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全觀點  

位於江蘇南京的航空烈士紀念館，將對日抗戰時期蘇聯援華的I-16軍機塗裝，從青天白日軍徽，改為蘇聯空軍的紅星。這引起了很多人的抗議，因為當年蘇軍協助對日抗戰，飛機塗裝也是中華民國空軍樣式，這樣的做法引起輿論嘩然。

筆者113年10月5日應邱近思前輩之邀，參加其新書《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發表會。筆者研究近代史出身，寫作一直集中在思想史、國軍戰史和新聞評論。今天似乎要當一回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文學界的「鴛鴦蝴蝶派」，來談一談愛情，實在是「獻醜」。故而不敢稱是「書評」，而是以臨履之憂分享一點感想和體會。邱近思書中之文字讓筆者覺得：一個人袒露自己的愛情，是一種勇氣；在愛情中找到相知的體驗，是一種幸運；在伴侶生命的終點給予守望，是一種平淡的美德。這一切也顯然加深了筆者對「遺孀」二字的理解。

胡然出身湖南益陽的貧苦鄉村，在上海求學時，連電車票都買不起，只能步行上學而導致時常遲到。他的老師周淑安為他買了一個季度的電車票。這成為一段佳話。後來，他又是從俄國籍聲樂家蘇石林，以優異成績從上海國立音專畢業。

《還我河山》、《巷戰歌》等知名抗戰救亡歌曲，都出自音樂家陳田鶴之手。這些歌曲在如今的中國大陸並不出名，幾乎是徹底邊緣化的地位。他本人與賀綠汀、江定仙、劉雪庵並列著名音樂家黃自的四大弟子，但在1950年代便過世了。反而是在台灣，他的作品被保留、研究和演繹。與陳田鶴作品相關的很多詞作家、文人，後來的人生命運也是坎坷不堪。其中，《還我河山》的詞作者朱偰，是著名學者朱希祖之子，慘死在文革中。

著名的抗戰勝利歌曲《凱旋歌》，是創作於抗戰勝利時分電影《長相思》的插曲，由黎錦光作曲、范煙橋作詞、1930年代著名歌手周璇主唱，享譽海內外。在台灣，國防部舉辦的諸多紀念音樂會中，《凱旋歌》幾乎是保留曲目。然而，黎錦光、范煙橋、周璇三人的命運卻在時代轉折點出現了極為重大的起伏和激盪。

1935年，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面對日益緊張的中日局勢，蔣中正在大會作外交報告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左翼文人麥新作詞、孟波作曲的著名抗戰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在此時誕生了。

作者第一次聽到抗戰歌曲《全國總動員》，是2012年在廣東廣州參與關愛國軍老兵志工活動時，接受志工探訪和致敬的原國軍第六十五軍第一八七師野戰補充團三營九連少尉排長黃洪老人，面對在場人士，用粵語高歌了這首伴隨他當年走向抗戰戰場、見證了他坎坷人生的國軍軍歌：

這首軍歌誕生在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的硝煙中，曲調昂揚、歌詞簡練，曾被製作成唱片、以無線電波和慰勞大會的方式紅遍大江南北，成為那個「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歲月中的救亡號角，鼓舞救亡士氣。1949年之後，《出發》成為了「政治不正確」的藝術作品，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都無人問津。與此同時，與《出發》這首歌相關的重要人士，他們的後續人生則是經歷了頗多的人生風霜和坎坷。道德批判的巨大浪潮，讓《出發》消逝在中國大陸的音樂史書寫中。

