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抗戰勝利歌曲《凱旋歌》，是創作於抗戰勝利時分電影《長相思》的插曲，由黎錦光作曲、范煙橋作詞、1930年代著名歌手周璇主唱，享譽海內外。在台灣，國防部舉辦的諸多紀念音樂會中，《凱旋歌》幾乎是保留曲目。然而，黎錦光、范煙橋、周璇三人的命運卻在時代轉折點出現了極為重大的起伏和激盪。
對新時代、新社會的不適、不耐讓他們的人生充滿了悲苦和感慨。在倡導大眾主義、社會改造的紅色革命浪潮下，黎錦光、范煙橋、周璇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歌頌抗戰勝利的《凱旋歌》也消失在中國大陸當代音樂史的書寫中。但人生、家國都是愛與恨的結合，歷史就是歷史，留在時空中的音符與旋律，不僅記載了萬千國軍將士抗戰救國的熱血信仰，也成為了後來左右兩大陣營在中華大地殊死搏鬥的開端。這毫無疑問歷史年輪的隱喻，也告訴今人：每一場疾風暴雨政治運動的背後，都是無數小人物的哀嚎與哭泣。
謳歌抗戰 《凱旋歌》成為勝利榮耀的藝術符號
《凱旋歌》是電影《長相思》的插曲。《長相思》是一部反映抗戰、愛情、底層階級拼命奮鬥的電影。除了《凱旋歌》之外，反映上海1930年代娛樂場歌女生活境遇的歌曲《夜上海》，也是《長相思》的插曲。在這部電影中，周璇是主演，也是這些插曲的演唱者。
《凱旋歌》的歌詞很簡短，但含義卻非常豐富，中華民國國旗、國軍意象，蔣中正委員長希望抗戰勝利後協和萬邦、以德報怨的國策，抗戰勝利後軍民喜悅的熱情，幾乎都融匯其中。歌詞如下：
「看國旗風翻，聽歡聲雷動，我們的英雄，戰勝頑敵，洗雪奇恥，寫成了歷史的光榮。我們生命更新，我們骨肉重逢，從今後復興民族，促進大同，泱泱大國風。」
今年6月15日的黃埔建軍百年音樂會、8月21日的九三軍人節暨八二三戰役66週年音樂會，都由國防部示範樂隊、軍校生合唱團和復興崗校友合唱團演出了《凱旋歌》。在8月21日的音樂會上，主持人報幕時，這樣解說《凱旋歌》的時空脈絡和意義：「在漫長戰爭後，終於看見勝利曙光，青天白日國旗再度迎風飄揚，勝利艱辛，守成不易，奮鬥的精神都將薪火相傳。」搭配《凱旋歌》的歌詞，不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在八年抗戰後所感受到的，並不是報復、憤怒、極端民族主義或仇恨輸出，而是一種文明再造的欣喜和希望。但是很顯然，這種價值觀和心境，今日的中國大陸，很多人民甚至是官員，則完全沒有認知。這是令人無比遺憾的狀態。
《凱旋歌》的曲作者黎錦光，是陸軍官校的學生，早期的黃埔子弟，後來更參加國軍北伐。他具有非常卓越的音樂才華，成為了1930年代上海流行音樂的歌王，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他譜曲的《夜來香》，更是成為經久不衰的佳作，由當時著名的歌手李香蘭（日本籍）主唱，後來則成為鄧麗君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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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黎錦光不同，詞作者范煙橋則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舊式文人。所謂舊，是因為范煙橋作為文學家、詞人、編劇、小說家，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文字風格，非常帶有傳統古典中文的格律、韻味和美感。范煙橋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壇著名流派鴛鴦蝴蝶派的著名人物之一。所謂鴛鴦蝴蝶派，就是用文學創作來抒發對愛情、人生的悲歎和喜悅，而且文字風格上非常雋永柔美。這在今天一定是頗受廣大文藝青年歡迎，但是在1930年代，鴛鴦蝴蝶派就已經沾染了某種政治不正確。因為，1930年代的中國，是抗敵救亡和階級鬥爭風起雲湧的時期，連胡蝶、阮玲玉這樣的流行演員，都開始轉向左翼電影，鴛鴦蝴蝶派這種小花小草、小鳥依人的創作路線，遭到了左派文藝界的猛烈抨擊和批判。這也埋下了這一流派成員1949年之後命運坎坷的種子。
