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允晨出版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余英時一九八七年離開耶魯，應聘去普林斯頓大學前，曾賦詩一首，寫成一條幅留別孫康宜教授夫婦。據我多次去他們住所所見，那條幅一直掛在孫教授的書房內。

此集所收舊作多涉及古代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如今匯為一編，可算是對我荒廢已久的早年學業作個盤點交代。其間的因緣際會，所歷的文運人事，跌宕衝突中曾如何歪打正著，挫折歧途上又何以有所玉成，且容我下文委曲道來。

1995年夏季我的羌族地區勘察之旅，主要目的是了解整個地區的梗概，並設法選個最適合的田野調查點。依據我在美國所習的社會人類學，這最好是個與外隔絕的，由經濟生產、社會組織到宗教信仰皆自成體系的一個村落。後來我聽說，松潘小姓溝埃期村便是最偏遠的一個羌族山溝村寨。埃期村也是毛老師（克木杰）的家鄉﹔他是我在羌族地區最早認得的幾個朋友之一。

1994夏季在我學術生涯中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對曾是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在此之前兩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又在這一年得到馳名國際學界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終身聘職，40歲以後的學術生命中還會有什麼可令人振奮的轉變？

1994年夏季我首次來到汶川，在此我認識了幾位威州師範學校的老師。雖然認得這幾位朋友，對往後十年我在本地的田野行旅十分關鍵，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我在威州大橋頭的一段經歷。

在一列載滿打鼾乘客的中國火車上想著巴哈與孔子，似乎荒謬得不合時宜，因為那些乘客從來沒聽過這位德國作曲家的作品，而且在過去十年間不斷辱罵孔子的人文主義。然而巴哈和孔子是小李父親的神，他是他父親的兒子，現在他要回家見他父親，他父親即使遭受毛澤東革命的攻擊，仍然尊敬著巴哈與孔子，並試圖為周遭的混亂帶來一些秩序。巴哈與孔子這兩人，一位編纂了調和與複調樂曲的規則，另一個編纂了人際關係的規則，兩者都在尋找某種崇高的一致性或「大同」，並為一切帶來「和諧」，或許他父親喜歡這兩個不同之人的作品一點也不奇怪。

小李醒來之後花了一點時間才想起自己在什麼地方，以及前一晚發生了什麼事。他跳下床，跑到孫奶奶家的窗前。那堆燒掉一半的書籍和樂譜仍在冒煙，他們家的鋼琴側面已經燒得焦黑，斷裂的琴弦從琴身裡往外翹，看起來像是某種報廢的武器。灰燼像白雪般散落在庭院中，衣服和紙張也被丟得到處都是。他們家的前門躺在走廊上，碎玻璃在清晨的陽光下像冰晶般閃閃發亮。小李穿上衣服，打開門的時候孫奶奶正好睡醒。

天色已經變暗許久，可是李同書仍然沒有回家。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凝聚出驚人的氣勢，因此李同書很少在天黑前回家。他十四歲的兒子李文德經常獨自坐在他們室如懸磬的家中，他們家位於名為柳園的庭園建築，這裡曾有雅緻的花園和門廳。李家就在柳園的一個房間，房裡除了兩張床、一張木製的小圓桌、一個衣櫃，還有一座附有玻璃門以防北京乾燥塵土弄髒書籍和樂譜的木製大書櫃外，最醒目的，是一台直立式的史坦威鋼琴。

我認識李賢文先生，大約是在開始著手蒐集台灣美術史田野資料之際。一九八八年秋，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通過後，我分別拜訪雄獅美術出版社與藝術家雜誌社，訂購全套期刊，早期已經絕版部分，出版社答應提供影印本，這批書已入藏研究所內圖書館。毫無疑問地，研究台灣現代美術史，除了日治時期的官報，《台灣日日新報》之外，《雄獅美術》（一九七一年創刊）與《藝術家》（一九七五年創刊）這兩本雜誌同樣是需要逐頁閱讀的重要資料。

回想起來，我見過李石樵先生（一九○八～一九九五），印象最深刻的有三次。

第一次和吳詠慧見面，是在四年前。那時伊似乎還沒有姓吳，也不叫詠慧，而是和區區在下一樣，取了個俗得讓人聽後就忘了的名字。害得我在過後的四年內，老是把他和臺大歷史系某教授的名字搞混在一起。當時伊是哈佛大學東亞系快要出爐的新科狀元，到夏威夷是為了參加第一屆國際朱子學術討論會。我和吳詠慧同文同種再加上同年同專業，這次又同在一個地方開會，經金恒煒兄替我們引介，很快便熟絡起來。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上篇談到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對媒體的控制迄未放鬆，但臺灣當時整體的局勢，民主、開放已箭在弦上，勢所必行，民間的民主運動幾乎遍地烽火，所謂的「黨外」浪潮已勢不可擋，民營報紙除了聯合、中時兩大報外，高雄的臺灣時報、臺中的臺灣日報，言論均偏向「黨外」，即使言論空間狹小，對於「黨外」人物的活動、主張，以及民間對他們的支持，仍不吝刊載，甚至偶有大篇幅的報導。

二○一八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