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問：前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您的《身體和情欲》和《風騷與豔情》，前者是您到北美後的論文集，後者是您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版過的專著，您認為這兩部作品的最大不同是什麼？我們尤其感興趣的是，您現在對《風騷與豔情》怎麼評價？
答：就從《身體和情欲》這本評論集說起吧。我出國後一直在寫隨筆評論，各種內容的都有，並非全都圍繞著性與性別的話題。至於收入此書的文章，因為首先得考慮出版審查上許可的尺度和銷售上可能產生的效果，所以從已發表的文章中做了一定的篩選，比如，能收進來的東西，起碼不要有什麼抵觸和妨礙，以免印出來給出版社造成意外的麻煩。在這一大前提下，經過與編輯磋商，我特別注意挑選了那些學術性與可讀性兼顧的文章。正好這些年來我寫了不少討論性別理論的評論，在報刊上發表後反應還算不錯，於是便選入數篇，結集在「身體和情欲」的總話題之下。順便提一下，我一九八九年寫成一本小書，名叫《女權主義與文學》，後來拖到一九九四年才在北京出版。如果說在那本入門性的讀物中我集中評介了截止八十年代中期歐美的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那麼在《身體和情欲》一書中，我著重討論的便是九十年代初以來性別理論在文學研究和文化批評方面的廣泛應用了。眾所周知，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是歐美六十年代以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產物，她們在文本上處處致力於批判和顛覆男性中心的文化傳統，可謂一「破」字當頭的革命思潮。鬧到了八十年代末，質疑、抨擊和消解的文章也作得差不多了，而性別的視角已漸為學院內的男性學者所接受，並影響到文學研究以外的其他學科，跨學科的性別理論便由此應運而生。我在《身體和情欲》一書中討論的很多問題，如乳房的文化史，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女性身體，身體與情色的關係，減肥節食的問題等，便在一定的程度上補充了我早先那本小冊子不可能囊括進去的最新情況，可算是對女性主義批評之後綺麗的波瀾做了幾束光亮的掃描。
現在趁著談我集子中的文章，我還想補充說幾句關於新理論新方法對我的影響的問題。該集中有些文章是我在出國以前寫的，比如評楊爭光小說的文章，我屬草之際並沒有想到拿什麼新方法去讀解。我憑的是我多年在陝西農村生活的經驗感受，討論楊爭光筆下的人物，也是在和我熟悉的村民們對話。比較而言，我更喜歡這種從自身閱歷感受中提煉思想的為文狀態，它是積久而發的，無需拿引文的編織去填補思路的空檔。我出國後寫的評論多針對新出版的英文專著，這些書不同於在國內我曾喜歡鑽研的那類批評理論流派引論或思潮分類介紹之作，它們是對各個特殊領域的專題研究。方法理論已溶解於對具體問題的深入分析，讀這些書對我的啟示是：只要你能在一個確定的領域沉下去努力勘探，對你有用的方法自然會在勘探及發現的過程中摸索出來。 （相關報導： 石之瑜觀點：誰把跳舞賺錢的快樂小姐變成政治消費物？ ｜ 更多文章 ）
《風騷與豔情》初版於一九八八年，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本專著。與以上那本評論集中所收的隨意讀書而即興發揮之作不同，《風》書乃出自我多年學習古典詩詞所積累的知識及感受。我的研讀古典詩詞最初本由習作舊詩入手，在此書台灣版的序言中我是這樣描述的：「我基本上沒受過多少大學中文系的教育，直到後來有機會再入大學深造，在很長一段歲月中，我的生活都處於文化上的邊緣地位。讀詩或寫詩，不過業餘的奢侈消遣而已。由於一直都是從性之所好出發去自學一些國學的基礎知識，而很少從課堂上接受教條化的理論，因而從一開始就在良知較小受到歪曲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泛覽的書籍，隨之對古人的處境及其區區懷抱漸漸有了較貼近的默會。……在作詩填詞上經驗地諳熟了一種並未從知性上識辨清楚的表達方式。」正是長期以來閱讀和習作舊體詩的過程中默會了其體要、品味及意趣，等後來從研究的角度再重溫我熟悉的作品，並試圖運用新方法、新理論去作分析，我才發覺死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和用語是很危險的。我也一度迷戀新方法，但我從一開始就敏感到，一味拿西方的概念和用語套用於中國文學的事實，很容易弄得驢頭不對馬嘴。我更喜歡拈出幾個古代文學中固有的關鍵用語，把它們置於相關的歷史脈絡中作重新描述和界定。比如，「風騷」與「豔情」，乃至後來在另一本討論性與古典文學的書中貫串始終的「風月鑒」，便都屬於此類關鍵用語。它們都是含義豐富的意象，都隨著文學的發展呈現出複雜的變化。如果把此類構成我書中敘述框架的用語比作函數表的數軸，我憑藉著它們力圖勾畫出來的，就是一種分化與融合的演變軌跡了。當然，《風》書討論的各個方面都只是開了個頭，僅淺嘗而止。在此書出版以前，有關古代婦女文學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來謝無量、梁乙真、譚正璧那類羅列女作家花名冊著作的水準上。從此以後，不少研究者都開始注意到女性的文學和文學的女性二者並重的方向，並且將兩者並置在古代文學的總體中來研究考察了。女性的關注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它也是切入點，是勘探的線索和掃描的光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