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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某個夏夜，二十二歲的珍妮佛在自家床上熟睡時，遭到陌生黑人男子性侵。警察將六張嫌疑犯的照片排在珍妮佛面前，要她指認：

性侵被害人，大概是所有刑案被害人之中，最容易被汙名化的一群人了。人們對性的禁忌與避諱，讓他們難以公然現身控訴不義，若是決定挺身而出，更可能面對各式各樣的惡意，懷疑他們是事後反悔？還是挾怨報復？發生這樣的事，是不是自己也該負責？

憲改不是政治利益的重分配遊戲，而是強化公民權利的新出發。我們需要憲政改革以創造權責相符的政府體制，不是在選擇那個體制最能夠符合特定政黨的利益，而是要讓行政權能夠適當運作、可以被監督究責。我們要求選制改革，不是為了讓那個特定政黨獲得最多席次，而是要讓立法權的代表性能夠更多元也更均衡。行政權與立法權這兩種權力，都要服務一個共同的目的：實現保障人民的權利。

自從2005年修憲以來，台灣的憲政亂象頻傳，2013年的九月政爭將憲政危機推向高峰，但不見修憲之議，直到今年春天的佔領運動，凸顯重大憲政危機的代議民主困境，才使得修憲之議成為公共討論的對象，但所激發的政治動能與公民熱情卻相當有限。

3月19日凌晨近四點，在立法院的議場中，女女男男的青年們群策群力，眾人加上以椅子構築成的防禦障礙物，把試圖攻堅進入立法院議場的警察們「送出去」。優勢的警力無法對抗和平抗爭的公民，是公民驅離了警察，不是警察驅離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