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貼近內心、最柔軟的事情，
我們都是避著眾人的眼光做的……
前幾天特別去了一趟銀行。我對打著領帶的禿頭經理單刀直入，「有什麼手續我現在辦理，可以讓兒子們不需要我就能夠直接處置我的帳戶財務？」
我耐心說明，「就是，如果我明天暴斃了，他們如何可以不囉嗦，直接處理我的銀行帳務。」
不方便
經理緊張地用手指頭敲他的桌子，連續敲了好幾下。這是美國人的迷信手勢，誰說了不吉利的話，敲一下木頭桌子，「老天保佑」，就可以避開厄運。
緊接著他把食指豎直在嘴唇，說，「不要這麼說，不要這麼說。」我這才看到，經理嘴唇上留著一道小鬍子，像一條黑色毛毛蟲趴在那裡睡覺。
接下來的將近半小時的討論中，他敲桌子敲了好幾次。這個談話很明顯地讓他渾身不適應。每次我說到「我死後」，他就糾正我，「當你不方便時」。
結論就是，兒子已經被加入了我的帳號共同擁有人名單內，所以當我「不方便」時，他們只要知道密碼，就可以直接處置。
站起來要說再見時，他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我覺得蹊蹺，問他，「還有問題？」
動作快
他猶豫了半天，終於下了決心，說，「我不該說的，但是……是這樣，因為你是名人，我們一看到報紙說你不方便了，就會立刻凍結帳戶。」
我腦子轉了幾轉，說，「你的意思是，我的兒子動作要快？在報紙披露我的死訊之前就？」
回到家裡，興沖沖跟安德烈和飛力普視訊，詳細地把過程說了，然後諄諄告誡：「銀行若是凍結了帳戶，你們可就麻煩了，所以你們動作要快。」
安德烈用福爾摩斯的冷靜聲調邊想邊說，「媽，我有沒有聽錯，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在你死掉的消息傳出去之前，趕快去把你銀行帳戶裡的存款取走？」
我高興地說，「你好聰明。對啊，存款雖然不多，手續麻煩很大。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等到報紙都說我死了，你們在之前就去取款，留百分之十繳遺產稅。如果等到銀行凍結了帳戶，你們就還要飛到亞洲來處理，你們中文又爛，到時候沒完沒了。」
安德烈繼續抽絲剝繭，「所以，你一斷氣，我們兩兄弟就直奔銀行？」
我已經聽出他的意思，驚悚畫面也出來了，嗯，確實有點荒謬，但是，實事求是嘛，我說，「是的。」
安德烈慢條斯理地說，「這麼做，你覺得全世界會怎麼看我們兩個？」
我沒真的在聽，我繼續想像那個「不方便」的時刻，繼續說出我的思索，「其實，誰說一定要等到斷氣，早幾天未雨綢繆不是更好，看我不行就先去銀行吧……」
「媽，」安德烈大聲打斷我，說，「如果我們照你的指示去做，整個華人世界會認為你是『非自然死亡』而且我和飛力普有嫌疑，你想過嗎？」
臨終
美君，你和我們也曾經那麼多次的「昔日戲言身後事」。問你「要不要和爸爸葬在一起？」你瞪一旁的爸爸，說，「才不要呢，我要和我媽葬一起，葬淳安去。」
整個故鄉淳安城都沉到水底了，這原來已經是美君的大痛，爸爸再抓把鹽灑在傷口上，說，「這就叫死無葬身之地，美君一定還是跟著我的哩。」
這麼說著說著，時光自己有腳，倏忽不見。彷彿語音方落，爸爸已經真的葬在了故鄉湖南，墳邊的油桐樹開過了好幾次的花，花開時一片粉白，像滿山蝴蝶翩翩。墓碑上留了一行空位，等候著刻下他的美君的名字。
小時候，朋友聽到我們這樣笑談父母身後事，大多駭然。到現在，朋友們自己都垂垂老矣，這卻仍是禁忌。不久前和一個老友說話，他九十五歲的母親在加護病房裡，問他，「媽媽說過身後怎麼辦嗎？」
安靜了好一會兒，他又說，「母親唯一說過的是：不想死在醫院裡，想在家裡。」
