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涯懷友月千里
一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這人生於亂世，對人生黑暗面看得太多，難免有憤世的偏激；且無阮步兵之才，卻偏愛用青白眼臧否人物；我一輩子沒能交上幾個真朋友，由於朋友不多，故不免格外珍惜。文船山是有數的幾個朋友中，最能和我心意相通，意氣相投的一個。每星期和住在美國東岸的文船山通一個長途電話，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是我在柏克萊十年如一日的功課，也是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這次遠赴南洋，越洋電話的昂貴收費，並非我和文船山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實不相瞞，一想到以後再也不能和文船山在電話中暢談，我就更捨不得離開柏克萊。
在未曾認識文船山之前，我便已讀過文船山以「海楓」為筆名撰寫的兩本書，一本是《海豐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另一本是《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前者讀後印象不深，後者所謂「述略」，其實是用了六百多頁的篇幅，把錯綜複雜的整個廣州地區的紅衛兵運動疎通董理，其條理之明、敘事之審、剖析之精、綜貫之力，令我和幾個逃港的廣州紅衛兵領袖讀後個個目瞪口呆，矯舌而不能下。當時我們都在納悶：「海楓」到底是什麼人？他對廣州的紅衛兵運動的了解，怎麼會比我們這些親身參加者和組織者還要詳盡清楚？
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秋天，我才在九龍亞皆老街一五五號的大學服務中心，見到了像謎一樣的「海楓」。當時他才廿多歲，文質彬彬，舉止優雅，修長的身材，俊逸的面孔，合時的衣著，再加上鼻樑上那副玳瑁眼鏡，以及手中那本磚頭一樣厚的精裝英文書，人人都會認為他是出身於香港上流社會，又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翩翩俗世佳公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和粗鄙無文的「過河卒」引起聯想。當時在服務中心做研究的那些自高自大的洋學者和洋教授，成群追在他身後求教請益，口中「海楓」、「海楓」的叫得不知有多親熱。眼看著別人和自己差不多年紀，便已是友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國際的知名學人，而自己只不過是新亞研究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研究生，不禁有點自慚形穢。雖然文船山每次見到我，都客客氣氣地點點頭，打個招呼。但我覺得這純粹是社交場合的禮貌和客套，我們其實並不認識，當然更談不上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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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這種點頭之交的關係大約維持了半年。有一次，在大學服務中心的酒會上，文船山拿起酒杯走過來主動和我攀談。他說注意到我最近常在報刊上撰寫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中國大陸乞丐現象目睹記〉。他有一個洋朋友，亦即《天讎》的作者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最近正從事大陸乞丐現象的研究，目前尚在香港逗留；文船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我當時正對西方的「中國通」非常反感。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其實是「不通」之至。他們在未與你交談之前，便已先有了一套「中共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之類的觀念和成見橫亙在胸。當代中國人淋淋滴血的慘痛經驗，感動不了他們歷史命定論的鐵石心腸。中共各種不把人當人的倒行逆施，在他們眼中，無不一一出於「歷史的要求」並「符合歷史發展的律則」。一個和我在大學服務中心共用一間研究室的洋學者，則乾脆告訴我：在他眼中，中國的人民只不過是建造歷史的材料而已。
