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教授在他的〈最後一課〉指出自己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大大影響香港人。他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為何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是什麼？他的論述如下：
在「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傳統下，中國讀書人會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太子讀書，要做國師。今天在中國和香港有太多這種依附權力的學者，為何他們無法成為社會良心，批判社會不公現象，甚至批判權力呢？
這種對於中國儒家傳統的想法是很典型的理解，雖然跟我個人理解的不同。在儒家傳統當中，孔孟反對當時政道，主張仁政，當然惶惶如喪家之犬。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仕途「三起三落」，但還是在被貶時寫下「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范仲淹對於宰相呂夷簡任用私人不滿，繪製了「百官圖」，在圖中列出眾官員的調升，進呈給宋仁宗。范仲淹被貶時，朋友梅堯臣寫了〈啄木〉詩和〈靈烏賦〉給范仲淹，勸他報喜不報憂，而范仲淹則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回覆。同時期的歐陽修亦寫有〈朋黨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雍正皇帝對此觀點不以為然，甚至寫了〈御制朋黨論〉反駁歐陽修，認為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為人臣，做臣子「義當惟知有君」、「而能與君同好惡」，認為〈朋黨論〉逆反了君臣的「尊卑之分」。宋代有「不殺士大夫」之祖訓，士大夫因言獲罪，亦不致於死。而到了明代，士大夫跟政權抗爭換來的結果是血濺史書。明英宗被俘，于謙為了一國利益，擊退蒙古瓦剌軍，擁立景泰帝，後於明英宗復辟後被殺。于謙寫有〈石灰吟〉一詩，「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正是他對自身人格的期許，亦預示了自己的死亡。明末東林黨不惜生命，對抗宦官魏忠賢。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描述左光斗入獄，「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但面對前來探望的學生史可法，依然曉以大義，師生義氣相勉，為國事鞠躬盡瘁。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是以血來書寫；中國儒者，是以自己的死來證道。「殉道」一詞，出自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儒者於天下有道之時，以一身體現道；天下無道之時，儒者殺身成仁。孟子強調的「捨生取義」即孔子所言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如果說儒者是為國事犧牲，倒不如說他們以自己的死亡來作為證道：儒者對於自己良心的承諾，對於社會的承諾，最終以「以身殉道」來證成。面對自己的死，終可以無悔於聖賢傳統，此所以文天祥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即使到中國近代，經歷五四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但儒家傳統並未終結。在時代的風聲鶴唳中，梁漱溟等人思索儒學在中國轉型的位置與出路。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於194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堅持中國必須實踐民主，結束專制政權。
周保松在〈推薦序〉提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傳統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學行書院制，其中新亞書院即為唐君毅先生、錢穆先生等人所創立。香港學者趙敬邦寫有《唐君毅與香港》，於2023年出版，疏理了唐君毅先生在香港所作的文化貢獻。趙教授指出唐先生對香港的想法有不斷的改變：第一階段，討論中國學問應該在中國大陸或台灣，他們關心的是「中國」，而非香港。自己在香港只屬流亡，對香港並沒有「根」。第二階段，唐先生勸告年輕學生應把所學貢獻香港，不要如前人視香港為客居之地。第三階段，唐先生認為自己得以到來香港，是天意希望為中國留下文化種子，若沒有香港，這點希望終熄滅，香港可以作為中國指引出路的燈塔。
趙教授指出新亞書院是以「中國宋代的書院」作模式，從錢穆、唐君毅等人所撰寫〈新亞學規〉可看到，其中第十四條言「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唐先生亦言，希望新亞精神可以與世界其他新知新學所配合，「以望有所貢獻于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唐先生對新亞書院寄予了自身的文化理想，並希望此文化理想可以透過創辦新亞書院來實踐。早期創辦新亞書院，面對經濟困難，創辦者甚至以行乞的方式籌款，以求維持學校的運作。唐君毅先生的夫人，謝廷光先生於〈憶先夫唐君毅先生〉寫到他們一家拾荒變賣，以支持新亞書院：
毅兄：你記得嗎？我們莫有錢的時候，把空瓶空罐都送到收荒店去賣，本來可以賣一角錢一個的，但有一次送去，店家只出五分錢一個，我們很生氣，拿著一大袋大大小小的空瓶空罐掉頭就走，一不小心失手，把瓶瓶罐罐倒得滿街都是，途人大笑，我們並不在乎，我們亦跟著大笑，後來這件事常成我們談話的資料，覺得很有趣味。
雖然儒學以「安貧樂道」自許，但儒學大師一家淪落到撿垃圾去賣，讀者無法不動容。牟宗三先生認為唐先生把太多時間花在行政上，影響了做學問。然而，牟先生在〈悼念唐君毅先生〉表達了理解：
唐先生對於新亞感情特深，近十幾年來，其生命幾全部耗費於新亞。而新亞之作始以及其後來之發展本駁雜不純；人事，口舌，是非，恩怨，又極多。唐先生身處其中直如煉獄，其心身之受傷可想而知。
唐先生在生命晚年奉獻於新亞書院一事，直接上承宋明儒者的「論學」精神。儒者的學問與人格轉化不離世間事，儒學的「學」最終是個人的人格與政治結合的自我實踐。東林書院的「聲聲入耳」、「事事關心」，正是唐先生的理想。儒學從來無法逃離政治，儒者當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上承中國傳統儒學傳統的脈落出發，讀者應可理解唐先生在新亞書院轉型一事上「憤慨」之表現，與劉述先教授斷交，余英時教授亦於塵埃落定後回美。以唐先生一生為人之敦厚，可與胡蘭成相交二十年，對於新亞書院表現激烈，可見他對「新亞書院寄托了中國的文化理想」，予以非常高的期待。特別於花果飄零之際，共產主義瀰漫整個中國，在香港建立新亞書院是為了把中國文化之光重新點燃。唐君毅先生的理想，既不能相容於即將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而負責改制之學人亦無法理解，反而跟從英國殖民政府的安排，此事對於流亡海外的唐先生而言，簡直是致命的打擊，面對中國儒學之窮途，有「天喪予」之感。
唐先生往矣，然而新亞書院的歷史和精神並沒熄滅，照亮了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的獨特性，在於擁有了深厚的人文傳統，包括了中國傳統儒學的精神。周保松教授指出書中四位教授都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其意於此。
回到陳健民教授的問題，「中國為何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即使筆者不同意這個論調，但陳教授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
陳教授指出雨傘運動中，朱耀明牧師與戴耀廷教授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都把基督精神體現出來，成為民主運動的驅動力。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精神與民主的追求相結合，基督教如何成為國家現代化的動力。而陳健民教授的質疑，在於沒有在個人生活裡看到、接觸到一個深受儒學精神所感化的人像朱耀明牧師與戴耀廷教授一樣，投身民主運動。這是他個人的真實經歷，真實的體驗。而陳教授的質疑，帶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時代問題：儒學在現代變成了學術研究，而非人生信仰和生活，儒學研究者可以為儒學的學術問題爭辯到底，然而終停留在學術論文、學術會議上，並沒有在自身上轉化成為對國家奉獻的精神。一個對民主精神相契合的儒者，會安坐於書房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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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本文為「思考《最後一課》」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