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在70年後於北京再次燃起。1989年的「八九民運」，中國人民再次強烈要求民主。這種民主的聲音到25年後，由香港的「雨傘運動」接棒。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雨傘運動中舉行以電子投票選取普選方案，主辦方稱有79.8萬人參與，整座城都被捲入其中。陳健民教授指出香港民主的追求，與中國民主化脫離不了關係。
從新儒家的歷史觀點出發，五四運動對於中國文化全盤的否定，落下了中國文化革命的「種子」。胡適等人提倡的「自由主義」，是要求掃清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前提下實行，然而「自由主義」最終不敵「共產主義」，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已無法挽回，並且為以後一連串的社會主義運動排除了中國傳統道德價值的規範，為共產主義奠定了基礎。五四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已成為腐爛的屍體，群眾避之唯恐不及。文化大革命可以發展得如此迅速，證明了普羅百姓對中國文化的侮辱和打倒不需背負任何的道德包袱，甚至賦予了新的道德使命：我們要跟「舊中國」割裂，走入「新中國」時代。從今天的角度看來，中國文化大革命象徵了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一個喪盡天良的時代，很難說是「理想的中國」。完全拋開「吃人的禮教」的中國，回到了「吃人的共教」的中國。中國連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對「人作為物質」的粗淺理解：既無法理解人的理想與精神層面，亦無法意識到人性向下沉淪的黑暗與可怕，最終導致慘絕人寰的人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意味著唯物主義治國方針與專制政權不僅無法使現實成為烏托邦，並以幾千萬人的死亡，觸目驚心地道出：失去了「道德規範」干涉的現實，如何容許撒旦在大地上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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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終於到了1989年，在文革結束13年以後，北京學生要求國家走向民主，要求政治轉型，這是中國重大的歷史抉擇。然而，最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敗，學運人士要流亡。1989年，還沒回歸中國的香港，無法無視「六四事件」，對中國學運流亡人士作出種種聲援，除了香港市民的兩次百萬大遊行，香港演藝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籌款，到後來拯救在逃人士的「黃雀行動」，都為香港市民所熟知。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對香港的參與有所記述：
5月29日
下午有香港社團送來15萬港元的捐款還未入帳……
我通過記者再次呼籲：最好捐物資而不是現金，交給「香港物資聯絡站」或北大物資站……
5月30日
深夜一點過來了兩個香港人，岑建勛和李偉傑，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代表。柴玲、李祿同我都去同他們見了面，是在絕食團廣播站西邊的幾個小帳篷外。
岑建勛一頭的捲毛，頭頂有點禿，眼晴大而圓，面龐也大而圓，說話動作熱切，滑稽如一頑童。他費了很半天勁，才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這幾個字用廣東音濃重的普通話抖出來。他是香港的影視紅星，剛剛主持了有上百萬港人參加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式的募捐演唱會，幾乎所有香港娛樂界的紅星和一些台灣歌星，包括鄧麗君、梅艷芳、成龍以及侯德建，都參加了義演。他說，本打算募捐一千萬港元，結果竟募得二千六百萬！這對我來說更是一個喜訊，我知道，以後學運再也不用為錢發愁了。我們在小帳篷前面合了一個影。
5月31日
下午兩點，柴玲、李祿同我一道去北京飯店，與香港人商討接受捐款等事宜。岑建勛依然那麼熱情洋溢，見到我們三人髒兮兮的樣子，劈頭便說：「你們先洗過澡再說！」我們確實都好久沒洗澡了，廣場上甚至洗臉都難。岑建勳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一疊錢，遞給身邊的一個年輕記者，請他為我和李祿各買一套內、外衣褲，還對另幾個港人打趣地表白說：「這可是我自己掏錢幫他們買衣服，並沒有貪污捐款啊！」……
洗完澡，同岑建勛他們商議怎麼處置這筆龐大的捐款。我先介紹了廣場上的情況，然後，堅持對東亞大學捐款所提方案：暫不要送現款到廣場，目前廣場上同學已經不多，而食品與一些物資的供應，已經有「香港物資聯絡站」提供……
但我還是接受了兩筆錢，即香港華益公司的職工集體捐獻的一萬港元和送這筆來的先生私人捐的一萬元港幣。有兩個香港記者和一個NBC的記者在我接受捐款時拍了照。柴玲則就岑建勛的請求，寫了句感謝香港民眾對大陸民運的支持的話。
