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問：中國古代文學在國內屬於「冷門」學科，古代文學研究在當下的意義也時常困惑著研究者們，我想知道，北美的漢學家怎樣看待這一問題，您本人的態度又是如何？
答：就我在美國大學教書的見聞和感觸來說，所有的人文學科研究在此地都說不上「熱」，只是從我和這些人員有限的接觸來看，我並不覺得他們認為自己的學科受到了什麼冷遇。那麼「冷門」這話該怎麼說呢？是不是可以說，所謂嫌某某學科冷門，主要是那些學科中的人自以為受到冷遇而不滿的一種說法呢？怎麼樣才算不冷？難道把唐詩宋詞搞得流行歌曲一樣走紅，古代文學就不冷門了？在今日世界上專業越分越細的情況下，哪個專業對於外行不是冷門？要想不冷門，恐怕只有做文化名流，寫暢銷書，到大眾媒體上去亮相了。
耶魯的大學者名教授很多，我還沒想到就這一話題去瞭解他們的看法，但從有限的接觸大概可看出一種普遍的傾向：兢兢業業工作的人居多，他們專心投入自己的領域，只求在所屬的專業圈子內產生影響，而很少奢求分外的名譽、利益和特權。對學者來說，學院外的誘惑顯然比中國要少。比如有位中國歷史教授，在中美均有影響，他素來以文筆生動吸引讀者，但有一家中國出版社想約他寫那種渲染名牌大學的散文隨筆集，便受到他斷然拒絕。倒不是說他寫不了，而是因為他並不想湊那個熱鬧，更不想逾越他專業的界線去沾多餘的光彩。當專業以外的俗務根本沒有誘惑，在一個人的心目中就不太會產生孰熱孰冷的計較。中國現在的情況，我看恐怕是狂者進取之士太多了一些。在美國的學院內，狷者有所不為的人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大，其整個的氛圍是持重和低調的，節制和內斂的。他們基本上是安於冷或樂於冷，並以冷為生活方式，故雖處冷而並不以為冷。所以我在這裏很少聽到大學教師們發出什麼冷門的抱怨。儘管很多人都熱中進法學院和醫學院讀書，將來好賺大錢，但還是有個別的人完全出於個人的愛好而投入人文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他們心中，一般都不存在那種計較自己的專業是否受人重視的想法。特別是漢學（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在內）領域，規模極為有限，經費也最寒酸，有些項目的開設還得靠香港台灣的有錢人捐款支撐。你拿了中國文學博士學位，頂多也就是當個終身教授罷了。但十萬八萬的人群裏頭總會有那麼幾個對中國或中國人情有獨鍾的白人，等他們學有所成，找到了對口的工作，能在大學出版社出他們那些僅有同行和選修此類課程的學生會買的專著，能到定期舉行的本領域學術會議上互相碰頭，交換一下學術成果，能在學院之間互相請來請去作演講，而講演時能看見有十幾個教師加學生坐在下面恭聽，他們也就就心安理得，覺得很不錯了。抱
認為做什麼事更有意義或意義不大，這在價值取向各不相同的人看來，差異會是很大的。在一個工作生活相對穩定，又不會突然發生政局巨變，而且學術言論相當自由的國度裏，做學問這件事應該有其相當大的自足性，這就是為學術而學術。你可以不受干擾地做求真的學問，也不必去多想能拿它致什麼用或敲什麼門。這樣，就不存在有沒有意義或意義有多大之類讓你傷腦筋的問題。玩股票的就讓人家儘管賺去，精通電腦的就讓人家掙高薪去，你如果覺得自己只是個啃古書的材料，就乖乖啃自己能啃得動的古文好了，最終多少也會啃出些甜頭來。過去我們追隨毛澤東批評過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那句話，給人家亂戴「形而上學」的帽子。我可以告訴你，美國好就好在至今仍是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地方。大學裏更是如此，若不是正在使用電腦之類的東西，有時候坐在那古典式的石頭建築內讀書上課，你會依稀覺得這校園內的求學環境簡直和在電影上所見的百年前景況差不了多少。意義的困惑，這興許是中國那種不斷變化的大氣候下幹什麼都忽熱忽冷而導致的一種精神感冒吧。不妨簡略回顧一下國內新時期二十年的學術歷程：美學一度就被認為很有意義，似乎掌握了其中的要妙之道，弄清了美的客觀性或主觀性的問題，我們的文藝狀況，甚至我們的現實人生都會徹底改善。後來又是對比較文學的奢望，接著企圖從海外漢學得到補養，統統熱過一陣，慢慢地都淡出了意義的光圈。
