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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在街上遇到的孟加拉少年札希德告訴我，他在離開利比亞前曾與人蛇集團打過交道。「那些跟利比亞當地的企業與工廠老闆合作的孟加拉人口販子招募我們入夥工作，然後欺騙我們。我們在利比亞的工廠裡成了奴工。當時我們對自己的工作與這個國家一無所知。」

返回城鎮中心的羅馬街，過了午夜，街上燈火通明。就連街尾的歷史博物館還有人活動，他們坐在戶外長凳上，一邊聊天討論，一邊用極大尺寸的平面電視看著博物館當晚精選的紀錄片。這座博物館也收藏二戰錄像檔案。出乎意料的是，有個名叫辛尼・科漢（SydneyCohen）的人，在這兒可說是知名人士，他二十二歲時還是倫敦東區一座紡織廠的切割工，二戰爆發後，他出任英國皇家空軍中士。一九四三年六月，科漢的座機燃油所剩無幾，羅盤也出了狀況，因此決定在距離自己最近的島嶼蘭佩杜沙迫降，他的機組員也都準備投降了。他們萬萬沒想到才剛降落，便見島民衝向飛機，誤以為科漢跟他的人馬是來占領此處的而迅速投降。從那之後，人們便戲稱辛尼・科漢為「蘭佩杜沙之王」。

有些人問我為何不寫蘭佩杜沙島的美好地景或是陽光燦爛的沙灘，反而去紀錄這一個個悲劇。我希望這些人到當地看看吧。對島民來說，這麼多移民在地中海溺斃一事，無疑是沉重的負荷，因此也影響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以及與外界的關係。豎立在島上的「歐洲之門」，代表島民的悲傷與尊重。在海面數公里外的船隻，遠遠便能看見這座門。難民的悲劇成了蘭佩杜沙島的集體記憶，是他們過去與當下的一部分。

午夜上了船後，實在身心俱疲，儘管這個十月的夜晚，海上還算相對平靜，但我幾乎沒怎麼睡。躺在三張塑膠椅排成的床榻上，手被夾在中間的感覺讓人無法入眠。相鄰的休息室，幾個當地乘客用大螢幕觀看翻譯成義大利語的《X音素》。我們預計天亮後抵達，而我分分秒秒都在倒數。

比起歐洲，義大利的蘭佩杜沙島離非洲更近。抵達島上幾天後，我認識了札希德、賽伊德和阿西夫，他們來自孟加拉的小村落，都未滿十八歲，當初乘著小艇橫渡地中海時，在沉船之際幸運獲救。他們先是光腳走了好幾天，後來位於島內偏遠地區收容營的工作人員才給了他們幾雙夾腳拖鞋。三人之中，札希德身材高大，穿著一件來自孟加拉的長T恤，最引人注目。賽伊德則對營區外的一切事物深感興趣。這裡是哪？他原本還不曉得這座島屬於義大利領土，直到我們談及此事，才恍然大悟。他也不懂「Ciao」（義大利語的「再見」、「你好」）的意思。「他們不說『好』，也不說『壞』，但就會說『Ciao』。」他邊說邊聳肩。阿西夫沉默寡言，但生性叛逆，譬如不顧自身安全，大膽地向剝削成性的利比亞（Libya）工廠老闆要求提高薪資。這三名男孩當初被人口販子賣到利比亞做黑工，度過一段夢魘般的時期，為了逃離，他們付錢買船票，航向歐洲。

當你懷抱着憧憬，離鄉背景，來到英國一所知名大學求學時，你預見的是完善的校育機構和優良師資，你期待的是友善的學習環境和不斷給予你支持的校方和老師。做為一位碩士班的留學生，你特別期待學校提供的學術研究的機會，特別是在知名教授的指導下，你盼望能拼出一番成績。

過去十年來，每回到中國都觀察到，人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厚。這種自信心有時是以反帝的歷史觀展現出來，而有時更是以發展成頗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出來。記得六年前在從北京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幾位中國人高談國際政治。一位年輕人就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表己見，認為中國要「強硬」才好。他忿忿地說，「我們今天可以抬頭挺胸了！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中國崛起了！」

6月14日午夜。穆施臺（MushtaqLasharie）剛和工黨裡的同事朋友們吃完晚飯，從市中心搭車回家。大選前幾天才剛結束，這頓飯應該算是慶功餐吧。大夥談聊的都是領導柯賓如何震驚了全國，如何改變了工黨。興高采烈地回到了家，穆施臺換上家居便服，準備上網看看有沒有什麼重要新聞。