八九民運失敗，香港隨後展開營救逃亡人士的「黃雀運動」，此事因為牽涉了還在生的營救者，資料還沒公開。
在1990年開始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持續了29年，香港市民呼喊「結束一黨專政」，邀請「天安門母親」講話，高唱〈自由花〉、〈血染的風采〉，最終在香港政府禁止下終止。
在歷史上，「香港」並沒有跟「中國」割斷，即使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後。中國多年的土改、大躍進運動，大量中國人民逃至香港，英國政府默許了這些「偷渡」，從1974年至1980年間實行「抵疊」政策，從中國大陸來的偷渡者只要抵達香港市區，即能得到香港市民的身份。在面對中國艱困的時代，香港人對於留在中國大陸的親友作出種種經濟上的接濟，「中國」與「香港」的命運始於是相連，香港以「承擔中國苦難」的歷史角色而存在著。香港收容了大量逃亡而來的中國人民，香港土地承載了中國巨大的創傷和血淚。龍應台曾提及在南亞海嘯的世界捐款中，香港的人均捐款最高，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是：
港人和台灣人一個重大的差別在於，台灣人在多年的政治封鎖之下，很不幸地已經相當與國際社會脫節，而香港人，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做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很自然地感覺與國際同一個脈動。南亞海嘯香港人人均捐獻居世界第一，一個很核心的解釋，我認為，是因為香港人覺得那些沙灘上各國各種的死難者，都是他的「街坊鄰居」，很貼近他的心；香港的島上向來就住着無數各國各種的人。太多的「外國人」，其實就是正牌的香港人。
論民族多元和文化多元，香港跟加州灣區相比，根本「小巫見大巫」。香港人有自己的種族階級，他們對於菲律賓、印尼人的理解，很快會納入「外傭」的框架下。香港一直面朝英美，對於東南亞所知甚少，但不影響對各國各地的捐款。
1989年，香港對北京學運捐款3000萬；1991年的華東水災，香港政府捐助5000萬，民間捐助6億。2008年的中國汶川大地震，在大公文匯報上顯示，2008年的中國汶川大地震，香港捐款220億，冠絕全球。香港藝人梅艷芳正是典型的例子，她聲援八九民運和六四，後因六四事件而辭演電影《阮玲玉》，之後被中國大陸封殺，但她依然參與中國各地的賑災扶貧運動。早年香港人對於中國政權的不滿，不影響對於中國大陸同胞援助一事，中國與香港的「血肉相連」促成香港人對於「公益」和「捐款」的參與，成為「習慣」。所謂「習慣」，即沒意識之行為，如自動導航模式，不需思考而做決定。香港人在中小學時期，都會經歷過「賣旗籌款」的教育，所謂「旗」其實即「貼紙」，向沿途走過的路人賣「旗」（貼紙），而對方隨意翻出硬幣捐款。老師在課上教育學生捐款到聯合國、宣明會也是常見之事。而我在大學時期，其中一個生日給自己的禮物，就是登記了每月定期捐款至聯合國。想起來，這些事情都是家常之事，身在香港，籌款多了，也沒聽過「又要捐款」的怨言。早年對中國大陸的賑災慈善活動，往往是香港演藝界的帶動，香港演藝圈有一段時間擔任了「社會教化」的功能。
香港被英國殖民是事實，但從香港人的角度出發，香港人並不會以「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去理解香港的政治處境，為什麼？因為被英國殖民的香港，在歷史上，避開了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亦避開了台灣的白色戒嚴時期。被英國殖民的香港人不覺得自己是「奴隸」，反而慶幸逃脫了政治帶來的人禍。面對中國的大飢荒、文化大革命的吃人共教，又或是台灣的白色恐怖，香港被英國管治竟然變成了歷史上的「走運」。被殖民的香港，並沒有獨處於太平安樂時期：對外；與中國同甘共苦；對內，英國殖民者致力普及化教育，反貪污，把香港現代化和制度化，讓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香港公民社會的形成，既有「中國」的影響，亦有「英國」的參與：「中國」形成了香港的「同情共感」，主動承擔他人苦難的不忍之情；「英國」形成了香港的「制度化」，免於「人情」影響「公利」的制度問題。
香港逃過政治上的人禍，因而對於中國文化價值質疑的公共論討，幾乎可以說「沒有出現過」。要求香港政府把中國儒學從香港教科書中剔除的公共聲音，幾乎沒有。香港學生之中，當然會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儒學是陳腐、無聊、無趣、脫節，但控訴「中國儒學壓迫自身的個體性」，我真的沒有聽過。
在過去的香港中學課程裡，除了必修的「中文」，亦設有選修的「中國文學」，高中的「中文」稱為「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收進唐君毅先生、殷海光等人的文章，考大學的高中學生不能不讀。香港早已習慣「中西並融」，以天主教為背景的教會學校，要求學生修讀「宗教課」、「聖經課」，甚至香港公開考試亦設有「宗教」一科，但校訓是「忠、恕、誠、明」，典型的儒學理念。老師在早會除了帶領學生祈禱，唸天主經，亦一再強調「榮辱與共」、「薪方相傳」的精神。香港中小學對於管治校服之嚴格，除了跟從英式學校的作風，不以美式尊重個體自由為最高原則，亦有出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精神，一再強調整體的「校風」，而非個人的自由。然而，英國式的民主精神亦深入民心、民生，中學、大學皆設有「學生會」，可以影響學校的意見，筆者就讀的中學和以後的香港中文大學都有設定「民主牆」，理論上是文章以匿名方式處理，保障學生個人言論自由，不受校方權力所影響。