洋學者驚人的坦白，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透過「歐洲中心論」的有色眼鏡，他們看到的中國文化，無非是愚昧、野蠻和落後，合該讓中共連根鏟除；而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又使他們認為黃皮膚的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理所當然要忍受中共的奴役和殺戮。明白了這一道理之後，我便發誓不再和中國通談中國問題，免得他們把我當成反面教員在著作中批鬥，或歪曲閹割我的原意，用以論證「新中國」如何如何的「偉大」，或「毛主席」如何如何的「英明」。
這次我自毀誓言，一口答應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一方面是發現文船山對時下中國通的厭惡，和我在伯仲之間，知音之感頓生；另一方面是我曾讀過《天讎》，覺得它是西洋的一本把中國人當人看的專書；而文船山又告訴我：倫敦教授由於在該書中對中共持批判態度，已引起中國通們普遍的憤怒和憎惡；對於這個在「歌德」潮流中反戈一擊的諤諤一士，在情在理，於公於私，我都應該表示由衷的感佩和道義上的支持。和倫敦教授見面約好在某日的傍晚六時，我和文船山到了倫敦夫婦下榻的半島酒店，便立刻開始了對談。倫敦教授不通中文，我那篇長達四萬言的〈目睹記〉，已由倫敦教授的同事李佑寧教授全部譯為英文。倫敦教授根據英文譯稿，逐一仔細和我深入討論。每當我們的英文溝通出現困難時，文船山便負責幫忙疏解。
三
和文船山由半島酒店出來，已是晚上十時半了。由於肚子在唱空城計，嘴巴不說，臉色大概也不怎麼好看。倒是文船山一臉的歉疚，死扯硬曳地把我拉到尖沙咀的一間中國酒樓坐下來，一疊連聲地道歉，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錯。文船山的厚道，弄得我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猶太佬不請吃晚飯，誰又料得著了？人家不是也和你一樣餓了四個半鐘頭？你的臉色要擺給誰看？堂堂男子漢，怎能這麼小氣！
文船山點了幾個小菜，又要了一瓶酒，我們一邊吃喝，一邊閒聊。原來文船山和我一樣，也是「過河卒」一名。文船山的父親，是廣東海豐縣著名的儒醫，母親則是傳統型的賢妻良母，兩人育有五子二女，文船山在家中排行最少。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文船山剛好畢業於廣州某大學的中文系，目睹著大學裏的老師，甚至是早他一年畢業，剛被分配到中學執教的同學，個個挨批被鬥，被紅衛兵糟蹋踐踏得不如豬狗。兔死狐悲之傷感和激憤，使文船山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大學畢業生的資歷以及廣州的戶籍，遠竄於窮山僻壤之間，靠著替各地鄉民繪畫肖像以換取兩餐一宿。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文船山因繪像來到沿海地區，由朋友引介，搭上了一條偷渡往香港的小漁船，幾經危難艱辛後終於僥倖地逃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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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船山的大學文憑，在當時的香港只是廢紙一張；書香世家熏陶出來的秀氣和一表斯文，又使香港工廠的老板都認定他熬不住出賣勞力的辛苦。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一個朋友知道他在大陸曾讀過大學，便把他介紹到「友聯研究所」工作。他精密敏銳的頭腦，雄健清暢的文筆，再加上在大陸生活多年的親身體驗，使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脫穎而出，成為中共研究領域中一顆光芒四射的新星。由於不能忘情於苦難的故鄉和鄉間的親友，文船山的專書和論文，大都以「海楓」（海豐）的筆名發表。