台灣以前的唱片專輯中，謝雷、張琪等歌手的演唱曲目都出現了《杯酒高歌》這支1930年代的抗戰救亡歌曲。《杯酒高歌》旋律輕快、進行曲風，歌詞充滿浪漫、樂觀、犧牲的愛國情懷，在抗戰救國年代堪稱救亡歌曲之經典。然而，與這支歌曲相關的人物，在抗戰勝利後卻是命運坎坷、飽經滄桑。《杯酒高歌》旋律取自美國，它的日本、韓國版本，則見證了兩國從戰爭的廢墟中逐漸崛起、繁榮的歷程。同一首歌、不同的際遇，也詮釋了不同國家、民族對戰爭的不同感知和理解，命運自然也就有重大差異。深圳的日本孩童遇刺身亡，更是昭示一個無法迴避的道德與現實命題：如果一個戰勝國的格局、發展、文明，不如戰敗國甚至前殖民地，這大概不是一種成功。

馳名中外的當代中國鋼琴協奏曲《黃河》，在江青領導下，誕生在文革時期，成為宣傳共產革命抗戰史觀的樣板作品。其結尾的《東方紅》和《國際歌》旋律更是該作品的經典符號。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的藝術家為了擺脫極左印記、回歸真實抗戰歷史，曾對《黃河》進行回復性改編，並由此引起文藝界的爭論。這種爭論並不是單純的藝術探討，而是關乎抗戰歷史真實性、國軍尊嚴榮譽以及如何反思文革的道德選擇。所有真實、完整呈現歷史的努力和參與者，都永遠值得後輩尊敬和效法。因為這種努力，不僅是藝術家對中華民族苦難歷史的反思，更是國軍抗敵守土真實歷史的呈現，是還歷史以尊嚴。

通常認為黃埔百年歷史，學校歷經廣州、南京、成都、高雄鳳山四個時期。不過黃埔史上，「分校」是不能被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分校培養的軍校生和本部學生一樣，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和中堅，本校生和分校生在學歷上的含金量是一樣的，所以分校生是響噹噹的黃埔子弟。百年來，黃埔各個分校的成立背景各不相同，地方勢力、中共對分校的影響也恐較之於本校來得更大。但分校歷史也就匯聚成了黃埔百年歷史的重要篇章，其輩出的人才對歷史、國運也產生了極大影響。黃埔歷史上的第一所分校，就是1925年12月成立的黃埔軍校潮州分校。它是國民革命軍東征的產物，黃埔與國民革命力量紮根粵東的成果；當然，也是中共在粵東推動工農運動的試驗場。潮州分校的創辦，也見證了國民政府在傳統宗族地區建構「國家軍隊」的努力。 

在九一八事變後以及八年抗戰的救亡潮流中，抗戰歌曲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流行的救亡手段和工具。在聲樂作品中，抗戰救亡歌曲分為軍歌和民眾救亡歌曲兩大類。這些作品充滿了愛國情懷、憂患意識與犧牲精神，飽含對國土的熱愛、對侵略的反抗、對戰爭的控訴，也洋溢著樂觀和必勝的信念。但1949年後，抗戰歌曲經歷了很滄桑的歷史劇變，在中國大陸，大量抗戰時期的歌曲或是因為含有國軍、中華民國色彩而被廢除、消失；有的則是被修改了歌詞；還有的則是因為音樂家遭受批判而沉入時代的基底。由是而知，抗戰歌曲的命運，其實也是抗戰歷史觀、價值觀的一種寫照和命運。歌曲就是歌曲，它該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就如同對日抗戰，它該是怎樣的歷史，就是怎樣的歷史。不應該被篡改和扭曲。

當下存在於中國大陸公共空間中的國軍史蹟，以抗戰紀念建築為最大比重。這些建築，作者認為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並存留至今；第二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1949年後一度遭到全部或部分毀損、後被重建或修復的；第三類，完全由現在的中國大陸官方（中央或地方）修建，並無1949年之前的建築史蹟作為藍本或溯源（例如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上述三大類別中，第二類、第三兩大類數量最多，第一類則較少。

