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中國山西省高平市源頭村鄉窯則頭村，和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黃河風景區，各有一組為國軍抗戰陣亡將士修建的紀念碑。山西高平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係屬於國軍第十七師；河南鄭州的紀念碑係屬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第十七師和新編第三十五師，均屬於國軍第三十八軍。這是一支曾策劃西安事變、參加抗戰、投向日軍、又倒向中共的奇特隊伍。它的發展脈絡充滿著中華民國國史、軍史滄桑感、見證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成敗興亡。它的首任軍長孫蔚如在1949大撤退時分投向中共；但它的第三任軍長張耀明是陸軍官校第一期軍校生，在風雨飄搖時成為陸軍官校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任校長，扶助危局，跟隨國軍來臺。不同的選擇背後是不同的代價，也見證了國民革命軍歷史的曲折與艱辛。
陝變、抗戰、投日 角色矛盾的國軍部隊
國軍第十七師，源自陝西陸軍，成軍於1930年2月，是時國軍新編第十四師在河南南陽改稱第十七師，轄三旅九團，初期隸屬第七軍。1932年10月，在隴東編成國軍第三十八軍，下轄第十七師、陝西警備第一旅及兩個補充旅。剿共期間，第十七師隸屬第十七路軍，後參與陝變（即中共所稱之「西安事變」）。1937 年七七抗戰爆發後，第十七師由三原開赴河北石門以東地區，隸屬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參加平漢路北段作戰。10 月上旬，第十七師轉隸第二戰區，在娘子關參加太原會戰；該軍另一部所轄之第第一七七師所屬第五二九旅參加忻口戰役。 1938年1月起，第十七師和第五二九旅在晉東地區開展游擊作戰。1938年6月，第一七七師擴編為第九十六軍，第十七師和獨立第四十六旅組成第三十八軍，隸屬第四集團軍。七月，進駐中條山。參加第二戰區1939年冬季攻勢。1940年6月，獨立第四十六旅與新編第三十五師並編，使用新編第三十五師的番號，該軍改轄第十七、新編第三十五師。10月，南調河南，擔任洛陽到鄭州之間的黃河河防，改隸第一戰區。1943年10月，撤離鄭州、廣武，調鞏縣、偃師集中整訓。 1944年參加豫中會戰。6月起，在洛寧、盧氏地區與日軍對峙一年有餘。1945年參加豫西鄂北會戰。
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前身亦源自陝西楊虎城之第十七路軍，亦曾參與「陝變」扣押國軍統帥蔣中正。對日抗戰爆發後，該部一度投向日軍。1939年上半年，由晉南皇協軍第一、第二總隊反正的兵員，編為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隸屬第二戰區第四集團軍，並參加1939年冬季攻勢。1940年6月，該部隸屬第三十八軍。1945年7月編為第五十五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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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碑一石 崢嶸烽火傳後世
高平的紀念碑與1938年的高平戰役有關。1937年，日軍攻克太原，次年進攻長治、晉城。負責守衛高平的乃是國軍第十七師。其與日軍從三月初交戰至四月底，最終成功擊退日軍。戰後，為表彰陣亡軍人，修建紀念碑及公墓。
紀念碑碑身上層正面鐫刻「陸軍第十七師抗日晉東南各戰役陣亡烈士紀念碑」，題款內容為「師長趙壽山題」；題款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上浣吉之」。紀念碑上層右側鐫刻《紀念十七師為國殉難諸烈士》文，全文如下：
紀念十七師爲國殉難諸烈士
日軍侵佔我東三省後之六年，復有盧溝橋七七之變，攫平津、陷保定、大同、德州，進犯太原、濟南，華北重鎮幾全淪敵手。然我億萬之忠勇将士人民，愈挫愈奮，仍死力保衛華北堡壘之山西。翌年春，敵分數路大舉進犯，由東陽關進犯長治，由天井關進犯晉城，高平危在旦夕，又遭敵機殘酷之轟炸，人心慌恐，局勢嚴重。適十七師師長趙公壽山奉命來防斯邑，余亦由臨汾星夜遄歸，晤於康營。趙公首即以效死勿去之義相勖，繼申軍民合作之旨。余亦傾吐所懷，共謀所以捍衛斯土，殲滅敵人之策。繼而敵陷沁水，三月八日以裝甲車百餘輛，沿曲高公路東犯，被我獨立營擊潰於老墳溝，李連長等殉焉。四月三日，敵千餘人由長子南下佔縣城，與由晉城北上之敵，合而西迫師司令部及縣政府之所在地。趙公督率所部，沿山截擊，沉著應戰。敵知難而退，縣城收復。四月二十六日，敵萬餘復 至。趙公僅以兩團之衆，始迎擊之於丹朱嶺；再截擊之於金峰寺、湯王頭；復追擊之回山、界牌嶺，斬獲無算，敵狼狽南竄。數役也，我将士均奮不顧身，浴血衝鋒；民衆争先供飲食，送彈藥，運傷兵，于以知軍民合作力量之偉大，予敵重創，驅敵出境，而足以保衛我高平，保衛我上黨，并足以保證我神聖之民族革命戰争必獲最後勝利焉。趙公行将移防，收屢次殉難将士之烈骸，葬於縣西董峰山之陽，樹碑紀念，以旌忠魂。余爰誌此，用示吾民。其永守之祀之勿替。
時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也
署理高平縣長趙城劉涵森謹撰
玉輔吳振聲書丹
同屬第三十八軍、源自陝西陸軍的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其陸軍新編第三十五師抗戰陣亡官兵紀念碑，現存於河南鄭州黃河風景區報國亭，建立於民國32年（1943年）。1941年秋至1943年春，國軍以第四集團軍將日軍包圍於河南滎陽一帶的霸王城，使其不能西進南下，長達近三年。期間，中日兩軍屢屢發生戰鬥。戰事結束後，國軍新編第三十五師師長孔從洲在指揮部附近的西蘇樓村北購買土地，殮葬陣亡軍人，並豎起紀念碑。（以下碑文略）
1949年中共建政後，原本的墓地已經被破壞，且紀念碑被發現時亦斷為兩截。後經修復豎立在鄭州黃河風景區。
跌宕晚景 人之際遇國之運
