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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宣稱必須做出「明確而緊迫的抉擇」，因為世界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我們面臨著世界決定性十年的到來—這十年將真正決定我們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對著同一群聽眾，似乎也回應了這一觀點，他宣稱「世界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中華秩序在全球主義、人文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措辭的精心裝飾下，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誘人的「民命」，即「天命」的當代版本。」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是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式西發里亞體系。身處其中，作為一個復辟的秦漢政體，中共黨國受其內在政治邏輯所驅動，不得不始終關注其最大的外部生存性威脅，即美國的存在和力量。」

「中共黨國代表了一種不同質的政治治理模式，一種競爭性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願景。它不可避免地挑戰現有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即美國及其盟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整體來看，中華博弈，尤其是中美競爭，始終關乎中共黨國的政治乃至實體生存，而且從競爭的全球性和系統性來看，也關乎美國作為世界領袖和民主法治之主要體現的生存。」

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政治體系次優化的另一個深刻明證，是中國持續缺乏創新和發明。對於研究過帝制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史的觀察者來說，這當然不足為奇，正如我在本書的前傳《中華秩序》中試圖呈現的。從13世紀晚期的宋末到19世紀晚期，整個中華世界在數百年內基本上都毫無創新。在強加的西發里亞式體系下，中國人迅速向西方學習，並開始產生自己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華民國短短的三十年裡，雖然烽火連天的內外戰亂始終不斷，卻孕育出許多一流的華人學子和學者，後來在許多科技領域卓然有成。這些科學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中國或海外），主要在西方或西式的實驗室、大學和工廠工作。自1957年以來，已有9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其中7人在中華民國長大並接受基礎教育，只有1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完成其獲獎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迅速中斷並扭轉了此前上個世紀的許多社會文化變革。雖然今天的中國在社會新潮和流行文化方面看似明顯西化，就像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但其實後者原本相當大的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早已被扼殺殆盡。在晚清和民國時代，中國有數百種期刊和出版社，其中絕大多數（包括公開鼓吹造反的中共出版物）獨立於政府，並且能避過國家審查，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許多主要城市都有外國租界。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數量算相當多的出版商之中（579家出版社和1,943家報紙），如果沒有通過中共在全世界最嚴密有效的審查制度下的「批准」和「管理」的話，幾乎沒有任何一家能夠生存下去。

中國人民，包括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菁英，一直都忍受著生活在中共黨國造成的「中國次優化」下的不幸。人們秉持「吃苦」或「認命」（amorfati）的傳統，將這一無奈而必須的「忍受」昇華為「美德」，就像從前在秦漢政體帝國統治下的祖先們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階級，即黨國幹部，卻實實在在地擁有相當高的生活水平，享有社會地位、權力、財務穩定、配給的各種特權和奢侈品、額外（通常是灰色或黑色的）收入，以及所謂的「特供」。

挪用毛主義遺產，廣泛甚至滑稽地模仿毛澤東，使得新的個人崇拜大為盛行，尤其是自2017年習近平改組中共高層以來。習主席獲得毛主席「人民領袖」的特殊稱號，被認為是全智全能，能撼天動地、改天換地，能「確保人民幸福」，完全具備成為新時代急需的「全世界偉大政治領袖」所需要的「四大核心能力」。習已經為中國內外的幾十種事業和抱負「明確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從贏得足球比賽，發展互聯網和保護環境，改善教育和醫療保健，「宗教中國化」以求其「久安」，使每一個地方都富裕、讓人人都快樂，到引領「人類高質量發展」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習近平要為全世界人民治黨治國治全球。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成為超過毛地位的「紅色皇帝」，似乎已成為習及其支持者們追求的夢想目標。

習近平於2012年成為中共總書記，是第一個不是由毛澤東或鄧小平直接選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雖然其父親（中共高級領導人）曾被毛清洗入獄多年，習近平身為毛澤東統治下的產物，很快就開始效仿毛澤東。擁有博士學位的習近平，似乎對展示自己的教育和學養格外在意；觀察家們則認為，他是不斷夢想成為第二個毛或者更好的毛。憑藉其強大宣傳機器的造神加持，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以毛第二、甚至更高的形象出現，儘管許多人都認為他並不夠格。中共的歷史也隨之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