美國做過調查：百分之八十的人希望在家裡臨終，但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醫院裡往生。現代世界最「違反人權」的應該就是這件事吧？朋友悲傷的眼睛流下了止不住的淚水，七十歲的老男人泣不成聲，「她唯一的願望，我都做不到……」
醫療照顧，不得不在醫院裡，但是臨終，為什麼不能在家裡呢？隱私，是人的尊嚴的核心，所有最疼痛、最脆弱、最纖細敏感、最貼近內心、最柔軟的事情，我們都是避著眾人的眼光做的：哭泣時，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傷心時，把頭埋在臂彎裡；心碎時，蜷曲在關起來不透光的壁櫥裡；溫柔傾訴時，在自己的枕頭上，讓微風從窗簾悄悄進來。
請問，這世界上，還有比「臨終」更疼痛、更脆弱、更纖細、更柔軟、更需要安靜和隱私的事嗎？我們卻讓它發生在一個二十四小時不關燈的白色空間，裡頭有各種穿著制服的人走進來走出去，隨時有人可能掀起你的衣服、拉起你的手臂、用冷冷的手指觸摸你的身體；你聽不見清晨的鳥聲，感覺不到秋天溫柔的陽光，看不見熟悉的親人，也聞不到自己被褥和枕頭的香皂氣息，但是你聽得見日光燈在半夜裡滋滋的電流聲、心電圖的機器聲、隔鄰陌生人痛苦的喘息聲，你更躲不開醫院裡滲透入骨髓的消毒氣味，那氣味在你的枕頭裡，在你的衣服裡，在你的皮膚裡，在你的毛髮、你的呼吸裡。
我們讓自己最親愛的人，在一個最沒有隱私、沒有保護、沒有溫柔、沒有含蓄敬意的地方，做他人生中最脆弱、最敏感、最疼痛的一件事——他的臨終。
啟程準備
老淚縱橫的朋友幾天後就送走了他的母親，在醫院裡。然後全家人陷入準備後事的忙碌。因為從不曾談過，所以還要先召開家庭會議從頭討論一番。
我和朋友去登大武山之前，大家光談裝備就談了好久。拿著清單到登山店去買東西，老闆還和我討論每一件裝備的必要性和品牌比較。出發之前三個禮拜，每個人都得鍛鍊肌力。我呢，則是找了一堆關於大武山的林相和植物的書，一本一本閱讀。
第一次搭郵輪，邀請的朋友發來一個隨身攜帶物品清單，還包括簽證和保險的說明。搭過郵輪的親朋好友也紛紛貢獻經驗談。
第一次去非洲，給意見的也很多，去哪些國家需要帶什麼藥，哪些疫區要注意什麼事情，野生動物公園要怎麼走才看得多，治安惡劣的地區要怎麼避禍。
也就是說，遠行，不管是出國遊玩求學，不管是赴戰區疫區，不管是往太空海上探險，我們都會做事前的準備，身邊的人也都會熱切地討論。
還有些遠行和探險是抽象意義的，譬如首度結婚——那不是探險嗎？人生第一個工作——那不是遠行嗎？也都充滿了未知，也都有或輕或重的恐懼和不安，但是我們一定會敞開來談，盡量地做足準備。
那麼死亡，不就是人生最重大的遠行、最極端的探險？奇怪的是，人們卻噤聲不言了。不跟孩子談，不跟長輩談，不跟朋友談，不跟自己談。我們假裝沒這件事。
結果就是，那躺在日光燈照著的病床上面對臨終的人，即將大遠行、大探險，可是，我們沒有給他任何準備：沒有裝備清單，沒有心理指南，沒有教戰手冊，沒有目的地說明，沒有參考意見。沒有，什麼都沒有。
他要遠行的地方，確實比較麻煩：非但凡是去過的都沒有人回來過，而且，每一個去過的人都是第一次去。
這個大遠行，沒有人可以給他經驗之談，然而這又是一個所有的人都遲早要做的行程，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是關切的。目的地無法描述，並不代表「啟程」的準備不能談。登山店裡的店員不見得登過大武山頂，但是店裡頭什麼裝備和資訊都有。
因為害怕，因為不談，我們就讓自己最親愛的人無比孤獨地踏上了大遠行蒼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