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學  

前言：本系列文章為《DeepSeek講道德經－與AI同行的智慧之旅》人類部份的序文，本書上卷將於3月初由作者自營的工作室「博士草堂」出版。

英國的中國科技歷史學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提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此問題被通稱為「李約瑟之謎」或「李約瑟難題」。北京大學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對此提出新解釋，他認為由於中國科舉制度使然，導致科學革命無法產生。（相關報導：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林毅夫提出新解釋：關鍵在「這個制度」）

梅艷芳被香港市民追封為「香港女兒」，筆者大膽指出，梅艷芳是中國儒學的理想人格再現，梅艷芳本人代表了中國儒學「人性論」的理想實踐，儒家主張通過不斷的道德自我轉化，最後「成己成物」，而梅艷芳在各種人倫關係上的開展都符合儒家精神。香港人對她綿綿不斷的追思在於感動其人格力量，亦意味著香港人是自覺、有意識地選擇具儒學精神的公眾人物作為「香港精神」。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在70年後於北京再次燃起。1989年的「八九民運」，中國人民再次強烈要求民主。這種民主的聲音到25年後，由香港的「雨傘運動」接棒。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雨傘運動中舉行以電子投票選取普選方案，主辦方稱有79.8萬人參與，整座城都被捲入其中。陳健民教授指出香港民主的追求，與中國民主化脫離不了關係。

陳健民教授在他的〈最後一課〉指出自己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大大影響香港人。他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為何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是什麼？他的論述如下：

《最後一課》是一本關於四位香港教授對香港的「告別」，包括陳健民教授、刑福增教授、陳祖為教授和張燦輝教授。陳健民教授的章節最為動人，在於他把個人生命意義的思索與自己一生志業作了緊密的勾連：年輕時對人生意義的苦苦追覓，最後體會到自己人生意義不在於抽象的答案，而在於每一個當下，對於自己責任的承擔，而這種責任的承擔是對於社會、國家，以致更廣大的人類苦難有所共感，「不」無動於衷。張燦輝教授在他的章節裡探尋人生意義，引用了海德格「存在被拋入世界」的觀點，亦提出了鄂蘭對於海德格觀點的補充，出生包含了「社會嵌入性質」，以張燦輝教授之言，即是：

近日朝鮮半島的局勢引起國際極大關注，不論是之前北韓出兵援助俄國與烏克蘭戰爭的前線，或是韓國因為發出短暫的戒嚴令而造成國內政局的極大動盪。筆者過往的研究主要在中朝比較的視野下，探討朝鮮王朝儒學與政治之間的互動，有時也會稍微觸及中朝的外交關係。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中朝之間既有合作的高光時刻，也充滿了猜忌與不信任。

史上最曲折的雙城論壇，原本以為沒戲唱了，不料歲末年終突然冒了出來。國安高層搬出「幽靈軍演」設下路障，陸委會說若中共軍事施壓「惡化」，隨時延後雙城論壇，台北市府竟說「中央政府有准駁權」。陸委會決定封殺上海台辦主任來台，蔣萬安只能莫可奈何地回應「感到遺憾」，應對台灣民主有信心，「開大門走大路」。

在「中國」的範疇內，非漢人的自我認同的演進，引發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概念危機，無論其自身信奉的意識形態為何。在世紀之交將自己定位成立憲派的人，主要是康有為與梁啟超二人，其無法苟同章炳麟對未來中國國家中非漢人的排他立場；而雖然孫逸仙早期身為民族主義領袖之時，一度同情排他主義的觀點，但地緣政治因素最終促使其接受章炳麟所厭惡的那種妥協。

前交通部長李孟諺遭爆料有長達10年的婚外情後請辭獲准，李孟諺接掌交通部只有短短92天，成為74年來任期最短的交通部長。細數民進黨政府高官、民代，涉及桃色風暴不倫戀者罄竹難書。

