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本外逃  

近日，台美經貿談判與亞洲貨幣匯率變動成為市場熱議話題。台灣政府代表團於5月1日結束在華府的首輪實體經貿磋商，隔日新台幣匯率即大幅升值，甚至突破30元大關，引發市場對匯率波動與談判內容之間關聯性的猜測。儘管台灣政府與央行迅速澄清未涉及匯率問題，但南韓央行總裁李昌鏞卻公開承認，美國確實向亞洲國家施壓要求貨幣升值，這也讓外界對這場談判背後的實際壓力產生更多疑問。面對複雜的國際經貿格局與政治壓力，亞洲各國如何在保持經濟穩定與維護貨幣自主間取得平衡，成為當前市場觀察的重點。

美國總統川普狂打關稅戰、痛批聯準會主席鮑爾，痛擊市場投資人信心，更拖累美元指數今年來累計大貶逾9%。美國銀行最新「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GlobalFundManagerSurvey）顯示，61%受訪者預期美元在未來1年將進一步走弱，這是近20年來對美元最悲觀的看法。

當川普高舉「反對邪惡國家」的旗幟，對包括中國、越南、德國、日本、韓國甚至台灣祭出懲罰性關稅，聲稱這些國家「長年佔美國便宜、賺我們的錢」，很多人拍手叫好。但如果我們撇除情緒，從事實與結構來看，問題其實不在於誰賺誰的錢，而是---誰在用全球的錢維繫自己的霸權，卻從不打算還？

美國對中國祭出史上最高104%關稅，中國於9日公告強硬反制措施，中美猶如全面開戰！中國不僅加碼回敬關稅，更透過法律與實體清單全面出招。這場貿易戰升級不再只是政策角力，更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與供應鏈的系統性風險，本文整理中國截至目前為止已實施的反制行動、對美國經濟的實際衝擊與潛在災難，帶你一次看懂「報復行動背後的真實代價」。

上周開始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川普宣布，最早從2月1日起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同時表示願意就此進行談判。

中國正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走鋼絲。經濟基本面顯示人民幣應該貶值，但資本外流的陰影依然籠罩中國政府，讓其對人民幣的任何大幅波動都保持警惕。

川普在競選期間曾揚言要對所有中國製造的商品徵收60％的關稅，隨著川普重返白宮，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勢必延續。儘管與川普第一任期時的關稅閃電戰相比，中國看似做了更好的準備、甚至有更多「見招拆招」的選擇，然而《經濟學人》1日指出「中國的反擊能力仍然有限」；同時也提醒，美國若過度挑戰中國底線，可能會導致整個局勢失控。

我們先來談談日圓匯率從2022年3月開始暴跌的來龍去脈。如圖3－1所示，淺色線代表這一年日圓兌美元匯率（後文提及的日圓匯率均為日圓兌美元匯率）的走勢，而深色線代表美國和日本10年期國債的利差，二者相關性極高。

「紅色浪潮」席捲美國政壇，全球金融市場正為迎接川普重返執政忙著重新訂價，尤其面對他高舉的關稅鐵拳，將讓目前還在因為房地產崩盤、消費市場低迷焦頭爛額的中國更加頭痛，而且這一次必須換個方式應戰，因為過往應對的招數可能行不通了。

對川普（DonaldTrump）來說，「關稅」可能是字典裡最美的詞了。而對於仍在疲於應對房地產崩盤和消費者信心疲軟的中國來說，這將是又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中國房地產市場崩盤和經濟不確定性促使人們尋找更安全的海外地點存放財富，在此背景下，中國居民在監管機構的眼皮子底下非法向境外轉移了千億美元的資本。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達賴喇嘛和2010年劉曉波）和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高行健）遭到中共宣傳機器的攻擊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也會成為其攻擊目標？

西方對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實施制裁之後，切斷了克里姆林宮使用美元、歐元和其他貨幣進行貿易的通道。俄羅斯的銀行被排除在國際支付信息系統SWIFT之外，俄羅斯央行的外匯儲備也被凍結。這迫使莫斯科將剩餘的儲備轉向不受西方控制的貨幣，包括中國的以「元」為單位的人民幣（RMB）。

探討經濟危機的書不知凡幾，但是這本由華爾街經濟學人寫的《沖擊、危機和誤警：如何評估真實總體經濟風險》（Shocks,Crises,andFalseAlarms:HowtoAssessTrueMacroeconomicRisk,2024。此書甫於七月出版，尚無中譯本）確實不凡。

中國最近的出口激增令美國和歐洲的商界領袖和政界人士感到震驚，許多人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在於中國對製造業的巨額補貼和過剩的工業產能。

中國經濟近期陷入困境，這是自199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經濟考驗。英國期刊《經濟學人》4日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亟欲擺脫經濟停滯，但他的錯誤計畫將讓中國民眾失望，並惹怒世界。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及經濟學教授黃亞生文章，批評了金刻羽新書《新中國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TheNewChinaPlaybook:BeyondSocialismandCapitalism）中的論點。金刻羽是中國財政部前副部長金立群之女，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大學教授，經常在西方各種論壇鼓吹「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

儘管中國去年底結束了新冠肺炎的清零政策，但近期經濟成長放緩，經濟成長前景似乎出現「結構性」疲軟，中國滬深300指數2023年迄今下跌13%，低於中國新冠疫情封鎖期間的水平。英國期刊《經濟學人》指出，中國資本外逃的新時代已經開始，外國投資者與中國富人正想盡辦法轉移資金。

釋放了一名監禁中的澳大利亞記者，邀請美國軍方參加防務論壇——中國近期的外交態度似乎有所轉變。路透社的一篇分析指出，習近平在應對國內各種挑戰之際，外交上趨向溫和。

中國人和所有民族一樣，並不是天生就願意永無止境地「吃苦」。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民眾也在奮力延續其私人生活和家庭價值觀。當被逼到極限時，中國人也會罷休不幹、抗議或抵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即使面臨嚴格的信息控制、嚴厲的鎮壓、對苦行僧堅忍主義的不斷灌輸，仍舊一直在不斷嘗試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Hirschman）所說的「發聲與退出」（voiceandexit）之選擇。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黨國的本質和力量，使得發聲抗議這個選項代價高昂、危險且效果非常有限；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一旦有可能，中國就會爆發大規模、有創意、日益龐大的各種「退出」，即向外移民潮，湧向各國包括東南亞和非洲等「較不發達」的國家。即使在毛澤東極權時代，高風險且往往致命的「非法」移民潮和難民潮也曾大規模發生，主要目的地是鄰近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