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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ComingofAgeof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of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鄧小平逝世與香港九七回歸兩件大事構成一道分水嶺，劃分出尚未消逝的舊中國與可能浮現的新世界。這兩個事件雖說意義重大，但其影響力卻仍不及同時期其他涉及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重大發展。與此同時，二○○○年在臺灣舉行的總統大選產生了極大變化。民進黨的陳水扁以「臺灣之子」的姿態脫穎而出，成為第一位出身本土政黨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上任後針對臺獨議題屢屢以強硬姿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喊話，為東亞政局激起波濤。此舉迫使長期由蔣介石及其家族掌控的國民黨重新審視自己與對岸政權之間的關係。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abacco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

利瑪竇在華居住、工作時，在位的皇帝是萬曆，而在漫長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由於皇帝不問朝政，充當他與官員之中間人的太監權力特別大。利瑪竇很快就知道，太監控制獲利甚大的大運河漕運，因此，只要能和太監同行，他就和他們同行——權勢甚大的太監能快速通過一道道閘門，而正常情況下，過閘的船可能要付高額費用，且仍可能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過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