我由一九六九年末泅水抵港後，便有意和大陸出來的朋友保持距離。我太了解經過文革的大毀滅、大虛無之後中國青年一代的特性。桃樹還未曾栽種下去，他們便有本事為純粹想像中的桃子分配而扭打撕咬，弄得彼此的嘴角指爪都沾滿了毛和血。我不會咬人，更不願被咬，為安全起見我只好和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結交。
但是，由於生活和思想背景的歧異，面對著新朋友，我又時時為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和興趣而倍感寂寞。眼前的文船山，不知何故，竟完全沒有引起我的防範和戒懼之心—這種警惕本來是我和大陸朋友一接觸就衍生的防衛本能—我只覺得有一種難以名狀的聲應氣求的同類之感，像磁場力一般把我們這兩個孤獨的靈魂緊緊吸附在一起。我不知何故會如此，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緣分」吧。
四
尖沙咀的那頓晚飯，開始了我們的正式訂交。成為朋友之後，我才發現文船山的「香港仔」形象，只不過是為適應環境裝扮出來的外表，而質直醇厚的泥土氣，才是文船山真正的內涵。他與人為善的大心，在階級鬥爭的爛池塘中，竟如出水芙蓉，完全沒有蒙受毒害和污染；他待人接物的克己和謙厚，又使他處身在眾多輕浮淺薄的香港青年中，處處顯得嶠嶠獨立，卓爾不羣。這是耕讀傳家的人文教化陶冶浸淫之功，也是嚴父慈母的暮鼓晨鐘督導警醒之力。文船山獨特的教養和氣質，使他無論在大陸，在香港，都成了瀕於絕種的稀有動物。
我和文船山在稟賦上很不相同。我剛勇果決、稜角分明，他溫柔敦厚、內方外圓。我屬於「駿馬、西風、冀北」的粗豪型，他屬於「杏花、煙雨、江南」的細緻型。如果我的性格有點像悲歌慷慨，引刀一快的任俠，那文船山活脫脫就是行吟澤畔，憂國憂民的詩人。
當然，我們有著更多共同的地方：我們都一身沾滿鄉間帶來的泥土氣，都在管教甚嚴的家庭中，自幼便被灌滿了仁義道德的信條；我們在大學唸的又都是中文系，故對文學都有著永恆的愛戀；我們又都曾把自己的生命押出去，作為爭取自由的賭注，和命運之神豪賭過；我們都長期身受封建法西斯政體的煎熬，故對用生命換取來的自由非常寶愛和珍惜，對一切不把人當人的政策言行入骨地憎惡和仇恨；逃抵香港後，我們都拿起筆，向封建加法西斯的極權政體宣戰；但我們都是單槍匹馬，獨來獨往，既不需要任何團體的奧援，也不服從任何黨派的指令；我們從來就不曾為了反共而反共，更不是某黨某派的「反共義士」，我們的戰鬥純粹是出於良知和理性不容已的要求。
不同的稟賦，恆使我們能由自己的欠缺和不足，欣賞到另一種生命情調的雋美和精彩。共同的閱歷和志趣，又常讓我們推心置腹，知無不言。在語言窮盡之時，往往一個手勢，一個眼神，便能彼此心意相通，豁然了悟到語言之外的無窮意涵。我和文船山好像不是認識了才個多月，而是認識了好幾十年。或許，在上一輩子，我們便已是刎頸之交。我們都不通人情世故，也拙於交際應酬，但在茫茫人海中，我們何幸能相逢，又何幸能變成真正的知己。這不能不是冥冥中的定數和老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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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和文船山雖無話不談，但彼此談得最多的話題還是文學。我們都同意苦難的時代最能催生偉大的文學作品，而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最夠資格作為苦難時代的見證。談到鼓人心志，移人性情，再造民族之魂的最有力武器，實在非文學莫屬。文船山當時正和友人合作，撰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和《當代作家小傳》二書，我則在撰寫研究中共文藝政策的論文。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每天都得和當代的中國文學作品打交道。
每當我們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認識深入一層，我們的工作熱情就要減退一分。說來真令人沮喪，原來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學，除了有數的一些短篇小說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可以拿出來見人。每天對著案頭上的一大堆「垃圾」，不但頭昏腦脹，簡直令人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人生苦短，光陰可惜，把有限的精力，濫用在這些毫無意義的「作品」之中，簡直是生命的浪費。我們時時在發牢騷：與其由我們去研究別人的作品，還不如乾脆讓我們去寫作，由別人來研究我們好了—這樣的對調說不定還會更像樣一些。