我認識一個名叫夏洛特．佛斯的美國漢學家，她的中文很一般，據說是為了通曉中國古代醫典中「婦人以血為主」這一中醫教條的問題，她竟花了二十來年的光陰，翻遍了自宋至明的婦科書籍。她查閱的資料很多都是手抄本，那些書，就是國內從事醫學史研究的人也未必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了也未必留意。就是這樣不慌不忙地苦心鑽研著她那個枯燥的問題，佛斯最終寫成了一本題曰《中國宋元明醫學史中的性別》的英文佳作。我為此書寫過書評，不知道在英語世界中能讀懂或有興趣讀她那本書的人到底會有多少，想必她在圈子外是不會有什麼名氣的。但她自以為她的工作很有意義，她真可謂深入了冷門中的冷門，填補了在中美均無人看在眼裏的空白。當然，我並不是在此鼓勵大家在做學問的事情上都去挖針尖大的深井，漢學家中有的是博大精深，著作豐富的學者。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舉佛斯的例子只是針對急功近利的態度而言的，它至少對學問做得慢而且細的人有激勵恆心的作用。總而言之，一個人心裏不存意義的俗念，自然也就少了意義的困擾。
然而對於研究古代文學的華人學者，只做到皓首窮經，冰冷的求真，似乎還有所不足，我想這恐怕也是你向我提出意義困惑的原因之一。在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時，我檢討過在大批判氛圍下長期形成的學術心態，竊以為，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所謂「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是應予重新審視的。這倒不是說，古代的東西無所謂精華與糟粕之分，而是說古典的東西不應被當作一堆予取予奪的學術試驗材料。這裏的大學設有專門研究西方古代典籍的古典系，大學生中也設有講授此類知識的課程。對於那些負載西方傳統價值的典籍，人們多是孔子那種「好古而敏以求之」的態度，從未聽說還沒有進入典籍的閱讀，就先有了存心批判，必欲剔除其糟粕的想法。古人所述說的生命狀態及其世界的真實是一個整體，念念不忘剔除其糟粕的作法勢必造成將其肢解的結果。你也許解剖出了極其隱秘的細部，哪怕是屬於你想要的精華，但你只抓住了死肉，生命的靈氣已走漏精光。詩詞文章言情託意，都是出自性靈的東西，一個古代文學研究者追求的意義就是把這種蘊藏在文字中可感的因素發揮出來，讓它再去感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生命的流動總是在萬殊的相感中迴旋不已。葉嘉瑩的詩詞講授之所以廣受普通詩詞愛好者的歡迎，就是因為她善於闡發詩詞的感發作用，能委曲入微地探觸到古人的用心。懷古者並不是要埋入故紙堆逃避現實，現實已在長期的折騰中丟魂落魄，呼喚古人的靈氣，無非是為國體和民體的復原盡一些培植、調養的綿薄之力。其實很多熱愛古代文學的學者都在作類似的努力，他們既不會發出冷門的抱怨，也不會困惑於意義的喪失。
問：這幾年，一些新方法，如性別理論、現象學方法等也開始逐漸被國內年輕一代學者引用到古代文學研究之中，但一些老一輩學者對此則持保留態度，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您處於「理論生產中心」的北美，源源不斷的新理論對您的研究有著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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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年齡似乎並不能構成人群分類的絕對標準，做學問這事情，各個年齡層次的人中都有良有莠，未必後生全都可畏，也未必長者全都可敬。至於引用新方法的宜與不宜，情況更為複雜，很難一概而論。不要忘了，五十年代初，從蘇聯引進的那一套文藝理論也曾經是先進的新方法呢。由於國人多年來都把那些教條主義的、庸俗社會學的東西當政治任務接受，都在外來的政治壓力下馴化成死搬硬套的思維慣性。