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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國民黨中常會上黨主席朱立倫以納粹時期希特勒政治迫害在野黨的歷史事實，類比中華民國當前政局，指出政府司法系統可能成為打壓在野力量的工具。此言論引發德國在台協會公開譴責，歐洲經貿辦事處及以色列台北辦事處亦隨後表態。此事件涉及國際關係中的雙重標準問題，也凸顯外交官員與駐在國內部民主政治討論空間界限模糊現象。首先，朱立倫歷史類比核心並非將賴清德為首的執政團隊與納粹種族滅絕畫上等號，而是警示當權者正在運用司法手段對付異己的歷史教訓。司法迫害作為威權政府共同特徵，不是單一歷史事件，而是擴越不同制度變動的徵兆。朱立倫比喻用意在試圖喚起台灣人民應留意到中華民國民主倒退的事實，此言論屬於民主社會正常的政治比喻、明諷。過去此事件類似的比喻已成為政治語言的一部分。根據臉書粉專《政客爽》所整理資料包括：2019年，美國眾議員AlexandriaOcasio-Cortez將美國南部邊境的拘留中心形容為「集中營」。2023年，特斯拉總裁馬斯克（ElonMusk）將澳洲政府政策稱為「法西斯份子」。2024年，參議員BerineSanders於NBC節目中稱前總統川普具備「法西斯」特質；同年，川普（DonaldTrump）則指責拜登（JoeBiden）政府的FBI搜查行動為「納粹德國才會做的事情」。副總統賀錦麗（KamalaHarris）亦批評川普為法西斯主義者。上述言論已在民主社會引發激烈辯論，但德國政府及其駐外單位對此保持沉默、不表態，更未對相關言論作出外交層面的譴責。當歐美政治菁英在面對友邦政壇出現類似言論時，傾向以言論自由與政治語言的多元性予以包容。然而，當相似的論述出現於「非西方傳統」政治勢力的外國政黨時，受到放大檢視甚至官方譴責。這種選擇性回應反映了典型的雙重標準。直白的說，德國在台協會及其他歐洲代表處的反應已涉及外交角色的界線問題。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ViennaConventiononDiplomaticRelations,1961），駐外人員應遵守不干涉駐在國內部政治的原則，避免對直接對當地政黨政治或政策辯論發表立場明確的評論。即便駐台機構因台灣的特殊地位而不完全屬於正式大使館系統，其代表的行為依然應符合外交禮儀與中立原則。外交使節或代表的評論若涉及民主國家內部的政黨競爭，筆者認為可視為對駐在國自主性的挑戰。德國及其他歐洲、以色列駐台單位此番表態，無論出於對特定歷史的敏感性、或是對特定政治勢力的偏好，客觀上皆構成對台灣民主外來壓力。筆者明白歐洲社會對納粹歷史的敏感，固然具有時光背景與道德正當性，但將這種敏感性轉化為對他國內部政治的干預，實屬過度行為。尤其是當相同的政治論述、話語在其他友邦政治場合中被容忍，卻在我國遭到嚴厲譴責，這種不一致的反應恐削弱價值外交的公信力，也加深人民對友邦的不信任感。此事件亦反映出台灣民主政治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脆弱性。作為東亞地區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民主典範，中華民國政治多元與言論自由應是台灣社會自行維護與討論，而非受制於外國的認可或否定。若外部力量能以價值宣稱為名，對合法在野黨的言論進行壓制或道德審判，故也構成對台灣民主自主性威脅。總結而言，德國在台協會及部分歐洲、以色列駐台機構針對朱立倫的譴責，是徹頭徹尾的雙重標準。國際政治不應是「強權即是正義」（MightisRight）的世界，儘管現實主義（Realism）長期主張權力政治；但若真履行，大國說什麼都是對的，川普說加拿大屬於美國的一州、要買下格陵蘭、俄烏不和談都是烏克蘭自己的問題；難道這些論述都是具有正當性？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包容多元意見，包括對政府施政的嚴厲批評。以歷史、道德與價值之名行使的選擇性批判，損害被批評對象的政治權利，更對民主社會本身構成潛在威脅。台灣作為成熟的民主政體，應堅守政治討論的自主性，防止國際話語權的偏頗、干預與侵蝕我國民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