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除碑墓來建構全新歷史敘事，是一種急進的政治空間改造，反映的其實是社會政治環境的一元化、高度的權力集中化。中國大陸的文革就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受衝擊的不僅是「被革命者」，某種條件下，建構這種形態的「革命者」自己，也會為急進洪流所吞噬。
對日抗戰勝利後，國軍與中共隨即在中國東北爆發軍事衝突，早期著名的戰役爆發在吉林省的四平，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指揮官為林彪。1953年6月，為紀念國共四平戰役六週年，官方在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建造烈士紀念塔。碑身正面為曾任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題刻的「為解放人民而奮鬥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西面是曾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題刻「成人有志花應碧，殺敵留紅土亦香」；南面是曾任中共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崗題刻「日月同光，山河並壽，人民戰士永垂不朽」；北面是曾任中共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楓題刻「中華人民優秀兒女萬古千秋」。紀念塔前牌坊匾額及楹聯由曾任中共遼北省政府主席的閻寶航所題，匾額內容為「四平市烈士紀念塔」，兩側楹聯為「革命業績垂千古，烈士光輝照山河」。
但革命成功後的紅色中國，「四平市烈士紀念塔」上的題刻幾乎全數被鑿毀。1954年，高崗因為「高饒反黨集團案」被打成反黨分子，最終自殺身亡，題刻被鑿毀。1966年7月，林楓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資派，被關入秦城監獄，題詞被鑿毀；1966年9月，閻寶航被打成特務、三反分子，病死在獄中，其題名被鑿毀；1967年1月，陶鑄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和走資派，題刻被鑿毀。1971年9月13日，作為副統帥、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出逃而空難於蒙古國，題刻被毀。因此，如今的四平烈士紀念塔，碑身正面文字是後來填補的，為毛澤東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共產革命記錄自身歷史的紀念碑尚且如此命運，則國軍碑墓之境遇可想而知。黃埔建軍之後的國軍東征與北伐，帶來的是影響深遠的社會革命；而國軍抗俄與對日抗戰則是民族革命。國軍在中國大陸的碑墓，便是這兩種革命外化於公共生活的「革命空間」。1949年的大變局，是另一批革命者的祭壇登場，則舊的革命空間祭壇就必定被拆除、消失。國軍撤至臺灣之後，中國大陸遭受破壞的國軍歷史遺蹟絕不僅僅局限在抗戰建築中。東征、北伐、抗俄、剿共的歷史實物亦是大量消失。其中，東征、北伐這兩大歷史事件，與黃埔建軍更是具有直接關聯。也就是說，舉凡涉及到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革命軍的歷史圖騰，多會難逃拆除或改名之命運，而與紀念碑相關的大多數國軍歷史人物在中國大陸後來的命運更是坎坷曲折。這種曲折坎坷是歷史真實，是共產革命替代國民革命的結果。
國軍碑墓曾經建造有時，後來經歷了拆毀有時。但拆毀有時並不是國軍碑墓在神州大地的終極結局。「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源自《聖經》中的〈傳道書〉，寓意神會賦予重生的地位和命運。這也是國軍碑墓在政治風雲激盪以及中國民間努力回復歷史真實努力中的命運寫照。由《聖經》啟示，國軍碑墓之「拆毀有時」，包含有形及無形兩層概念：有形層面係指是國軍紀念碑在戰爭歲月中被建造，成為中華民國合法性、正當性的「革命空間」，在1949年後被拆除，此為共產革命風潮下的「空間革命」；深層無形之意義，則指在紅色「空間革命」下，國軍歷史被再一次型塑，與本源的距離越來越遠。