我和文船山曾多次把中華民族和俄羅斯民族作比較；這兩大民族在近百年來都受夠了苦難的折磨，但俄國卻至少能不斷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以刻劃和反映這些苦難；而中國的現代文學卻拿不出稍稍像點樣子的東西來。和俄國人相比，我們既不能給後世子孫留下歷史的教訓，也不能在世界文學的聖殿中爭回一席之地；我們的苦在白受，我們的血在白流，這是我和文船山最不甘心的地方。
能成就偉大作品的作家必須具備五個條件：第一是生活經歷，第二是思想和藝術修養，第三是寫作技巧，第四是從事寫作的時間，第五是維持起碼生活的物質條件。文船山和我其實只具備了五個條件中的第一項，但我們那時實在太年輕，壓根兒不知天高地厚，又偏偏傻里傻氣地充滿了「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自以為只要有了生活經歷，其它的四個條件，只要我們當了大學教授以後就自然會一齊都有了。
要當教授必須先有博士學位，這對我們來說似乎也不是太難的事情。為了節省精力，我們還作了具體分工：由我去弄中國思想史，以便對自己的傳統作一番清理；文船山則負責專攻西方社會學，藉以深入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學成之後我們再交換心得。我們以為只需如此，就可以把古今中外全部弄通。
六
年輕人有的是熱血，說幹就幹。我在一九七五年夏天移民到美國西部，在三藩市灣區定居，一邊到船廠焊鐵維持生計，一邊補習英文，為進柏克萊攻讀史學博士學位作準備。大半年後，文船山也將到密蘇里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由於離秋季開學還有九十天，他便趁這一機會先到灣區，和我共同度過這難得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大約是我們一生中最充實和最美好的時光。當時我已賺夠了一年的生活費，便向船廠辭了工，每天和文船山在灣區四處遊蕩。灣區的天氣得天獨厚，既無嚴冬，也無炎夏，一年四季都春光明媚，蕙風和暢。我和文船山最愛到金門公園的湖畔散步，一邊撿拾中外詩人的遺篇墜簡，一邊在草叢一窩窩的野鴨蛋中，挑選幾個新鮮的帶回家去，美美的炒一盤色味香俱全的黃埔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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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常提著蟹籠，來到海邊的漁夫碼頭，把蟹籠往大海一拋，每隔十分鐘後把籠子急提上來，籠子裏面便會有十隻八隻青灰色的或紅褐色的螃蟹在張牙舞爪，企圖作困獸之鬥。我們通常會把體型巨大的放入紙皮箱，中型的就地正法，取其中的蟹黃為魚餌，小型的為體察上天好生之德，也為了維護生態平衡，一律扔回大海放生。蟹黃是天下的美味，不但人愛吃，魚更愛吃，我們先在碼頭百多公尺的欄杆上縛下數十個裝上蟹黃餌的釣鈎，再按順序由頭收線到尾，再由尾收線到頭，只見上釣的盡是一磅多重的魚、石斑、青衣……，運氣好時一根魚線，竟會有兩三尾上了鈎的魚兒在鮮蹦活跳。兩三個鐘頭後，我們便能裝滿了兩大紙皮箱的螃蟹，一大紙皮箱的鮮魚，開始為吃不完怎麼辦而大傷腦筋。
文船山精於烹飪海鮮，光魚蟹兩類，他蒸炒煎炸，可弄出十多種不同的款色；尤其是薑蔥焗蟹，其味道之鮮美，我吃過的中國餐館都做不出來。美食當前，不可無美酒，有了美酒，又不可無好友。我們正是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並陳，天時地利人和樣樣俱備，往往長嘯於坐忘之中，揮涕於新亭之外；有時一頓晚宴，可以由傍晚一直吃到三更；在朦朧醉眼之中，只見汁水淋漓，杯盤狼藉，然後玉山傾倒，一覺醒來，竟不知身在何世。天下之至美與極樂，不過如此而已。
七