由於國軍第三十八軍前身第十七路軍參與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之陝變，該部具有親共傾向。參閱中國大陸孫慶祥主編的《組織人事工作辭典》可以看到陝變之後，中共方面對國軍第三十八軍的影響力日漸增加。書中載，對日抗戰爆發後，中共方面加強了對該部的影響和統戰工作。1939年3月，中共陝西省委在國軍第三十八軍中成立了地下工作委員會，向軍中派遣共產黨員。毛澤東和葉劍英於1941、1942年在延安曾多次聽取國軍第三十八軍地下工委的匯報，對工委工作的方針、政策、策略等作過明確指示。工委根據中共中央和陝西省委的指示，著重對該部進行「思想作風的政治改造」；中共並在國軍第三十八軍連隊建立了學習小組，開展了「新作風活動」，開辦訓練班、教導隊，培養了一大批幹部，從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積蓄親共力量；同時選派了一批共產黨員進入國軍軍校，畢業後回第三十八軍擔任排、連、營職務，逐步掌握部隊。在第三十八軍上層軍官中，進行「交朋友」的工作，發展左翼力量，拉攏中間勢力，孤立國府勢力。其最終影響是，第三十八軍大部在抗戰勝利後投向中共。194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命令將投誠的國軍第三十八軍改編為中共下轄之「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由中共著名軍事將領劉伯承、鄧小平指揮。
從《組織人事工作辭典》一書中看到，國軍第三十八軍成員，包括中共成員以及非中共黨員的國軍官兵，在中共建政後遭到非常嚴酷的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原國軍第三十八軍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被打成「黑黨」、「假黨」，其諸多成員被認定為「真國民黨，假共產黨」、「叛徒」、「特務」，遭到鎮壓，有的致殘、致死；而國軍第三十八軍中長期親共的人士，則被定性為「反動軍官」、 「國民黨的殘渣餘孽」、 「歷史反革命」遭到鎮壓，家人受到株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陝西省委宣佈為上述罪名平反，恢復名譽。《組織人事工作辭典》一書對這一「平反」歷史有如下敘述，可看出當年對原國軍第三十八軍人員迫害鎮壓程度之殘酷：
對因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地下黨員徹底平反，推倒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恢復名譽，對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做好善後工作，對致傷、致殘的妥善安置；對形成的一切誣衊不實的材料，按有關規定進行清理；為受株連的家屬子女和親友消除影響；對參加原三十八軍起義的黨外進步人士因這起冤案受株連的，按有關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規定妥善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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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軍首任軍長孫蔚如在陕变結束後並未受到國府刁難，反而成為陝西軍政負責人，後帶兵參加抗戰，擔任過國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最高官至第六戰區司令長官。1949年中共建政時，孫拒絕前往臺灣，留在中國大陸，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陝西的負責人，擔任過陝西政協副主席、中共陝西副省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孫蔚如在1949後的個人命運以及表現，或許可以是觀察當時留在中國大陸的國軍將領內心世界的一個切入點。
孫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緊跟形勢，支持反右派、讚頌蘇俄十月革命。在1957年11月6日發表於《陝西日報》、紀念蘇俄十月共產革命四十週年、題為〈堅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文中，孫蔚如寫道：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保衛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我們每一個熱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所應當肩負的重大任務。當我們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正處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努力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對於保衛十月革命的道路，保衛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民革成員，必須徹底打垮右派，並進行根本的自我改造，以實際的鬥爭和辛勤的勞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遵循著十月革命的道路，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勝利前進！
孫同時也讚揚大躍進運動，他在1960年3月21日陝西省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的題為〈永遠跟著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發言中說：