過去香港人被認為有「政治冷感」，因為甚少為政治而激動。龍應台對香港人的「溫和理性」有以下的觀察：
香港人的「溫和理性」來自哪裡？不是來自「抗暴」；他們既不曾抗過英國殖民的「暴」，也不曾抗過共產黨的「暴」。在歷史的命運裡，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經驗，沒有「抗暴」的經驗。他們的「溫和理性」，是混雜著英國人喝下午茶的「教養」訓練和面對坎坷又暴虐的中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無可奈何」。
香港人大多是從中國大陸逃亡而來，香港與中國只有一河之隔，面對中國歷年政治運動的血腥，香港人對於「群眾激情」的悚然，是從骨子裡滲透出來。香港人的「溫和理性」並非理性思考的產物，而是自身經歷的本能反應。放眼全球的遊行抗議，特別是西方的美國、法國，遊行通常伴隨著暴力事件，美國更不用說，不伴隨著槍聲反而不可思議。相對照下，香港人多年來的「和平理性」比較像休閒活動，我參加過的「七一遊行」像在下午茶時段去「散步」，在夏天炎熱潮濕的天氣下，邊走邊用傳單搧風，邊走邊跟朋友聊天擦汗，到結束後一起吃晚餐，自己都在疑惑在幹嘛。欠缺強烈「目的性」和「功利性」，這種遊行文化的現象是怪異特殊。我認為香港人這種非比尋常的「超理性」，其實是對中國近代歷史暴力的「迴響」。
從香港人遊行組織的人數出發，以人均比例計算，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並肩。1989年的兩次百萬大遊行，4分之1香港人參與。持續29年的六四燭光紀念，每年平均有10至20萬人參與。2003年，香港人為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50萬人遊行抗議。2019年6月9 日，香港遊行抗議《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超過100萬人。接著6月16日的「反送中大遊行」，主辦單位統計有200萬人參與，即使我們保守只計算100萬人，依然是8之1香港人捲入其中。2019年的兩次百萬遊行，與1989年的兩次百萬遊行相映照，都是反對中國政權的執法，表達民主訴求，並且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和平理性」依然是香港人對民主訴求的「主調」。然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香港雨傘運動後的「本土派」、「勇武派」等立場，以及要求「攬炒」的行為？
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和戴耀廷教授三人發動的雨傘運動（2014年），是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作為口號，帶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亦令人聯想到印度甘地的和平抗議，佔中三子主張的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爭取2017年普選特首。
雨傘運動的「和平」變調，除了警方濫用暴力鎮壓原來的和平抗爭，另一重要原因是香港年輕一代反對「以和平作為抗爭方式」。雨傘運動後期發展為「雨傘革命」，「學民思潮」領導人黃之鋒等號召民眾衝入公民廣場佔領，當時黃之鋒僅17、18歲，羅冠聰21歲，周永康24歲，三人作為「學聯」常委與「學民思潮」的召集人，被稱為「雙學三子」。
早在2011年，香港學者陳雲就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出「光復本土」的想法，陳雲被一眾香港年輕人所追捧，甚至有「國師」之稱。到雨傘運動以後出現的「港獨」、「勇武派」，梁天琦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及後於2019年的「攪炒」（意即「同歸於盡」），都反映了香港年輕一代對於香港人上一代「和平理性」的不滿和憤怒。香港年輕人認為民主在香港一直未能落實，責任在於上一代的港人，叫喊多年民主，但沒有成效。年輕一代以「和理非非」諷刺香港民主派的態度——「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與「中國」一刀兩斷，反對紀念六四。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於2017年發表不再舉辦或參與六四活動的聲名，即為香港重大和具標誌性的歷史事件，聲明中有：