人間風雅，琴棋書畫；世上俗事，吃喝拉撒。

中西文化都受到政治的干預，扭曲了其原本美好的文化本質，影響後世的世道人心以及文明與國家的發展。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近年因為電影《梅艷芳》上映，香港出現了對梅艷芳的各種討論，而她的政治立場更是一大重點。梅艷芳的熱潮，當然跟香港近年的政治社會急劇改變有關，不少人對於梅艷芳本人投射了各種政治想像，有人把她塑造成香港的「政治象徵」，但有人則持反對意見。持反對意見的人很多，首先指出了她在1993年已回中國大陸作慈善表演，跟中國大陸「和解」了，梅艷芳後來亦支持中國政府，幫政府「維穩」。但這些網上的論述，大抵粗略浮淺，只是隨意節錄她一兩句話，以及一些片面的行為，對梅艷芳進行簡單平面的詮釋。到底有多少人認真的尋找她過去的訪問和報導，並且從她各方面的行為進行一個較有邏輯的理解？

我們通常如何認識一位名人呢？資訊爆炸，流通快速的今日，我們輕易地從新聞事件裡取得一些訊息，再接收一些網路上各界人士的轉譯和解讀，以此形塑我們對於某個人的印象。起初，我們所知道的魏應充，過去是味全企業的董事長、頂新油品的董事長，是來自彰化永靖鄉的仕紳後代，曾經因為台灣的食安議題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這次，我們聚焦在頂新和德基金捐助人代表這個身份，從鄉里田野的參與來打聽他，從公益組織的回饋來認識他。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真正全面影響國內百姓日常生活的蒙元人群管理措施，應該是戶計制度，這是一套蒙元政府為了全面管理國內的人力、物力而建立的制度。制度中，蒙元政府根據職業與族群，以戶為單位將全國百姓編入各種「戶計」之中，而全國戶計就被統稱為「諸色戶計」。「諸色」亦即「各類」，「計」應指「計簿」，即官方記錄戶口、賦役、收支等事的文冊。編入各種戶計後，百姓必須世代承襲，不得自行改易，亦要承擔國家指派的義務，或是納糧繳稅，或是出人辦事。國家對於諸色戶計的遷徙、分家、婚姻等活動都有嚴格控管，也可因應朝廷的需求，重新簽補、放還、變更其中人戶。

今年元旦日本發生7.6級地震，造成多人傷亡。世界各國的民眾目睹災民的苦況，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慷慨解囊，起碼也會送上祝福、關懷和展示基本的同理心，表達對災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的期盼。但是，唯獨中國人（小粉紅）的反應耐人尋味：他們拍手叫好、熱烈慶祝，甚麼「新年最好的禮物」、「日本人死越多越好」之類言詞充斥於整個中國網絡世界。他們這些誇張、反人類的言論令全世界人側目，很多人不理解這個號稱擁有幾千年文化的禮儀之邦，為何今天其人民的素質淪落至此？

日前吵得沸沸揚揚的「108課綱」，因為教育部刪除了部分的古文文章，某國文老師跳出來為台灣的學生品格教育表達憂心，進而有些官員、民意代表跟作家又把儒學和文言文提出來而彼此互相攻訐，在這個功利多元的社會中，看起來平凡無奇，但其實卻該令人憂心。國文老師的工作就是教學，針對課程題材做準備，把課程內容傳授給學生，回答學生的疑問，並針對學生所學的心得加以考核，確認學習的狀況。如唐代韓愈所說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老師針對教育部所發的課程內容，提出異議，筆者認為名正言順，只是應經正常管道反應，而非直接公開在媒體社群中。

近日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受邀至政大，出席「政治進入大學2.0青年與副總統候選人座談」。蕭美琴在演講中指出，過去數十年全世界去中國化最強的勢力，就是中國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在數十年之間，把千年的語文做了大幅簡化的變革。相對來說，台灣則承接了很多中國的豐富文化和歷史，所以，很多人說要學傳統的漢文字，蕭美琴都建議他們來台灣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