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課》是一本關於四位香港教授對香港的「告別」，包括陳健民教授、刑福增教授、陳祖為教授和張燦輝教授。陳健民教授的章節最為動人，在於他把個人生命意義的思索與自己一生志業作了緊密的勾連：年輕時對人生意義的苦苦追覓，最後體會到自己人生意義不在於抽象的答案，而在於每一個當下，對於自己責任的承擔，而這種責任的承擔是對於社會、國家，以致更廣大的人類苦難有所共感，「不」無動於衷。張燦輝教授在他的章節裡探尋人生意義，引用了海德格「存在被拋入世界」的觀點，亦提出了鄂蘭對於海德格觀點的補充，出生包含了「社會嵌入性質」，以張燦輝教授之言，即是：
沒有人能獨立生活，每個「此在」（Dasein），都是社會、文化、歷史意義網絡不可或缺的一員，而語言本身，亦是建基於人際關係之上。唯有在人類關係中，有情的人類世界始得以建立，因為只有創造、分享、參與，而非無聊、孤獨、單一，人與人之間才會自然形成關係，而這樣的自然形成，正是有情之基礎。
張燦輝教授雖然在書中一直強調自己無法告訴大家，人生意義為何，但他引用鄂蘭的意思是：跳脫了時空、歷史、人倫關係的脈絡去思考人生意義，最終將會一無所得。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個人渺小到不值一提，但如果把個體放置在特定的時空、文化背景，個體每一行為都是對「我與世界」、「我與你」的關係的回應。
陳健民教授的〈最後一課〉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場演講，他的演講讓我想起民國儒家大師梁漱溟。梁漱溟父親為梁濟，面對清末民初面臨舊式價值崩潰、新式價值尚未確定之危機，走上絕路。梁濟自殺前出門，遇到兒子梁漱溟，問他，這個世界會好嗎，不久即跳湖自盡。梁漱溟後來從佛入儒，父親自殺，無疑是對他的「當頭棒喝」。少年梁漱溟曾有兩次自殺，因為人生意義問題所困擾，而他對人生意義深切的體證，最能成為他一生為儒學奔波的強大精神養分。直到文革，梁漱溟拒絕批孔，吐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而同時代的儒學名家馮友蘭，不僅勇於批孔，亦致力自我批判，為黨獻盡媚顏。
我是不是基督徒呢？其實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
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入讀大學，我首先便是要處理這個問題。我不停苦思，每次坐地鐵去教會都會想得入神忘記下車，尤其是副修哲學，很多理性與信仰衝突的問題困擾著我。
陳健民教授對於「何謂基督徒」有著深刻的思考。他認為真正的基督徒，在於能跟從耶穌基督之路，與受苦者同在，甘願背負起人世間的十字架。他受到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與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影響。烏納穆諾在《生命的悲劇意識》（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中提出「宗教態度重於宗教形式」，相比在教堂裡心不在焉的教徒，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才是「祟拜上帝」，而前者不過是「祟拜偶像」。潘霍華最有名的著作莫過於《獄中書簡》，他提出：
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
嘗試粗疏的翻譯：每個基督教徒都必須通過「把上帝帶入他的生活」來成為完全的人，而不僅僅是進入某些精神領域。我認為可以簡單理解為：以行動活出上帝的教訓，而非僅停留在思維上。在二戰時期，潘霍華反對德國主流教會支持希特拉，甚至參與了刺殺希特拉的計畫，最終失敗。在德國戰敗之前，潘霍華被送上絞刑台，他臨終前說，這就是結束，但對我來說，這是生命的開始。陳健民教授提及潘霍華一生追問「什麼才稱得上為教會」，而在獄中提出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即是「沒有宗教仍能踐行基督信仰」。而潘霍華的思考，其實亦即「什麼人才稱得上是基督徒」的大哉問。
我當時在教會中感到很不對勁，覺得一個偉大的信仰卻被埋藏在細小的盒子中。信徒考試成績不好會詰問上帝，失戀又問，但對於社會大事，他們從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教會將信仰的實踐收窄在私人的領域，這與我對信仰的意義和實踐方式的理解有很大落差。直到讀了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我終於找到和應，但同時讓我知道自己坐上走錯了方向的火車。……假如純正的真理就是不吃人間煙火，宗教與社會不公和人們的苦難毫不相干，我寧願「跳車」，開拓更廣闊的信仰世界。
