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宗仁  

上世紀60到90年代華語影視鼎盛時期，大概很少人沒看過張永祥編劇的電影或電視劇吧！好友程富陽兄為編撰《編劇泰斗張永祥的一生回顧》，邀我陪同張永祥夫人任芝蘭女士回金門，尋找張永祥在金門八二三砲戰期間曾有過的足跡，讓我得以拜讀張永祥的回憶錄《八十自述》，得知他原來也是「澎湖七一三事件」山東流亡學生的一員。

林振雄負責的管理部，責任重大，事務繁瑣，是負責黃埔軍校的庶務、交通、衛戍、交際等事務。同時也管理陸軍、監獄、軍樂、消防、軍紀、風紀、清潔等。作為主任，每天早晚各一次必須巡視軍校內外周圍，發現問題要立即處理。

位於江蘇南京的航空烈士紀念館，將對日抗戰時期蘇聯援華的I-16軍機塗裝，從青天白日軍徽，改為蘇聯空軍的紅星。這引起了很多人的抗議，因為當年蘇軍協助對日抗戰，飛機塗裝也是中華民國空軍樣式，這樣的做法引起輿論嘩然。

今天聳立在黃埔軍校舊址校本部最高處的孫總理紀念碑，於1928年10月11日奠基，1930年9月26日落成典禮，歷時近兩年，凝聚了黃埔對軍人孫總理的敬意，見證了黃埔軍校校本部在廣州的最後歲月，還譜寫了中日民間友好的一段特殊篇章。

那邊廂，李登輝都已經透過蔣彥士，與郝柏村搭上了線，下任行政院長都進了籠屜，擺在熱鍋上，過個幾天，就要蒸熟問世了﹔這邊廂，立法院一堆二楞子傻立委，還在汗流浹背猛推磨，替李煥打造留任安全島。起先是增額立委卯足了勁幹，繼而萬年終生職資深老立委也起了爐灶。

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代表林振雄，于昨日下午四時，乘上海丸抵申，即晚夜車赴京。上海《申報》1929年5月28日報導。

兼具詩人與詩詞教育家身分的葉嘉瑩先生，2024年11月24日以100歲高齡逝世於大陸天津，告別式於30日舉行，會場滿是花圈，署名者不乏台灣熟知的大師們，白先勇、席慕蓉、董陽孜……。會場內外長長的送別隊伍，眾人含淚瞻仰告別，靜靜地注視著「葉先生」遺照旁的輓聯：「一老證斯文，從憂患修來，作詞中仙、天下士；百年聞至道，守孔顏樂處，是仁者壽、聖之時」。

一葉知秋！當滿地都是落葉時，就分不清，到底秋天？冬天？還是早春已來臨。

到底衡陽保衛戰有多麼重要？值得中共當局將《援軍明日到達》這部反應衡陽保衛戰的電影下架？也讓筆者在風傳媒上發表整整三篇長文來討論這場戰役？同一時期世界有那麼多扭轉二戰局勢的戰役在打，就算從國軍的角度來看恐怕也更樂於討論同一時間在緬甸打的密支那（Myitkyina）戰役，或者中國遠征軍對怒江西岸的反攻。至少在滇緬戰場上，國軍是不斷在贏得勝利。

6月16日是黃埔建軍100周年的日子，沒有這個日子就沒有今日保衛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所以筆者認為凡是住在這座島上的居民都該為這個日子感到驕傲。當然由於台灣在黃埔建軍時還尚不屬於中華民國國土，台灣許多人有不一樣的看法，例如前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吳怡農，就不明白為什麼國防部要編列4,000多萬預算去紀念這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歷史。

在2016年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後，這8年民進黨立委們在國會雖然也經歷過在野黨丟動物內臟、咆嘯等「暴力相向」，但「主動出擊」的例子則是絕無僅有。也因此5月17日審查國會改革法案的這一天，綠委們重拾「打仔打女」形象就成為媒體焦點了。

今年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75周年的日子，這個日子看起來對身處亞洲的我們好像不是那麼重要，畢竟北約的總稱開宗明義已經將防禦範圍限定在北大西洋地區，地處西太平洋的台灣距離北大西洋相差十萬八千里，國人很難想像有一天我們會被納入這個集體防禦架構之內。可事實上，北大西洋組織距離台灣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接近。

發生在2021年6月一則網路訊息，指出蔡英文總統在軍事演習中，訓練如何戰時逃亡到美國的陳年舊事，在2024年4月又因路透在4月1日一篇報導引起關注。此篇外媒報導用根據國內的台灣非政府組織資訊環境研究中心追蹤，說此一蔡英文搭ｃ－１７軍機，事前還替粉紅知己辦好出境，是源自對岸福建日報集團的假新聞。不過對此一新聞卻在國內引起趙少康，在個人臉書上「說故事」，路透是這樣寫的。

第二項因習近平集權而被破壞的慣例是黨內民主，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其中的派系平衡原則。

逃離惡地之後，流亡者的故事並未結束。很多流亡者將回歸作為人生目標，於是流亡變成了一個悲劇、變成了一段難熬的旅途。

1949年8月6日到8月8日，蔣中正對南韓進行了為期兩日的訪問，與時任大韓民國總統的李承晚商討成立遠東國家聯盟事宜。此次在鎮海與李承晚的會晤，也是蔣中正有生以來最後一次對外國訪問，目的是希望能夠由菲律賓共和國、大韓民國以及中華民國三個亞洲國家出面，邀請美國領導成立亞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今年8月23日是八二三砲戰65周年，一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影響台灣戰後歷史走向的戰役又成為了藍綠政治攻防的一個焦點。時任民進黨副秘書長的徐佳青，在2018年紀念八二三砲戰60周年之際曾於政論節目上發表「八二三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並不是民進黨在打仗，紀念是否有意義？」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歷史無法假設，所以無須辯論；但歷史卻有結論，因此無從狡辯。

正當毛澤東於十二月中旬抵達莫斯科、開始其首次國際外交活動時，他的一生勁敵蔣介石也在這動盪的一年中來到了最終目的地。一九四九年對毛、蔣二人而言都是驚心動魄的一年，然而兩人際遇的相似之處就到此為止了。儘管毛澤東對於與史大林會面、建立「新中國」亟需的中蘇同盟，感到憂慮不安，但他是中國内戰的勝利者，這一點殆無疑義。另一方面，蔣介石被迫將他的政府由大陸遷到臺北，而他的一生事業顯然已全被摧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氣晴朗，全市籠罩在一片肅穆的氣氛中，根據一種史觀，百年來中國人民尋求的答案即將揭曉。下午三點，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對全世界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其時典禮臺上有各黨派及各族代表多人，臺下有群眾集會三十萬人。隔日《人民日報》報導的主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主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對參與過十月一日開國大典的人來說，十月一日是個獨特的日子，因為當日共和國的成立代表歷史翻到新的一頁，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歲月就此展開，這個不同不是量的不同，是質的不同，是一種時間的飛躍與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