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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來探視的朋友，多半情深義重。他得搭一個小時飛機或者四個小時火車。到了機場或車站，只能乘特別預訂的計程車，因為，山居太偏僻。不在導航地圖上。有一次一個訪客在機場叫車，司機不識路，被導航帶到深山中一個芒草覆蓋的廢棄大坑去了。

柏林圍牆垮下來、共產制度崩潰的時候，我在柏林。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新躍大學以「從村落到都會——我的私房文化相簿」為題演講。負責轉播的新加坡《聯合早報》，首度採取華文世界同步直播的方式，連結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台灣等地，上萬名華文世界各地讀者與現場滿座一千六百名聽眾同時聽講，是建立華文世界溝通平台的一種模式。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應台灣大學法學院之邀，以「政治人的人文素養」為題發表演講。講稿廣為流傳，被視為近百年來大學演講的經典。

人們說，有「野火」專欄的那一天，《中國時報》的零售要多好幾萬份。我，有踩著鋼絲跳舞的感覺。我不面對媒體，大部分的讀者，仍舊以為「龍應台」是位老先生。

十一月，在東北，在華北，都是下雪的天氣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氣茫茫，城與城之間鋪過的路面，被坦克輜重壓得爆裂，凹凸不平；砲彈落下之處就是一個大坑洞，一輛吉普車可以整個沒入。鄉與鄉之間的土路，千百萬輛馬車、牛車、獨輪車軋過，路面被木輪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溝；突起的泥塊，迅速結凍以後變成尖峭的剃刀片，行軍的人，穿著的鞋子被割破，腳肉被切開。

如果有一本書，在出版之後的很多年裡，我不太願意談、不太願意討論的，那就是《目送》。不僅只不願意談，二○○八年出版時，連新書發表會都沒有開，也沒有一場正式的讀者會。很長的時間裡，我無法在別人面前讀《目送》的文字。

軟枝黃蟬有個英文名稱叫黃金喇叭；種在欄杆旁，熱帶的陽光和雨水日日交融，會讓面山的這片陽台很快就布滿黃金喇叭，每天太陽一探出山頭，一百支黃澄澄的喇叭就像聽到召集令的衛兵號手一樣「噔」一聲挺立，向大武山行注目禮。

    把「自己」從網絡的黏著裡找回來，困難嗎？

服務的女生，看起來是個工讀生，梳著馬尾，坐在櫃檯後面低著頭看手機，老闆進來她頭也不抬。員外親手調製了兩杯哥倫比亞咖啡，端到我面前。咖啡座旁邊是個小書架，架子上擺著《天下雜誌》、《商業周刊》、《科學人》，還有一本打開的哈佛大學桑德爾的《正義》。

走路去菜市場時，在電梯口碰見房東。他抱著他褐色假牛皮皮包正要進來；皮包鼓鼓的，一定是收租回來了。

《柏林脈動》（TheBerlinPulse)是德國一年一度的外交及國際關係專刊。作者群包括學者、智庫專家、政府官員。今年最新出刊的《脈動》特別做了中國專題，作者有五位，分別是：中國的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日本眾議會議員MinoraKiuchi、巴黎的中國問題專家FrancoisGodement、曾任澳洲駐華大使，現任外交及貿易秘書長的FrancesAdamson，以及台灣的龍應台。本文為龍應台專文譯稿。

鱒魚和你一樣，

教育部拖延任命台大透過遴選機制選出來的校長當選人三個半月。拖延的理由一再變動。

最貼近內心、最柔軟的事情，

那麼，何必遲疑呢？

我們是在山河破碎的時代裡出生的一代，

我的孩子夥伴們

今天來到錢穆先生所創立的新亞書院，不得不想起與錢先生有交集的一個微小但是獨特的「當事人」關聯。一九九九年秋天，我踏進台北市政府大樓，第一次擔任公職。大概三個月後就去視察兩個老房子－－外雙溪錢穆先生的素書樓和陽明山林語堂先生的故居。

張思之，中國知名律師，六四事件後，參與鮑彤、魏京生、王軍濤等政治犯辯護，被譽為「中國律師的良心」。青年時期即投入中國遠征軍，對日抗戰勝利後進入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中共建政後參與接管北平地方法院，是中國第一代司法人，然而，反右運動開始他成為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份子，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勞改；一九七九年重返律師界，為多起政治性極強的案件辯護，他曾自嘲，「一件都沒打贏！」二００八年，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宣布，授予張思之該年度的佩特拉ㆍ凱利獎，以表彰他「為在中國保障人權和建設法制國家及律師制度做出的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