在這全面躍進、氣象萬千的大好形勢下，我們陝西民革的成員也同全省其他各階層人民一樣，在中共陝西省委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通過1957年的整風反右鬥爭和1958年以來全面持續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檔的學習與工作的實踐，也出現了新的氣象…讓我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同全省人民一道，更高地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為實現我省今年國民經濟的繼續大躍進，為奪取今年第一料夏田大豐收，為在新的十年內把我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共同奮勇前進！。
但孫蔚如畢竟出身國軍，接受民國教育，並非中共黨員。在中共建政後，關於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運動，孫蔚如都表示應當從輕發落、和平分配土地、不對地主進行壓迫，反對激烈和殘酷的政治壓迫。即便是反右派運動，孫蔚如初期亦是支持「中共機關退出學校」的所謂右派主張。因此，巨大壓力之下，孫蔚如不得不進行了鄭重其事的思想檢查，形同自我批判。在1958年5月24日題為〈我的思想檢查〉一文中，孫蔚如表示：
我這一連串的錯誤是有根源的，我在舊社會中，待人處事一貫主張從寬，所謂寬則得眾，罪宜惟輕等等陳腐說法，經過反右派鬥爭的教育，我才認識到過去這樣做是一種布恩釣譽的個人打算，現在仍然這樣做，就是對敵我界限模糊不清，政治立場搖擺不穩的表現…解放以來，在黨的培植教育下，我的思想立場雖然得到了一定的改造和糾正，但還是有著複雜深遠的歷史，千絲萬縷的舊關係，根深蒂固的舊思想在影響著我的前進。我現在要下定決心革自己的命，要與舊我一刀兩斷，一心一意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決破資本主義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徹底改造自己成為左派，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為量，並誠懇希望黨時時對我作嚴格的監督，同志們對我多批評幫助。
與孫蔚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三十八軍第三任軍長張耀明，他是黃埔陸軍官校在民國13年開辦時，首批錄取的10名陝西籍入伍生之一。這10人中，也包括杜聿明、關麟徵等人。張耀明先後參加了東征、北伐、剿共。1933年參加長城戰役，在古北口抵抗敵軍。七七抗戰後，又參加了赫赫有名的臺兒莊戰役。他是該部在對日抗戰時期的最後一任軍長。抗戰末期，在張耀明的帶領下，第三十八軍先後參加了豫中會戰和豫西鄂北會戰。國共戰爭時期，張耀明在南京擔任首都衛戍司令。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公開譴責張耀明。1949年9月，他成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坐鎮成都，見證了黃埔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歲月。縱使彼時的陸軍官校教育長李永中投向中共，張耀明亦堅持前往臺灣。張遷臺後，他在中國大陸的家人命運坎坷。張家的房產被當地官方接收，再未歸還。張耀明的兒子張萬俊1952年高中畢業後，原本在西安西北電影放映公司工作，卻因為父親的因素，被多次發派異地，抵達甘肅省環縣，1962年又被下放回到陝西臨潼老家務農。自此，張耀明兒子全家只能在鄉下種地，失去了城市戶籍。文革爆發後，家族經受了各種批鬥和衝擊，株連到孫子輩，上學、工作都受到影響，只能在農村務農。張耀明的原配楊巧雲被扣上「地主分子」的罪名。張耀明的侄子張合良則被造反派逼著挖自己的祖墳。直到2005年，北京方面開始為張家後人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
歷史宿命 其實是一種選擇
陝變是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走向衰敗的轉折點，也是國府、國軍內部派系和路線鬥爭急劇化的產物，更是中共方面對國軍統戰及瓦解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因此，國軍第三十八軍是中華民國由盛而衰的參與者、見證者。在如今的中國大陸，西安事變是被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這一事件能夠有效打擊國府、國軍及蔣中正個人的威望和形象。但今人亦絕難想像到，一個以「要求抗日」為動員而參與了西安事變、挾持了國軍統帥的國軍部隊，會在抗戰中投降日軍，而成為皇協軍。國軍第三十八軍官兵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的個人遭遇，則是中國共產革命與階級鬥爭殘酷性的突出事例。國民革命軍建軍百年來的歷史，既有光榮壯麗的一頁，也當然有滄桑的一頁。在歷史的滌蕩和衝擊下，每個人、每個群體，都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和轉折點，做出自己的抉擇。每個人、每個群體，也要為這種抉擇去負責、承受代價以及面對可能的結果。但不論歷史的車輪如何前行，從事歷史研究，特別是軍戰史的探索以及史料彙整，都不能夠少卻一種最為可貴的人文精神。在這份精神背後，是對每一個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的關照；是對被邊緣、被隱沒的生命的正視。發現生命本身在戰爭、革命、政治運動或變革中的意義，就已然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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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居民，1986年出生，祖籍江蘇，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業）、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新聞評論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銘誌天星 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