好日子轉眼就過完，文船山只有飛到密蘇里，我在不久後也進了柏克萊。「獨在異鄉為異客」，兩個寂寞的心靈，全憑不斷的魚雁和長途電話的往來感通，才能稍稍舒解友情的饑渴。文船山曾先後三次飛到加州來看我，我們也曾在一九八○年夏天連袂暢遊加拿大以及美東各大城市。青梅煮酒，剪燭西窗，兩人常在下榻的旅館中抵掌劇談，往往不知東方之既白。我們談得最多的，還是各自構思的小說題材以及其中的表現技巧。為了不至讓象牙塔的抽象思維汩沒了文學的感性營構，為了不讓筆尖生鏽，我們都相約先動手寫一些短篇小說，為日後的大展宏圖先練好基本功。我由於患得患失之心太重，一直不敢下筆，結果一個短篇也沒寫成，只信手寫出了一些雜文。文船山則用了許多個筆名，在臺灣和美國的華文報刊上發表他的新詩和散文，還有兩三個短篇小說，並在《世界日報》和美洲《中國時報》的副刊上，撰寫「船山漫話」和「邊際人雜思」（筆名黃至範）兩個專欄。
文船山一身兼有中共問題專家、中國當代文學史家和社會學家的三重身分。正因為對西方中共研究的種種弊端有入骨的體知，文船山寧可拋棄自己早已在中共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切地位和成就，由零開始，改行攻讀與中共研究完全無關的美國社會學。這雖有點矯枉過正，但由此亦可窺見文船山的高風勁節及其恥與「中國通」為伍的積憤。〈漢學的陰影〉、〈費正清與「北京鴨」的風波〉，正是文船山與患有中共情意結的西方「中國通」們割席絕交的檄文。
文船山憎惡「中國通」，但絕不「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對敢於直道而行，不動心於名利的蠱惑，不屈於權勢的壓迫，不怕嘲笑，不怕打擊，不怕孤立，為了維護學術的尊嚴和人類的良知憤而拍案而起、挺身撕破媚共親共謊言的李克曼、倫敦、杜勉、勞達這四個硬漢子，文船山始終敬佩有加。〈用童真喚醒中國研究的李克曼〉、〈向邪惡挑戰的勇者—倫敦鐵騎〉、〈歐洲中國研究學界的主將—杜勉博士〉，以及〈中國政治動向的預言家—勞達神父〉，每一篇都筆墨酣暢、擲地有聲，每一篇都是文船山用款款深情譜寫而成的正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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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船山精研中國當代文學史，目睹一大批成名的前輩作家，被中共用無產階級專政的伐性之斧斲斷了脊椎骨，成了蜷伏在人肉宴旁吹喇叭助興的軟體動物，經過文革的魔劫之後，死者已矣，而倖存者又被送到海外執行「統戰」任務，依舊是中共的提線木偶，依舊是一群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文船山沈痛悲悼之情，不能自已，於是憤筆疾書，寫下了評介艾青、卞之琳、曹禺、姚雪垠等人晚節的多篇文章。文船山天生忠厚，故於恨鐵不成鋼的責備之中，亦常寓與人為善的規勸。這些文章，其實都是文船山為落魄失魂的老作家們一再彈唱的招魂曲。
八
文船山同時又是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已被密蘇里大學作為專書出版。除了博士論文外，文船山亦曾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在國際著名的社會學專刊上發表過多篇論文。而文船山在他的專欄中，也常用社會學的手術刀，去解剖大陸和美國華人社區各種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其析理精妙、發微見隱，如〈還是華人與狗的時代〉、〈中國人的面子問題〉等妙文，時令我擊節稱嘆。但限於專欄的千字篇幅，文船山許許多多的洞見，只是引而未發。我覺得以文船山的學力和才情，應留著去寫大塊文章，例如著手分析龍應台旋風、李敖現象……，等等、等等，才不致予人以大材小用的印象。
文船山的短篇小說，我一共讀過的只有三篇。其中以〈信〉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信〉刊載於一九八二年五月《現代文學》復刊號第十七期，筆名是黃隼。小說的主人公曾獻偉，原擬赴哈佛攻讀史學博士學位，但為了好友的一封信，便突然改變初衷，在一九五四年由臺灣經香港再轉赴大陸，一心一意要替中國辦報。到了大陸後，由於他繼續和在美國唸書的同窗通信，被中共嚴刑逼供，誣陷他是所謂的「美蔣特務」，結果他被中共押送往青海勞改場，在那兒服了廿年暗無天日的苦刑。小說的開頭，便直接寫已獲釋回家的主人公，夜深坐在書桌之旁，正奉中共統戰部之命，寫信給已在美國變成了著名科學家的舊日同窗，動員他回大陸投身「四個現代化」建設。主人公停停寫寫，寫寫停停，三十年來的離合悲歡，以及煉獄的噩夢，完全被壓縮在一個暗夜之中，在意識流的貫穿之下形成了過去和現在奇異的重疊和倒錯。作者把主人公不願寫這封信，又不敢不寫這封信，生怕同窗看不懂信中含蓄的暗示，更怕統戰部看穿其中的微言大義，那種患得患失、憂心忡忡的矛盾糾纏，良知血性和自我保存之間的天人交戰，以及人在樊籠身不由己的悲哀，還有那慘絕人寰的冤屈及其泣血椎心的劇痛……，都一一刻劃得入木三分。讀之使人如坐冬夜，只覺手足冰冷，寒氣襲人。