主唱周璇，是1930年代的著名演員和歌手。她的伯樂黎錦暉是黎錦光的胞兄，也是著名作曲家。周璇幼年經歷拐賣，被人收養。她的演藝生涯作品例如《天涯歌女》，充滿了對底層大眾的同情、對自己人生的悲歎。她最早演唱的《民族之光》，更是表達了她樸素的愛國情懷。《凱旋歌》的誕生和流傳，是周璇的榮耀，也是對那個八年中的國軍官兵誓死報國精神的肯定。
進入歷史垃圾桶：「不革命」的文藝與文藝家
《凱旋歌》的歌詞包含的意象、表達的思想，顯然和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是不合的。歌詞中的「國旗」，已經被當作反動王朝符號而消失在中國大陸的公共空間語境中。至於歌詞中的「復興民族、促進大同」，這兩句在今日看來很平常的用語，在當時那更是犯了當時的政治忌諱。因為1950年代開始的中國，奉行的是淡化民族主義的文化國策，追求的是階級鬥爭和革命文化，復興民族的口號，被視為是為封建主義招魂。對外，那個時期則是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如果高談大同思想，一定會被視為是階級調和主義路線。當然，在根本上，這首歌的歌頌對象是國軍。這一系列因素讓《凱旋歌》淡出了中國大陸的藝術舞台。
不過，更令人慨歎的是黎錦光、范煙橋、周璇的三人生命軌跡。195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文藝界開始全面貫徹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這不僅指導今後的工作，也對中國現代文藝史上的人和事進行了大清理。黎錦光等人無法逃脫這一文化藝術界的革命巨浪。
黎錦光在1930年代的音樂創作，特別是他卓有成就的流行歌曲部分，被視為是「靡靡之音」、「黃色音樂」。這兩個極具貶意的用語，直到1990年代的中國文藝批評中，仍不時被拿來作為批判罪名。1949後，黎錦光從事了十多年的音樂製作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此時的氛圍日漸與1930年代不同，他則是小心翼翼。文革爆發後，黎錦光因為長期參與音樂創作，被諷刺為「耳朵大王」，更被打成「漢奸、特務、黃色歌曲黑幹將」，被罰去掃廁所。迫害黎錦光的人認為，黎錦光創作的歌曲是「臭不可聞的反動作品」，去掃廁所正好可以「以臭攻臭」。他的二哥黎錦暉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文革中遭衝擊後去世。長兄黎錦熙曾經是反對蔣中正的民主派知識分子、語言學家、注音字母之父，文革中資料被查封，遭到迫害和衝擊，後被曾經的學生毛澤東保護而勉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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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歌》詞作者范煙橋比較悲慘，未能捱過文革。1949年後，范煙橋變得小心翼翼，曾經在1930年代批判鴛鴦蝴蝶派的左翼文藝力量，最終經過革命，奪取了政權。為了生存下去，范煙橋嘗試用新社會的文藝口味進行寫作，歌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但他始終達不到文藝工作管理者的要求和標準。他自己也自嘲是「舊瓶裝新酒」。文革爆發後，范煙橋、程小青、周瘦鵑被打成「鴛鴦蝴蝶派的三家村」，遭到凌辱和迫害。他燒毀了自己所有的手稿和作品，以求平安。1968年3月，在屈辱和悲憤中，范煙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除了著名的鴛鴦蝴蝶派作家周瘦鵑上門弔喪之外，無人敢來致哀。不到半年後，周瘦鵑跳入一口井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張春橋、姚文元之流，要為他們的死，負上最直接的責任。