佔中三子：朱耀明、陳健民、戴耀廷。（資料照，美聯社）
對於自己生命意義的承擔，對於社會不公的不滿，希望跟受苦的人共在，最後促成陳健民教授投身於雨傘運動。
在〈傘運十年．對談〉的訪問中，兩人不約而同認為自己於當下的責任，在於作為歷史的見證人。面對其他人對於運動的質疑，包括香港為何無法爭取到民主，陳健民教授認為運動的內部已發揮了最大能量：
但其實在全球人類歷史而言，一場運動有120萬人參加，79日和平佔領，到2019年抗爭以月計，差不多一年，數以百萬人捲入其中，其實在運動內部已發揮最大能量。整個問題是一個獨裁的政權，不願意回應，才造成這麼多悲劇。內部，老實說，可以檢討什麼呢？所以可以說，好好地將故事說出來，亦都是對政權的一種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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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牧師自言，參與運動本身，其實是一條受苦及犧牲的路，以這種自我的犧牲，去啟迪和喚醒人們。二人認為當時的佔領區投射了香港人對於「理想社會」的想像。在香港回歸以後，香港人不希望「香港」只是經濟社會，亦希望是我們的「家」，不管是在保育行動，反對拆除天星及皇后碼頭；又或在爭取普選的路上，希望港人治港。陳健民教授認為朱耀明牧師在運動中擔任了「道德感召力」的角色，是他自己與戴耀廷都沒有的。朱耀明牧師過往在六四事件的參與，及後為營救學生而組成的黃雀行動，都為香港人所熟知。多年來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對於其他人而言，具有象徵性的位置。作為牧師，他最關懷的是當時每個人的生命，憂慮六四重演。
朱耀明牧師對於運動中最深的印象是「互信」。運動開始時，本來已預先準備好的物資很多都沒有動用，因為「很多人送上物資」，哪裡缺水便有水，哪裡缺糧食便有糧食。朱耀明牧師說，有人問，為什麼你們有膽（勇氣）吃別人送上的糖水，不怕加了別的東西嗎？他彷彿自問自答的說，「有人拿物資來，當然會視為愛心為主。」一個國度，讓人最恐怖的，不是飢餓，而是失去了「互信」，人與人相互猜忌的可怕。
在中國近代歷史當中，「互信」曾經是難能可貴。張愛玲較少被人提及的《秧歌》，以中國土地改革後為背景，小說刻劃了親人也相互防範，害怕被「陷害」的可能。當月香和金根在搶奪倉庫糧食被壓鎮以後，月香尋找先生妹妹的幫忙，金花聽完，猶疑了，出現月香希望害死自己先生的念頭：
什麼傻丫頭，金花恨恨地想著。她嫂子真是把她當傻子了，叫她去害死自己的丈夫——這不簡直就是讓他去送死嗎？虧她怎麼說得出口來，要人家害死自己的男人。也許她根本不知道夫妻的感情是什麼樣的。本來這月香一向就是個狠心的潑辣貨。
她哥哥自己絕對不會要求她做這樣的事。他一定會明白的，一定會原諒她。她突然記起了他一向待她多麼好。她又回想到這些年來他們相依為命的情形，不由得一陣心酸，兩行眼淚不斷的湧了出來。她覺得這茫茫世界上又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就像最初他們做了孤兒那時候。
人與人有著最基本的信任，是我們可以存活下去的重要因素。生活微小到出門吃飯，也需要相信飯菜中並無毒藥。人有著最基本的善意與良心，才能活下去。當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連親人亦可一夕間形同陌路，又或成為敵人，即淪落到比動物更不堪之境地。虎毒不食子。金花對於自身與先生安危的懼怕，同時又與自己的良心與親情掙扎，討厭月香禍連自身，又以親情自欺，如果哥哥如此疼愛自己，一定不忍心要自己做如此的犧牲，把「自私」包裝得如此楚楚可憐、冠冕堂皇。胡適對於《秧歌》評價甚高，但他的焦點在於「餓」：
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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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厲害之處，一如既往，在於人心與人性的細緻表現。不管在自由戀愛的小說裡，又或是對極權國家的場景描寫，民國才女都很厲害地捕捉到個體的「自欺」。甘心為娼的葛微龍、以超人意志建立自己秩序世界的振保，到割斷兄妹親情的金花，都跟「官」字一樣，有兩個「口」，一個口騙人，一個口騙自己。個體如何說服自己總是「自由」，我追求自由戀愛，我追求光整的秩序世界，我對哥哥見死不救合情合理。到《秧歌》最後，顧岡開始「自欺」自己粉飾政權暴力的合理：把農民暴動如實反映出來，會影響政府威望，影響政府威望，會影響到人民福利，所以為人民著想，要讓人民相信農民暴動是敵人的特務所製造的事件。整個國家的建立，在於個體的「自我欺騙」：