佈局的巧妙是文船山短篇小說的共同特色。白先勇讀了文船山的〈信〉和〈灕江曲〉之後，對其意匠運用及慘淡經營，也曾讚嘆不置。但我覺得文船山有精於煉意而稍疏於煉字的傾向。我常勸他在致力於佈局的同時，也要在文字的運用上，尤其在對白上再多下點功夫。他也不以為忤。知己之間，本來就應彼此切磋琢磨，取長補短的。
九
文船山的散文，托濃纖於素簡，含至味於平淡，雖無虎伏龍騰、大開大合的奇姿壯彩，但卻在平實中正之中，有象外之意、弦外之響，深得魏晉的風骨和陶謝的神髓。如果說，文船山的短篇小說，百丈竿頭，尚可再進一步，那文船山的散文，便已爐火純青、盡善而又盡美。文船山曾在《聯合報．副刊》上用海楓筆名發表的〈重陽〉，記敘了他在重九之日又來到逃港時登陸的海灘，用一束山茶花祭海，悼念葬身魚腹的好友和無數為追求自由而殉道的英魂。文章冶小說、詩歌、散文之長處於一爐，不但在文體上有突破性的創新，而且真力瀰滿，勁節筋筋，洗盡時下流行散文的柔靡和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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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船山同樣用海楓的筆名，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第十七期發表的〈背負時代苦難的人〉，白先勇認為「是一篇至情至性、字字血淚的陳情表」。這篇文章，其實是文船山寫給父母親的祭文。文中寫盡了他那服膺著孔孟之道的父母，一輩子只知忠厚處世，正直做人，但忠厚和正直在大陸的出路只是毀滅；文船山父母被冠以各種罪名，在小會批，在大會鬥，最後被整得家敗人亡，身心殘破。其母在彌留之際，所育五男二女，死的死，逃的逃，竟無一人在側。其父臨終之時，因思念愛兒而不能一見，同樣死不瞑目。
在其父逝世的前二個多月，文船山給了我一個長途電話，談及其父來信責備他不能回鄉奔母喪，曾不如三國徐庶。文船山天性純孝，受責後異常悲痛，表示要不顧一切飛回大陸，和其父見上最後一面。文船山自一九六八年出亡以來，曾陸續寫過多篇揭露極權政治的文章，中共早已恨之切骨，飛回大陸又與羊入虎口何異？不回去固然不孝，但輕蹈必死之地，陷其父於不義，其不孝實又百倍於違命不歸。文船山在我苦苦勸諫之下，最後才勉強同意先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再回鄉省親。
誰知文船山在取得公民權的當天，即接到其父逝世的噩耗。所謂「蒼天易補而恨天難補」，我在長途電話中，竟也無一言可以寬解，兼以感懷身世，由思念大陸白髮雙親而頓萌狐兔之悲，只能和文船山一齊飲泣嗚咽，恨不得一拳捶下去，便粉碎環球，陸沉大地。我自問不算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但我讀文船山的祭父母文，每次都悲不可抑，泣下數行。古人曾說過：「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人也」，但李密又什麼時候經歷過像文船山和他父母百分之一的苦痛？他的〈陳情表〉，至少在我心目中，是遠不如文船山的祭父母文那麼感人至深的。
十
祭父母文所記載的無數恨事，只是文船山家中劫難的開始。文船山最敬愛的大哥，在文革時慘遭殺害，留下寡嫂及一大堆侄兒侄女。文船山在父母逝世後，為了稍稍平息對父母的負疚虧欠之情，不惜花了大量金錢，請人買通了大陸的漁船，把寡嫂一家偷運到香港。誰料寡嫂抵港不久，即發現身患癌症，為了到公立醫院求診，只得向香港政府自首。大侄女為了照顧垂死的母親，決意犧牲自己，也同日向香港政府自首。而那時的香港政府，已根本改變了以往收容大陸難民的人道立場，而實施對偷渡者「即逮捕即遣返」的鐵腕政策。結果文船山的寡嫂終不免死在香港的醫院中，而純孝的大侄女在自首的當日，竟被立刻遣送回大陸，就連留在母親病床前多侍候一日的最卑微要求，也遭到斷然拒絕。號稱「文明」和「法治」的香港當局，就是如此地踐踏和戲弄了一個中國姑娘的自我犧牲。
為了轉移文船山喪父哭母的哀毀，我曾力勸文船山寫祭父母文。但我再也不忍勸他撰寫祭嫂文，免得他在清理新創口之時，又把心頭的舊痂用刀子掏挖得血淋淋。在至慘至痛之時，暫時的麻痹往往是最有效的鎮定劑，雖然我明知祭嫂文的文學價值，以及它可能在讀者心中引起的巨大震撼。