中大學生會歷來有組織學生參與公共領域的傳統，此發表即象徵新一代香港學子的想法，對唐君毅先生等新儒家建立的「中大人文傳統」的中斷。香港年輕人急欲跟「中國」劃清界線，有著五四與「中國」一刀兩斷的影子——要「去舊迎新」，新的出路在於全盤否定過去：全盤否定過去香港人為民主作出的努力，全盤否定「香港與中國」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存在。「全盤否定」不僅無視政治現實，實則把「香港對於苦難一體承擔的精神」一刀砍掉。香港可以作為獨立的政治存在體而存在嗎？不管在政治現實上，又或是文化精神上，其實「不能」。前者是無視歷史現實的天真，後者是嘗試把香港歷史中建立的「共感」文化價值刪除。刪除以後，將迎來什麼？我們不能不以歷史為戒：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國把「共感」完全連根拔起的時代。
西方哲學家致力建立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當今的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迪勒（Judith butler，1956－）以身體的「脆弱性」來建立個體的「互相依存」以作為一套政治倫理，她指出個體的「身體」並非僅是個體可以保障，而需要仰賴他者（他人不傷害我），嘗試建立一套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理論。朱迪斯．巴迪勒曾在訪問中提及，她困惑於一個男同志會因為他的行走姿態而被殺死，這促使她思考個體的生命得以安全是建基於他人不傷害自己的前提，而我之所以能夠生存下去，正正是需要依賴他人不傷害我。
西方哲學家致力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問題，在香港的歷史中已有相當的實踐。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地域獨特性，香港與中國緊密相連的歷史關係，香港人對中國救助的實踐，早已在現實上有了一套「相互依存」的理據和落實。人的惻隱之情，最終透過不斷的公民實踐而擴大，「惻隱」在政治社會上能成為不需再度思考的「習慣」。香港「獅子山下」的精神，除了在貧困年月裡，香港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以外，應當提出更多的討論。
筆者認為，只有把香港放在「中國近現代」的框架下，「香港」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才被看到。在過去浩瀚的歷史上，香港從來沒有「一己」之地位，也不知「香港人」為「何物」。香港，無疑是中國近現代歷史脈落發展出來的城市，從1841年滿清割讓予英國，香港在殖民156年的安穩歲月裡，從「漁港」發展成「國際大都會」，除了英國殖民政府的推動，還有得益於中國近代大量逃亡的人潮。流離失所的難民於香港相會，使作為彈丸之地具有豐厚的人力、物力。而在1949前後，中國南來文人到臨香港，即使他們不以香港為家，但香港發揮了「承擔人類苦難」的歷史角色。唐君毅先生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寫道：
香港至少有二三百萬人，其中包括你們的父母親戚，皆是由大陸逃亡來。然而我們如因自覺逃亡來，便是罪孽深重，而要帶罪立功……我們只是幸而免。今後在不得已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也只有赤手承擔，分享一些他們的苦難……
唐君毅先生指出「香港」實際是大量從中國逃亡而來的「逃亡之地」，在香港換取了安穩，並自覺最終要承擔起中國的苦難，其實不僅是作為儒者唐君毅先生的想法，也是在那艱深歲月裡，普遍香港人的想法，因此才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的說法。早年香港人可以忍受當時期的貧窮，甚至在貧窮中感受到溫暖，是因為有「中國」的對照，相對於中國的苦難，香港人當下的貧困還是幸福。當時的香港人並非自欺欺人地用「小確幸」麻木自己，而是在身處在「僥幸的歷史之地」，帶有對他人和命運的感恩，更發揮出相助相信的精神。
除了新儒家在香港的停留和付出，曾在香港讀大學的民國才女張愛玲，最後經香港遠去美國亦是香港在中國近代史的有著重要性的標誌。這些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文化人物得以延續自身的學術和文學，是因為中國下面有一個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張愛玲於1944年發表的〈詩與胡說〉最後的結語為：
寫下〈中國日與夜〉的張愛玲，最後跟當時不少中國知識分子所出了同樣的選擇，在歷史上以蒼涼的手勢「告別中國」，換取個人生命的平安與自由。
我們即使再不喜歡張愛玲筆下的香港，但也無法否定張愛玲對當時香港的描述：白人種族主義深嚴、殖民地的紫醉金迷、不及上海的現代化。但在短短幾十年的發展，香港發展出獨特的「中西融合的現代性」，作為世界上男女性別最為平等之地，貪污最少的城市，種族與文化的多元性，這些早超出張愛玲所喜愛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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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本文為「思考《最後一課》」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