偉大，是用無數個平凡和細微來寫就的。衡陽保衛戰中有許多平凡而感人的小故事。鮮血淚滴不能夠忘記，國軍的遺書、國軍的墓塚，我們永誌不忘，因為他們真實而具體，是家家舉殯、戶戶戴孝的寫照。但如今，已經入土的國軍，還在被人侮辱和鞭屍，這昭示我們：絕不與中國極左分子、極左學閥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他們是我們永遠的仇敵，是我們匡復歷史正義的最大阻礙，他們是戕害國軍的劊子手。

傳統的國軍歷史敘述主線，以東征為開端，接續北伐、剿共、抗戰，直到戡亂保台，輔以滇緬泰寮游擊作戰。但這當中，卻忽略了1929年中東路抗俄戰爭這一非常重要的壯麗篇章。當時與蘇俄作戰的已經不是東北易幟前的奉軍，而是東北易幟之後完成了軍令、政令之統一（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的國軍東北邊防軍。

中國大陸當今史學界部分人基於意識形態需要，將中華民國建國元勳章太炎的形象扭曲成「反西方、反民主的保守派」，形同將章太炎棺材中用來覆蓋遺體的中華民國開國時五色國旗，換成了一面印有列寧圖案的蘇俄紅旗。

繼中國大陸極左勢力否定方先覺將軍、抹黑衡陽保衛戰之後，近日，中國大陸方面研究抗戰的權威官方刊物《抗日戰爭研究》2024年第2期刊發了「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吳敏超（女）的文章〈論國民黨將領張靈甫〉（下稱吳文）。吳文重談極左老調，貶損張靈甫將軍抗戰功績，更直接針對國軍第七十四軍的光榮戰史，在其文中提出一個值得關注的立論：「不應將七十四軍戰績神化、也不應將張靈甫在七十四軍中的戰績神化」。以第七十四軍和張靈甫將軍作為批判箭靶，顯然是意識形態的需要，也是反歷史主義持續蔓延、極左持續興風作浪的標誌。筆者認為，捍衛國軍光榮歷史與尊嚴，非為一人、一黨或一政權，而是對當年萬千軍民同胞犧牲奉獻的尊重。中國大陸學界與其花力氣去撰寫這種文革遺風的文章，不如多反思為何當年國軍史蹟會被摧毀、參加抗戰的國軍老兵會被迫害，這更合乎知識分子和學者的良心道德和職責使命。

以拆除碑墓來建構全新歷史敘事，是一種急進的政治空間改造，反映的其實是社會政治環境的一元化、高度的權力集中化。中國大陸的文革就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受衝擊的不僅是「被革命者」，某種條件下，建構這種形態的「革命者」自己，也會為急進洪流所吞噬。

1929年，因為中華民國試圖收回被蘇俄依據晚清以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控制的中東鐵路權益，國軍東北邊防軍與蘇俄紅軍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綏芬、滿洲里、同江一帶爆發了長達逾四個月之久的陸海空戰爭，時人稱「防俄戰爭」、「抗俄戰爭」或「中俄事變」，今人特別是中國大陸則以「中東路事件」指代。國軍在這場戰爭中傷亡慘重、最終失敗，但也由此激發了民眾對抗蘇俄帝國主義的愛國熱忱，透過一系列隆重的追悼大會緬懷為國捐軀的國軍烈士。

引言：在中國山西省高平市源頭村鄉窯則頭村，和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黃河風景區，各有一組為國軍抗戰陣亡將士修建的紀念碑。山西高平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係屬於國軍第十七師；河南鄭州的紀念碑係屬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第十七師和新編第三十五師，均屬於國軍第三十八軍。這是一支曾策劃西安事變、參加抗戰、投向日軍、又倒向中共的奇特隊伍。它的發展脈絡充滿著中華民國國史、軍史滄桑感、見證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成敗興亡。它的首任軍長孫蔚如在1949大撤退時分投向中共；但它的第三任軍長張耀明是陸軍官校第一期軍校生，在風雨飄搖時成為陸軍官校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任校長，扶助危局，跟隨國軍來臺。不同的選擇背後是不同的代價，也見證了國民革命軍歷史的曲折與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