文船山的父母兄嫂，背負著我們這個苦難時代的沈重十字架，一直走到了他們生命的盡頭。我和文船山雖僥倖逃出了煉獄，我們可以逃到香港、美國或新加坡，但我們卻逃不出時代血影的籠罩。昨日的歷史，已融入了我們的血和肉之中，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們身上還留著炎黃子孫的血，無論我們到了什麼地方，換上什麼國籍，百十年來中國殉難者曾背負過的十字架，都會沈甸甸地轉壓在我們的肩頭上。命運早已注定我們要扛著這十字架，一直向前走，要麼就走到我們這個苦難時代的盡頭，要麼就走到我們生命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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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正深，路正長，四周是一片虛空和枯寂。我和文船山互相攙扶，趔趔趄趄地走著走著，誰摔倒了另一人便扶上一把，受了傷便扯下塊破布幫忙包紮。我們甚至慢慢學會了不尤人，不怨天。因為，我們能結伴同行，在艱難中吹氣相暖，以沫相濡，比起那些黃泉路上獨來獨往的過客，已經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十一
我和文船山原來的共同願望，是在大學裏謀一教職，然後開始寫我們的小說。但在赴美讀書之後，我們才發現大學教授是天下間最不能寫小說的職業。待遇低微且不去說，為了永久聘和升等，每天都忙得連好好吃頓飯的功夫也沒有，又何來寫小說的閒暇？心灰意冷之餘，文船山拿到學位後乾脆改行弄電腦，而我則一拖再拖，正為是否改行而傷透腦筋。
於是，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願望……，就讓我們在下半輩子比鄰而居，隨時隨地都可高談闊論、暢所欲言，既不必再屈指計算回信的日期，也不必再擔心電話公司的帳單。卜居之地，自然以柏克萊最為適宜。那兒的天氣，加上那兒的自然美景，再加上那兒的生活和文化環境，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與之相比；而且，我和文船山，又都難以忘情於那段在灣區捉蟹釣魚的隱逸生涯。只是，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文船山為了吃一口飯，出道後並沒能回到灣區。而我，也是為了吃一口飯，流落在南洋也快有三年了。三年來，我把杜甫懷念李白的詩篇，讀了恐怕不止千百次。不知文船山是否和我一樣，也愛讀這幾首詩？而且每讀一次，亦都能對詩人懷念摯友海樣的深情，增進了深一層的悟解？
窗前正掛著赤道的圓月，碩大而明亮，想起宋人黃山谷「天涯懷友月千里」之句，不禁徘徊吟誦，情難自已。但轉念想到美國和新加坡兩地晨昏顛倒的時差—文船山此時的頭頂，正籠罩著北美洲的驕陽—，於是整個人頓時便如洩了氣的皮球，什麼文彩詩情，統統都雲散煙消。記得魯迅曾用何瓦琴的對子書贈友人，上聯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鄙陋如我，何幸得文船山為知己，於願本無不足。但知己之間，不但不能素心相對，樂數晨夕，而且連舉頭共明月這麼一點點卑微的要求，也變為非份的妄想，又如何可輕言滿足？我再也不敢奢望回柏克萊卜居，或在其它地方與文船山結鄰，天見可憐，就讓我遷回與文船山晨昏不異的地方。至少，讓我們能負擔得起每週在長途電話中暢談一次的費用；至少，讓我們能在月明星稀之夜，一同舉頭望月，吟詠黃山谷「天涯懷友月千里」的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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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志成，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博士（歷史學），曾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關係學院訪問學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新亞學報》主編，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學林拾翠》（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