可持久作戰的反共游擊地。為了強化西昌的防禦，蔣介石打算利用滇南國民黨游擊隊所控制的蒙自地區，作為後勤補給的轉運站，具體行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包括第1批5萬加侖的燃料與其他物資裝備，從海南島經由蒙自轉運到西昌，台北同時也利用陳納德所運作的民航空運大隊，自蒙自運出當地所出產的錫礦砂並外銷牟利，作為支應國軍部隊在大陸西南地區的軍事開銷。蔣介石為了表明捍衛西昌到底的決心，還派蔣經國與其他高階將領冒險前往視察，同時擬具各種可行的防禦策略，設法持久守住川、康、滇交界處的國民黨控制區。

「（自澎湖）回到台北與妻兒聚首，此時此地見面，更有一番感慨，我們將要長期流亡了。」─蔣經國日記。

隨著雲南省主席盧漢等西南各省國民黨軍政人物的變節投共，蔣介石除了離開中國大陸之外，已別無選擇。1949年底發生在四川、雲南等西南諸省一連串的外交與政治演變，不僅加速了國共內戰的步伐與結局的到來，也無可避免地讓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土的核心部分。儘管雲南「起義」後，撤退台灣成了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無可迴避的抉擇，然而直到離開大陸之前的最後一刻，蔣介石對於台灣究竟是否為他安全無虞的棲身之地，仍心存疑慮，特別是美國的態度，讓他非常不放心。

自從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並重新軍援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對台灣的軍、政與外交影響力明顯增強。蔣介石雖樂見台灣的安全因韓戰的爆發而獲得保障，但心理上他是否真心信任美國，仍不無疑問。自1950年初起，為了平衡與抵消美國對台灣軍事決策的影響力，蔣介石曾起用一批日本退役軍官，來協助訓練國軍部隊，擬定作戰與社會動員計畫，並承擔國軍軍事思想、教育與改造等重要任務。

在離開台北返回大陸前，蔣介石與台灣各新聞媒體會晤，表達他對台灣各方面建設與發展留下深刻印象，並表示「希望各位與台灣全體同胞，共同努力，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然而台灣此時的實際情況，可能比蔣介石本人想的還要糟；1946年間，台灣本省籍工人的失業率已達到80%，1947年1月間，台灣省的大宗商品物價指數已不忍卒睹，糧價上漲7倍，汽油燃料與建材上漲14倍，肥料上漲竟達250倍，台灣的資本財與糧食稻米常消失於大陸黑市，已是司空見慣。貪汙猖獗的情形，讓外交圈普遍傳聞，自1947年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分配給台灣的救濟物資，一經陳儀身旁官員之手，就憑空少掉一半。台灣回歸中國約1年左右光景，當地的中產階級已瀕臨破產。

中美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可以說從是從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開始的。1943年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一年。1月，中華民國與美、英兩國簽訂平等新約，其他同盟國相繼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與國府重新商訂新約，中國百年來次殖民地的桎梏終告解除。

中國在華府接洽美援及採購物資的單位是世界貿易公司（UniversalTradingCorporation,UTC），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迅速增加，世界貿易公司功能已不敷使用。宋子文認為擴大美援及中美合作的機會來了，1941年初，他重組世界貿易公司，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資的新機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ChinaDefenseSupplies,Inc.,CDS，簡稱「國防供應公司」），目的是「在羅斯福總統身邊組建援華人士，以確保美國援華政策切實滿足中國的需要。」國防供應公司（CDC）績效顯著，很快成為國民政府在華盛頓的有影響力的機構。

「特使外交」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特殊的現象之一。國府當時重大外交決策集中於蔣介石，蔣曾多次指定專人為特使，執行特殊的外交任務。例如，抗戰前期，蔣介石曾指派楊杰、賀耀祖、孫科以特使身分赴蘇聯爭取支持，交涉結果直接彙報蔣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