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張鈞凱專欄：賴清德召喚出「天安門」的集體心魔

4月26日「戰獨裁」抗議集會，20萬人在風雨中走上凱道，發出對賴清德政府的怒吼。賴清德的回應輕描淡寫，嗆聲「戰獨裁應該要去北京天安門」。用簡單一句話想要堵住20萬人不滿的心聲，說明了這場街頭示威，根本不可能改變其執拗的內心，甚至令他「為反而反」，讓內外局勢更加驚心動魄。

總統與八炯支持者同格調，「天安門」才是台灣的心魔

「戰獨裁應該要去北京天安門」，標準的賴清德風格。馬英九前總統擔憂兩岸開戰「首戰即終戰」，賴清德選在黃埔百年校慶回嗆如此說法是「投降主義」。中國大陸十一國慶，吳慷仁表態「祝福錦繡中華」，其他台灣藝人微博轉發「我愛你，祖國」，主張「兩國互不隸屬」的賴清德坐不住了，在雙十晚會無預警一席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警告眾人祝賀對岸生日快樂，切勿用「祖國」兩字。

官大學問大，賴總統對「投降主義」與「祖國論」的「新解」，不過只是其歷史認知與精神錯亂顛倒的展現，更是其記仇性格的寫照，找到機會就得要偷臭回去，對任何異見都憋不住。此次「天安門」一說，邏輯與道理也一樣，堂堂總統的格調，跟陸配亞亞（劉振亞）3月25日內政部前記者會，網紅八炯、閩南狼等一眾支持者，現場狂喊「八九六四」毫無二致。

對綠營及其側翼，乃至中「反共」之毒過深者而言，「天安門」或「八九六四」是對岸的一道禁忌，是中共荼毒人民的「鐵證」，因此認定只要喊越大聲，北京就越痛苦、受創越深，可以盡情恣意喊到中國「崩潰」的那一天。不過，把「天安門」或「八九六四」當成中共的「心魔」，反而見證了台灣和西方永遠降伏和去除不掉的「心魔」。

「天安門」符號化，歷史真相抵擋不住政治正確的壓力

「天安門」或「八九六四」是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從輿論環境檯面上來看，確實如此，但並不意味著對岸眾人完全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情。2021年2月，中共發行最新官方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從第267頁到269頁，以一整節篇幅論述「1989年政治風波」；同年8月發行的官修《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經受1989年政治風波的考驗」一節，從第192頁寫到194頁。「1989年政治風波」除了意指「天安門」或「八九六四」之外，還會是什麼歷史事件？

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時，當時筆者任職於《多維》雜誌，與好幾位大陸同事，經過多番討論與史料追溯，合作完成了「庶民的六四」封面故事。這群與我年紀相仿的大陸同事，如果沒有任何的「六四」記憶和認知，那一期的月刊封面恐怕只能開天窗了。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誰才是真正的「境外敵對勢力」？ ｜ 更多文章 ）

在訪問了多位事件親歷者，該篇封面主稿如此下筆：「它是一場民主運動，但對民主的訴求不止是政治上的要求，還有經濟民主的內涵，主要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這場運動的最初出發點，就是為了反對權錢交易和『官倒』等腐敗行為。」「抗議的初衷，對身為參與主體的學生而言，恰恰是為了往回修復『社會主義』最關鍵的公平價值」，「學生們不僅沒有喊過『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反而普遍對共產黨的執政抱支持態度」，「在一些域外力量以民主自由之名的介入和推波助瀾的包裝下，這場運動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猶記在準備該期封面故事過程中，我們聯絡上了一位當年在廣場親眼見證事件來龍去脈的台灣親歷者。起初他爽快地答應了採訪的邀請，有問必答，可惜台灣「政治正確」的壓力之大，他先是希望不具名，在出刊前夕進而要求全篇撤稿。這篇塵封在筆電硬碟裡的對話全文，親歷者開頭便強調「民間最大的憤怒來自於官倒」，運動參與者對「民主」概念的認識相當模糊，「不是一個選舉的、監督的制度，他們還沒有想那麼遠。」

親歷者在事件30年後有了更為成熟的反思：「這段歷史，人們如果隔得更長遠的時間，或許應該用更歷史性、更深層一點去看，不要只流於二元對立式的看法。」「中共後來的開放改革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別是鄧小平南巡以後的作用很大。」還記得由於受訪者臨時的撤稿要求，讓我們頓時忙得人仰馬翻，卻也能深刻理解其憂心所在。當「天安門」或「八九六四」在台灣和西方「符號化」之後，連親歷者的「真心話」也抵擋不住想像和建構出來的政治風向，從而不得不把話吞回去，讓真相永遠留在其腦海裡。

藍綠共享同樣的「六四」想像，遮掩台灣民主失能現實

一場「反官倒」的社會主義運動，卻在「蘇東波」後的西方「歷史終結」狂歡中，被敘述為「民主」對抗「獨裁」、「獨裁」鎮壓「民主」的學運。不過才經過30多年的時間，已與真實歷史徹底脫節、脫鉤，人們年復一年紀念、傷懷由意識形態價值觀重新建構出來的一套自我想像。東亞軍事和安全專家艾布斯（A. B. Abrams）在其新書《假新聞》對此總結得相當透澈：

一場大屠殺的迷思宣傳，是形塑西方和全球大眾對於後冷戰世界秩序認知的關鍵，同是也是堅定將中國和其他並未在政治體制上西方化的國家妖魔化、反派化的關鍵。據稱發生過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因此形成了一套在後冷戰關係新時代，圍繞著中國的全新後設敘事核心。

艾布斯透過當時西方世界新聞報導的重整，以及當事人的訪談，與如今西方盛行的「六四」論述進行對照，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基本上，西方推動一種善惡對立的論述──代表善的自然是號召西方化自己國家體系，並被迫害中國停滯不前「殘酷」和「集權」政府鎮壓的中國青年。儘管這種敘事對於西方的公關操作而言，是最令人動容且令人難忘，但現有的證據卻顯示，這種論述強烈地與之矛盾。

由此來看賴清德的「天安門」敘事，完全是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非歷史本身，其目的莫過於藉此召喚出台灣社會的「六四迷思」與「萬惡中共」情結，同時將國民黨打為「中共同路人」。不過賴清德失算的是，國民黨與他之間對於「六四」的認識相差無幾，系出「反共」同源。比如朱立倫在凱道集會後，仍於其臉書寫道：「我們既反中共、更要反綠共」；而其子弟兵凌濤則批評，「賴清德為什麼今天賴總統還在講天安門，什麼時候總統府前面像天安門廣場一樣？」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誰才是真正的「境外敵對勢力」？ ｜ 更多文章 ）

藍綠同將「反共」奉為圭臬，其口中的「中共」、「六四」或「天安門」，說穿了不過只是台灣民主失能又崩壞的遮羞布與替罪羊。阿扁下台、馬英九下台、蔡英文下台、賴清德下台……「民主」什麼時候只剩下了「下台」的無限輪迴？而30多年來，最穩定的又是彼岸還是對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