黃埔建軍百年以來，國軍在中國大陸的碑墓，其實襯托的是一種歷史的本源。這裡的本源，就是黃埔建軍、對日抗戰的真實歷史。在共產革命史觀中，「聯俄容共」被表述為「聯俄聯共」；黃埔建軍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中共黨員是國民革命軍東征、北伐的先鋒、模範與骨幹。對日抗戰的歷史爭論更是持之歷久，北京官方一直堅持其抗戰正統性的四大歷史敘事不動搖——「中共倡導之全民族統一戰線領導說」、「中共中流砥柱說」、「共軍敵後戰場主力說」以及「國軍消極抗戰說」。此四種歷史敘事之立场在過去數年愈顯強硬，使得國民革命、黃埔建軍、對日抗戰，成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組成部分和歷史配角，而非將黃埔建軍百年來的國軍歷史作為平行範疇或主題來呈現。北京官方對國軍歷史有限度的承認和接納，也是在維繫共產革命主體性的前提下進行的。
本研究總結發現，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在面對國軍史蹟時，較之於北京中央層面會更加開放和積極；民間社會比官方更加積極。眾多國軍碑墓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得以重建或恢復，並非官方思維轉變或開放，而是中國民間社會追求歷史真實的努力，形成了聲量和動力，造就了來自中國大陸人民的「空間革命」，諸多國軍史蹟就是循著「民間發掘→輿論傳播→訴求官方→展開重建」的路徑模式出現在中國公眾視野中。官方不反對，往往就是民間力量恢復國軍史蹟成功的關鍵因素。臺灣、中國大陸、港澳及海外多有識之士，在「建造有時、拆毀有時」的環境下努力，他們追求的是「拆毀有時、建造有時」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國軍作為一個歷史、情感的概念，從來沒有在中國大陸絕祀。因為任何對國軍歷史的討論和評價，不論褒貶，都說明國軍仍舊在神州大地的民心中存在，仍舊說明國軍的硝煙烽火不曾消失在1949之後的極左狂飆中。只要這個議題依舊被論述，就是國軍歷史再現的基點。作者從事此研究，也是希望讓那些紀念碑背後的國軍英靈、以及在1949後飽受政治運動衝擊的國軍先輩，不被歷史所忘卻。作者認為，北京方面若能夠以更加積極、開放的政策取態來面對國軍碑墓及其背後的歷史，將是造福全體華人的德政，必定會對中國大陸的社會進步帶來推動。
國軍碑墓所彰顯的，是對1924年開始的戰爭、革命、生命、人性的思考，這是一個永恆的哲學命題。既然國軍碑墓是生命哲學的永恆載體，那麼今世就不該以民族主義的工具化思維來看待國軍碑墓甚至是黃埔百年建軍史。因為民族主義是一時的，生命、自由與千秋之義才是永久的。更應該思考的，或許是如何汲取避免再一場戰爭的爆發、如何避免砸碑毀墓的再現、如何締造華人社會更堅實的文明、進步與民主多元的生活。這或許是百年來的國軍碑墓滄桑所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和價值。
對臺灣而言，黃埔建軍百年史的意義必定已經與1924年的時空背景有著巨大差異。中國大陸用民間力量為傘兵鴻翔部隊立碑，在臺北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卻是由陸軍司令主祭，舉行莊嚴隆重的儀式將鴻翔烈士牌位入祀，以享萬世，賦予了這些烈士在國族與公權力層面的榮譽和地位。2023年6月30日，在滂沱大雨中和轟鳴雷聲中，滇緬泰寮孤軍靈位，亦隆重奉祀國民忠烈祠。從巴佈亞紐幾內亞、到緬甸、再到中華民國駐印軍蘭伽公墓，因為臺灣的存在，全世界各地之國軍英靈，不再孤獨。與其以民族主義來看待兩岸這種「連結」，倒不如說，臺灣更能夠以「真」的態度和立場去面對華人社會中的榮耀史和幽暗史。這是民主自由的臺灣對整個華人社會最大的貢獻和價值。國軍自黃埔建立以來，抗俄、抗戰等諸多歷史，都是與世界自由陣營和文明身處同側，二戰時期的美軍飛虎隊援華，更是這種文明盟友的深刻記錄。這是國軍千秋不易的光榮，更對今時今日有著巨大啟示。也是在這片寶島，對黃埔史、抗戰史、國軍史持不同立場或觀點的書籍、文獻、論著，可以自由創作與發表。這或許就是百年前黃埔先輩甚至是辛亥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以及蔣渭水、鄒洪等仁人志士的奮鬥理想。永葆民主自由延續不絕，才是探求百年黃埔意義時，更加需要前瞻的願景和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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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居民，1986年出生，祖籍江蘇，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業）、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新聞評論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銘誌天星 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