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應該看到，比如你所說的對年輕人引用新方法不以為然的那些老一輩學者，他們也有過中青年的時代，他們當時也一度是學習馬列主義新方法的積極分子。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人業已落伍，要去求新，已無能力，全盤守舊，似又不甘，於是都習慣把自己在學術上的平庸歸咎於過去的三十年，似乎所有的錯都是時代和政策的錯，個人對自己與那個大錯的共謀卻無需負責。現在已經看得十分清楚：蘇式的經院哲學固然製造了學術的蒼白，但它的簡單化和同一性也有利於平庸者的寄生和倖存。那個受到抱怨的時代在學術良知的存留上確實是害了這些抱怨者，但也在混著吃學術飯和學術權力的擁有上讓他們得了利。在今日學術已有長足發展的形勢下，樂於念老黃曆的人為守住自己的學術特權，便厚起老臉以堅持傳統自居，於是年輕人的求新就很容易成為他們指責的口實。他們固然是老一輩，但屬於老一輩中的混混。像陳寅恪、俞平伯、楊樹達、任半塘等一大批具有深厚國學修養的學者才有資格作為傳統治學方法的代表，並非任何一個上了年紀帶了研究生的教授都可被視為老一輩的旗幟。這就是說，老一輩也應一分為二地看，殘存在老一輩中的庸俗社會學遺孽可謂越老越朽，朽而猶自雕飾，乃至繼續克隆新一代的平庸。他們的看法，我們實在不值得拉出來在此多費口舌。
說到引進和應用西方新方法的動向，這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因為五十年代引進的新方法已被證明無效而有害，要矯正要改進，就非得用新的來衝擊不可。我自己當研究生的時候也懷抱此類想法。現在回頭去看，過分迷戀新方法也有很大的危險。如果一味把現象學、女性主義批評等方法的運用當成目的，而把古代文學研究的本體弄成玩那些新方法飛刀術的靶子，其結果也與從前搬運蘇式經院哲學造成的倒錯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區別。所以年輕一代的學者固然多了些求新的勇氣，但若一味硬挺起一個求新的高姿態，未必就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新方法盡可以嘗試著運用，打好紮實的國學底子，達到經史子集兼通，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基本功。這也正是老一輩優秀學者向我們昭示的方向，而新一代優秀學者之所以能在嶄露頭角後更有長進，大都是涉獵了西方的理論後又返回到古代的典籍中潛沉涵詠的緣故。總之，借鑑運用西方的方法理論只能提供一種角度，開闊一下視野，用得好了，會有助我們回歸本體，用得不好，只會落到失其故步，從邯鄲爬不回家的狼狽下場。
古人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如上所述，我早先也很熱衷搬運新理論新方法，到了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書籍成堆的美國，在我的身上，啃那些東西的勁頭反而削弱了許多。就拿批評理論重鎮的耶魯來說，從老師到學生，包括我曾參與過的博士生古代文學討論課堂上看到的情況，師生對新潮的批評方法並不顯得有多麼過分的偏愛。事實往往出乎人的想像，燈塔底下的光線反而較暗一些，也許正是從遠方觀望的眼睛太嚮往燈塔，那一閃一閃的亮光才在渺冥中喚起了浮躁的趨光衝動！至少我所認識的中國文學教授們都習慣做他們平易的文本細讀工作。在一個隨時都可以聽布魯姆講課的校園內，師生們聽的多見的多了，大約是不足以激發以方法理論矜誇的狂熱吧，故庸言遜行反而普遍一些。況且學院裏奉行的學術規則向來都很嚴明，任何引文，任何對他人說法的轉述或借用都得注明出處，稍有疏忽和胡謅，即有掠美剽竊之嫌。所以，人們安於慢工出細活，寧可把學問做得瑣碎一些，也不屑於高深其詞而模糊影響，哪裡敢像某些在國內奢談「後學」的人士那樣天馬行空，亂噴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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