「不要胡思亂想了」，他對自己說。他感到一種近於絕望的焦急的需要，他要相信王同志與他所代表的一切。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他已經告訴了自己一千次，「相信他們吧。為了你自己的好處，你應當有信心。」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那麼現在這種信仰就是知識份子的鴉片，能夠好使他們愉快地忍受各種苦楚，種種使人感到不安的思想與感情都被麻痺了，也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
「餓」，威脅到人民的生存；而人民的麻痺，則威脅到人性與動物性的界線。動物還不懂自欺，亦不懂把「自欺」成為「平庸之惡」。
談論到戴耀廷，陳健民教授認為他鼓勵了在牆外的人，戴耀廷那種堅持，使我們覺得這是香港的希望，「他經常說他的角色是，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散播希望。」在另外的訪問裡，陳健民教授對於不能再回去香港，自言「此身安處便是吾鄉」。朱耀明牧師則言，自己無法放下自己所愛的教會，自己的戰友，八十歲的牧師在鏡頭裡淚眼婆娑，自言在台灣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強調「無論在哪離開世界，無論生、無論死，基督都在我裡面。」
思考香港的雨傘運動，不能不提及到香港對於六四的參與。除了當時香港出現兩次百萬大遊行、香港演藝界發起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亦有「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從字面意思，即取自中國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即致力營救民運人士的香港人。
網上有朱耀明牧師在溫哥華接受的訪問，談六四感受。從六四事件，到如今35年，朱耀明牧師回憶起「黃雀行動」：香港人當時為幫助學運學生逃亡，組織了這場地下運動。這場行動的最開始，香港大概有三個人左右出力，開設了所謂的「地下通道」。由於逃亡人士當時沒有金錢，只有手上探望過自己的人留下的卡片，只能根據卡片的資料，向香港人求救。當時，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走私行為非常猖獗，朱耀明牧師說「可幸有這些渠道」，最後成為幫助他們逃亡的要道。當時負責營救的人跟英國政府商談，逃亡人士能否來到香港，英國政府提出一個條件，逃亡人士到達香港以後，需要有國家收容，香港政府就可以處理這個問題。朱耀明牧師亦澄明，網上一直流傳「黃雀行動」救助了800人的這個數字並非正確。逃亡人士分為兩批，一批從「地下通道」救出，另一批從自由行偷渡而來，但這些偷渡人士都要經過政府的審查，所有人被救出，再移居去外國，大概有400人左右。
當被問到，只有少部分救出來的人還在民主運動活躍，有什麼想法時，朱耀明牧師說，沒有失望。他一言一語的說：
當他們離開香港，去到外國的時候，我們給他們最重要的意見，一是你們找一份好工作，穩定自己的生活。因為只有你的生活、生存條件可以，你才有能力做別的事情。如果你可以讀書的話，你要找一間學校讀書，我們支持你讀書，所以我們沒有要求他們會立即參加民主運動。大家知道，逃亡的人、離散的人，所受到的衝擊是很大，在文化上、在語言上，然後有一些二十多歲的，真的是前途茫茫。所以我從來，在35年來，我從來沒有批評過這些流亡人士。最重要的是我們沒辦法去理解他們的徬徨無依，離開自己父母的痛苦。事實上，有些人在那個時間，患上精神病，有些人憂鬱，有些人在一段時間裡才能康復，你很難要求他們去做什麼。我們只是要求他去好好的生活，他們受的苦已經夠了。
主持人最後說，35年過去，有人說35年應該放低，有人說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放低，而且是「放低」什麼。
六四不僅對於中國，對於香港，亦是難以洗去的歷史創傷。從1990年到2019年，香港人堅持了29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如果我們從宏大的「中國現代性」的歷史視野出發，可以上連到7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連到25年後的香港雨傘運動，可以看到民主在中國近現代的曲折發展，以及香港在中國近現代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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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本文為「思考《最後一課》」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