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們談了美軍向延安派遣觀察組，拉開美國歷史上首次與中共展開軍事接觸的歷史。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筆者透過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一手資料介紹了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後，對國軍進行改造的情況。儘管從頭到尾只有39個國軍步兵師接受改造成為「阿爾發」師（Alpha Divisions），卻仍為中華民國陸軍的全面美國化拉開序幕。
那麼中共軍隊呢？起碼到1945年初，共軍至少8路軍名義上還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分子，是美軍在中國戰場上打擊日軍的盟友。難道魏德邁在規劃中國戰場反攻的過程中，都沒有思考過運用共軍投入到對日作戰之中？起碼共軍在戰時營救了80餘名在淪陷區上空被擊落或者迫降的美軍飛行員，對第14航空軍以及第20航空軍的對日空中作戰不能說毫無益處。
同時駐印度美軍第10航空軍麾下的第10氣象中隊，也派了一批人馬攜氣象設備隨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專門蒐集西北、華北乃至於日本本土的氣象情報供已經轉移到馬里亞納群島的第20航空軍使用。據說B-29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氣象情報就來自於延安的第10氣象中隊，儘管中共當下對此毫不知情．卻還是為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加速貢獻了一份力。
當然因為戰後中共對美國以核武攻擊日本一事持譴責態度，北京當局直到今天都不太願意談這件自打嘴巴的往事，即便這或許是共軍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為日本投降付出的最大貢獻。那麼是否在魏德邁取代史迪威，改善了與蔣委員長的關係以後，美國就完全放棄了武裝中共的想法？其實魏德邁出任駐華美軍司令後，武裝中共投入對日反攻的規劃還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透過駐延安觀察組傳回的情報，駐華美軍對共軍的訊息有相當程度的掌握。（胡佛研究所）
武裝8路軍的計劃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of Strategic Services）派出伯德（Willis Bird）上校，在1945年12月15日跟著美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 ）、駐延安美軍觀察組長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一起訪問延安，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及葉劍英等中共軍政領袖商談軍事合作計劃。
伯德希望戰略情報局的特種作戰部隊能夠空降到華北戰場，在8路軍協助下對日軍交通線實施破壞。期間戰略情報局不僅將向25,000名共軍供應包括食物、制服以及武器裝備的後勤支援，還將為8路軍提供爆破訓練。毛澤東對此提議非常期待，認為是美國對延安提供軍事援助的開始，伯德一行人在延安待了兩天後就在12月17日回到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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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後的12月17日，準備返回延安的包瑞德為魏德邁將軍的參謀長麥克魯（Robert B. McClure）召見。麥克魯表示美軍一個空降師可能會在反攻日本的過程中空降到山東，考量到當地有大量8路軍在活動，他希望以此為契機展開和共軍之間的合作。於是包瑞德奉麥克魯的指示，要將此一消息報告給毛澤東。
鑒於當時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駐華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已明確宣示美國只與重慶中央政府打交道，包瑞德詢問麥克魯此一計劃是否有讓赫爾利知道，麥克魯明確表示一切都已經向特使報告。於是包瑞德便放心的前往延安，向毛澤東告知美國陸軍將派遣一支空降師到山東與8路軍合作的消息。
無論是戰略情報局還是美國陸軍，都在包瑞德陪同下向中共提出了聯合對日作戰的計劃。可見即便史迪威離開了中國，改由立場比較親近蔣中正的魏德邁接手之後，同共軍合作的計劃仍然在進行。不過包瑞德的行蹤為潛伏在延安的重慶情報人員所掌握，於是在1945年1月就透過宋子文告知給了負責協調國共關係的赫爾利。
在赫爾利與魏德邁的施壓下，麥克魯只能以國軍為唯一的合作對象。
確立只以國軍為合作對象鑒於伯德與麥克魯的計劃，是在赫爾利與魏德邁兩人回到美國開會時提出的，所以赫爾利和魏德邁兩位美國在華最高的政治和軍事代表其實是被蒙在鼓裡的。赫爾利對此感到格外生氣，認為自己的權限被手下的軍官跳過，他很快就將怒火發洩到了包瑞德身上，親自寫信給戰爭部要求將包瑞德從晉升准將的名單中移除。
隨後魏德邁也在赫爾利要求下，發表駐華美軍只以重慶中央政府為合作對象的命令，切斷了一切美軍和共軍合作的可能性。對此包瑞德晚年寫回憶錄的時候大聲喊冤，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提出過武裝共軍的主張，自己只是執行麥克魯的命令而已。包瑞德指出無論是麥克魯還是魏德邁，都沒有將事實的真相告訴給赫爾利，導致他永遠失去了升格為將軍的機會。
麥克魯派遣空降師到共軍根據地的計劃，是否有來自魏德邁的授意，包瑞德沒有做出結論，但很顯然他成為了麥克魯的「替罪羔羊」。隨後他也被解除了延安美軍觀察組組長的職務，由迪帕斯（Morris DePass）上校接替。原本滿心期待能如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Tito）那般獲得美國外交承認與軍事援助，甚至取代蔣中正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毛澤東終究還是空歡喜了一場。