周璇相貌嬌美，演員、歌手出身，但愛情歷程一直不順遂。1949年大時代的轉折點，周璇選擇前往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發生情變後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周璇，健康日漸轉差，但仍試圖擁抱新社會以調整自己的角色。不過，在她給友人的信中，吐露了遭到報紙批判的無奈。她的未婚夫唐棣因為曾經是國軍軍官，被當作歷史反革命，而遭判刑3年，這對周璇精神產生了巨大刺激。1957年，周璇病逝。文革中，周璇的墳墓被徹底搗毀，骸骨無存。如今的周璇墓，是一個衣冠冢。
路漫漫：從國家的凱旋，到個人的凱旋
八年抗戰勝利了，國軍凱旋，國家凱旋；但《凱旋歌》這一眾人等，後來的人生卻是沒有凱旋。胡適先生曾經寄望青年人說：爭取你們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這句話背後，蘊飽含了滄桑，可謂路漫漫。周璇病逝時的1957年，中國大陸已經在反右派運動的高壓中，她曾經主演過的電影《清宮秘史》也開始遭到批判。如果周璇活著，江青等一眾自認為是革命電影、革命文藝化身的真理教師爺，一定不會放過周璇。黎錦光活了下來，當他再見到當年唱了自己譜曲《夜來香》的歌手李香蘭時，那種感慨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回望1930年代、1940年代的抗戰救亡歌曲，很多都是和電影息息相關。那時的影人、歌手，也會有緋聞，但是他們也更有氣節、更有情操、更有價值。周璇早期演唱的《民族之光》，飽含了對國土淪喪的悲憤。那是一個只有理想而不需要為流量（點閱量）去考量的年代。他們表達愛國的方式就是藝術，為了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在1930年代是巔峰。我們要慶幸，《夜來香》已經成為了經典。否則，以今日中國大陸之社會氛圍，《夜來香》一定會被無腦的小粉紅批判，認為這是漢奸歌曲、日本文化入侵。
我們致敬黎錦光、范煙橋、周璇，並不是去緬懷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我們是要恢復歷史的真相。這個真相包括抗戰史、藝術史和他們的人生歷史。荒唐的年代，將曾經真正在八年抗戰中付出辛勞智慧與才華的藝術家們，折騰得死去活來。然後，對這種折騰人的歷史如果反思不夠徹底，抗戰歷史就會被庸俗化、低級化、無聊化。看看周璇主演的電影，再看看後來的抗日神劇，簡直完全不在同一個道德坐標系中。聽聽《凱旋歌》這樣的大漢天聲，再聽聽抖音上一些低俗不堪、主張排外仇日的音樂影片，這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道德和藝術坐標系。
人世間，最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利用政治正確和話語優勢，以道德法官自居來告訴你，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愛國，什麼是不愛國；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論；什麼歌曲該聽，什麼是靡靡之音；什麼是有毒有害的書，什麼是經典。最可怕的是，有人告訴你：《凱旋歌》不是愛國，拿著U型鎖去摧毀自家人駕駛的日本製私家車才是愛國；周璇不是愛國，去摧毀衡陽的國軍紀念碑才是愛國；主張藝術創作自由不是愛國，千篇一律去拍一個《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才是愛國；歌頌和懷念國軍抗戰先烈不是愛國，去日僑學校來上一刀才是愛國。這些道德流氓、文化癟三，猶如張春橋轉世、江青輪迴，動輒揮舞批判大棒，去壓迫追求真相和正義的中國大陸人民。這是一群小醜，如姚文元一樣，這才是真正的臭不可聞。身為知識人，又豈能對這種歷史與文明上的假惡醜保持沉默，對待極左低俗的極端逆流，惟有戰鬥，並「抱定殺身成仁的決心，發揚中華民族之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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