六月八日英國大選那天晚上，坐在電視螢幕前等待選票分析的民眾，都不太敢相信投票所外的民調(exitpoll)預測：「工黨將贏得266個席次，保守黨將得314個席次，過不了所有席次(650)的半數，因此將是懸峙國會(hungparliament)。」投票所外頭的民調不見得都準確，工黨領袖柯賓(JeremyCorbyn)的支持者雖都充滿希望，同時深怕失望，多抱着謹慎態度觀看選情報導。從晚上十點投票所關門起，全國上下各地區的選票結果一一揭曉，凌晨一點半，當保守黨預計要贏得的地區，一個個讓工黨贏得之時，大家才敢做想民調的接近事實。到了清晨六點，我們終於能確定這不會改變的事實：保守黨僅得到318個席次，工黨贏得261席次，結果是懸峙國會。英國各界都不曾料想到，左派的柯賓竟會能為這個自一九九七年之後就未能贏得新席次的工黨，帶來了重新執政的可能。

法國大選的數周前，我來到北部小鎮格蘭桑(GrandeSynthe)。那裡有一個難民營，剛被一場大火摧毀，裡面來自各國的難民無處可去，其中部份人被送去當地的體育館暫住幾天。面對即將流落街頭的命運，他們的焦慮和恐懼流露在臉上﹕格蘭桑這樣的法國城鎮，不是一個可以讓他們流落街頭的地方。

要說時光倒轉，數年前，誰也不能想像這位五十三歲，因金銀髮色而被匿稱「莫扎特」的荷蘭極右領導威爾德斯(GeertWilders)今日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自二零零六年他成立荷蘭極右「自由黨」(PVV)以來，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減少荷蘭境內穆斯林的人數」。第一回真正注意到威爾德斯這個人，是多年前當他試圖要在英國上議會放映他的反伊斯蘭影片“Fitna”。當時他的「自由黨」仍處於政治邊緣，「荷蘭瘋子」是一般英人對他的印象，如果他們聽過他的名字。

二十多年前的一九九一年，我來到英國，當時進入批判文化理論研究所學習，年輕又充滿冒險精神，希望體驗成長時所居住的太平洋小島以外的世界，所以跨越半個地球，從臺灣抵達英國，從一座小島來到了另一座大島。

當你試圖為社會帶來根本上的改變，人們一定會抗拒……十五年前，這（種族）議題在歐洲的主要對象是黑人和猶太人，而非穆斯林……今日，那些定義自己為極右派人士的群體，所參照的對象便是穆斯林。這情況在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英國都是……身為穆斯林，你永遠在這算式中，差別只在於你的知名度有多大，以及你宣揚自己的伊斯蘭信仰到什麼程度……這決定了你會受到多少攻擊。但，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穆斯林。

如果想解決極端主義，得先把希望放回他們的生活。剝奪他們的認同只會讓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極端主義者。情況真的需要被改變，這讓我打算致力於下一代的政治參與。他們必須去投票。現在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發言權，一旦太多人放棄參與，情況會變得愈來愈危險……。工黨和其他黨派搞砸了一切，他們在社會亂做的實驗已經創造出數百萬像我這樣的傢伙。

英國脫歐/留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大家似乎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成長的社會。投票選擇留歐的英國人都覺得似乎不認識那另一半投票脫歐的公民。頓時，英國好像被劃成兩半。選擇脫歐者雖然不都是種族主義者，但大多數脫歐選民的出發點是反移民、排外。他們多為中年至老年，集中在全國各地工業蕭條地區。最讓英國另一半選民震驚的是，這些脫歐者都非常、非常地憤怒。

如果問您法國尼斯這個地方會讓您做出什麼聯想，您可能會說度假勝地，陽光，滿海灘的比基尼，日光浴下人們的笑容，高消費城市等等。您一般不會聯想到貧民窟和憤怒失落的青年，更不會聯想到恐怖攻擊事件和遍地血腥。

脫歐公投後的兩個多星期以來，英國社會充滿恐慌情緒。政局的易變似乎對應着人心焦慮，各政黨內的鬥爭和權力轉移在社會大眾之間的呈現，也似乎反映着深刻的分歧。

許多人的惡夢今天成真了。凌晨四點，英國獨立黨黨主席法拉傑出現在電視螢幕上，趾高氣揚地宣佈「今天是英國的獨立日！」他得意的都笑不攏嘴了。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我們確定，脫歐陣營已贏得勝利。半數以上的英國選民選擇了以保守黨脫歐派和英國獨立黨為主導的「爭回我們的國家」的公投選擇。從未踏入國會的法拉傑，以他的反歐，反移民的民粹政治，成為英國最有影響力的政客。

「住房危機是對英國經濟最大的威脅，」這句話不僅僅是左翼人士在說的。最近，英國銀行總裁MarkCarney就這麼警告大家。他認為，住房危機直接影響了就業和生產力，對經濟發展不利。「暴風雨就要來臨了，行動的時刻到了，」他這麼說。

倫敦市長SadiqKhan當選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倫敦人對住房問題的擔憂。社會住宅（或稱公宅）的嚴重缺乏，是許多倫敦人最關切的問題。在這個適合年輕人創業的國際都市裡，住房問題關係着倫敦年輕人的生活，關係着下一代的居住條件，關係着倫敦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