原本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經做了訪問美國的準備，結果卻被赫爾利與魏德邁兩人潑了冷水，此後延安和華府的關係宣告破裂。儘管中共仍持續營救在華北戰場上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可是毛澤東對待他們的態度顯然不再像包瑞德時代那般熱情。而隨著立場更為反共的伊頓（Ivan D. Yeaton）上校擔任起延安美軍觀察組組長，雙方的關係更是緊張了起來。
原本計劃要空降華北，與8路軍展開合作的戰略情報局特戰小組轉而成為了8路軍搜捕的對象。代號「獵犬」（Spaniel）的一支戰略情報局五人特戰小組就在1945年7月成為8路軍的俘虜，他們原本空降到華北是要透過共軍的關係和當地「偽軍」聯繫共商對日軍的反攻，可沒想到卻先遭到共軍搜捕，據說是他們發現了共軍與日軍暗中勾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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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一旦在華北沿岸登陸，勢必只能以8路軍為合作對象。
與共軍接觸的原因這件私通共軍的美軍烏龍案，最終以包瑞德被撤職畫下句點，之後魏德邁持續深化與蔣委員長的合作，麥克魯上校更是成為美軍聯絡司令部（ChineseCombat Command）的司令，協助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組建39個「阿爾發」師。能接受「阿爾發」師等級訓練的國軍全都是中央軍嫡系部隊，連地方軍都不夠資格了，更何況是被政府視為叛軍的中共。
儘管如此，考量到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時仍可能進入只有共軍，沒有國軍存在的區域，在這樣的情況下美軍司令官被賦予了與中共合作，甚至於邀請中共黨員一起組織軍政府的建議。但是反過來如果反攻的方向是從國民政府控制的內陸地區打向日軍控制的沿海地區，期間如果中美聯軍遭受到來自共軍的反抗，就可以將共軍視為配合日軍作戰的「偽軍」一起殲滅。
顯見魏德邁將軍在制定對中共的政策時，還是會視狀況而定保持一定的靈活性。若沒有國軍參與，且又不遭到共軍反抗的時候，依舊可以將共軍視為能合作的地方部隊。反之如果共軍採取不配合的立場，就立即將他們視之為「偽軍」。考量到美軍還是存在與共軍合作的可能性，蔣委員長雖然仰賴來自魏德邁的協助，私下仍有聯合日軍以及反共「偽軍」壓制共軍的政治佈局。
美國嚴格禁止國府以美援武器打中共的政策，再加上對可能遭到盟邦出賣的恐懼，迫使蔣中正在戰爭末期透過何應欽將軍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繆斌前往日本談判，希望能將支那派遣軍及和平建國軍動員到重慶的反共戰爭之中。足見蔣中正「勾結敵偽」的幕後動機，仍然是為了追求國家統一以及試圖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
既然美國與中共合作的根本目的，一如美國希望蘇聯投入對日作戰一樣是希望共軍的參戰能解除反攻日本的壓力，那麼伯德上校和麥克魯上校與中共接觸是否還有其他動機存在呢？魏德邁乃至於赫爾利，是否真的對手下兩名上校透過包瑞德接觸共軍一事完全不知情呢？筆者雖無直接證據，但回顧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國共談判的情況，其實一切還是有跡可循的。
伊頓擔任組長的駐延安觀察組，基本上對待共軍已十分敵視。（胡佛研究所）
逼毛澤東交出指揮權鑒於赫爾利當時在中國的任務，是要求延安與重慶合組聯合政府，一同支援美國的對日反攻，其實我們回顧當時伯德與麥克魯的計劃，不難發現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要毛澤東交出指揮權。事實上不只魏德邁與赫爾利，就連史迪威都知道中共的用心不在對日作戰而是擴張地盤，只是他們比國民政府更擅長於宣傳，在中國民眾面前把自己打造成一群絕對不妥協的抗日鬥士。
想要讓8路軍到前線跟日軍作戰，唯一的方法就是逼他們交出指揮權，就如同蔣中正交出39個「阿爾發」師的指揮權一樣。唯有麥克魯控制住中共的軍隊，才能夠以此為前提向8路軍提供美式裝備和訓練，使他們成為在敵後騷擾日軍的特戰勁旅。然而毛澤東向來視軍隊指揮權如命，要他交出部隊指揮權給美軍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赫爾利、魏德邁以及伊頓等人，都從毛澤東抗拒移交部隊指揮權的態度中瞭解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配合美軍對日作戰的可能性是零。憤怒的赫爾利這才決定改變政策，全面推行只培訓國軍的對華政策，毛澤東才就此放棄了成為中國版狄托的野心。此後美軍和共軍關係迅速惡化，共軍甚至運用親共的「紅色偽軍」襲擊戰略情報局在敵後戰場的隊伍。
華北戰場的日軍也從把美軍視為共同敵人的角度出發，開始暗中向共軍提供援助，都再再證明了毛澤東把奪權看得比抗日更為重要。這也就難怪「獵犬」小組的人馬一到華北就遭到共軍俘虜。有許多證據表明．8路軍和華北日軍的合作已經為戰略情報局所掌握，自然必須要將這五人逮捕，防止他們透露共軍「勾結敵偽」的情報給華府高層。
毛澤東與蔣中正為了鞏固戰後政權的發展，都做出了暗中和日軍及南京國民政府勾結的事情，但毛澤東與蔣中正最大的差異是他始終沒有將部隊指揮權交給魏德邁，甚至不惜失去共軍領取美援武器的機會。此種同時與日本、美國以及蘇聯作對，但必要時又能夠與三方合作的態度，讓毛澤東成功將自己塑造成更有自主性的民族主義者，成為他在戰後獲得內戰勝利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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