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艷芳被香港市民追封為「香港女兒」，筆者大膽指出，梅艷芳是中國儒學的理想人格再現，梅艷芳本人代表了中國儒學「人性論」的理想實踐，儒家主張通過不斷的道德自我轉化，最後「成己成物」，而梅艷芳在各種人倫關係上的開展都符合儒家精神。香港人對她綿綿不斷的追思在於感動其人格力量，亦意味著香港人是自覺、有意識地選擇具儒學精神的公眾人物作為「香港精神」。
在整個中國儒學傳統中，梅艷芳近於中國晚明王陽明後學的泰州學派，以王艮、何心隱、羅汝芳、李贄等人為首，他們出身於勞動階級，如王艮作為鹽丁，謁孔廟嘆「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許為「帝王師」，認為自身能重整天下之乾坤。王陽明心學的「心即理」，主張個體良知的主觀性、能動性，必然開出「每一個體都能從自心悟出理」，無法接受正統儒學教育的勞動人民，亦能把握自身的良心，悟「理」，與士大夫平起平坐，因此才有王艮的「帝王師」之言。泰州學派因勞動階層出身，帶有「狂」、「俠氣」的階級氣質。
梅艷芳因家境貧困，四歲半出來賣唱養家，母親重男輕女，但她成名以後，不在意個人利名利會否被影響，大力提拔後晉和身邊朋友，以香港音樂人倫永亮之言，即「幫助身邊朋友開展事業」，倫永亮亦多次為梅艷芳作曲。梅艷芳以「義氣」、「俠氣」聞名於香港娛樂圈。因為自己作為「歌女」的低賤出身，被剝奪受教育之機會，她真切體會到每一個體皆值得被尊重、被珍視，被實踐在個人的行為上，如到外地工作，她希望為一般的工作人員爭取跟自己住宿的一樣待遇。梅艷芳為了表達對於八九民運的支持，請音樂人倫永亮為自己作曲，歌名為〈四海一心〉，在六四前後，表達對爭取中國民主的堅持。「四海」一辭的意義，早最應出自《論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夏回應，個體即使沒有血緣的兄弟，但只要以兄弟之情相待他人，天下的人皆可作為自己的兄弟，儒家的「情」從「血緣關係」走到「非血緣關係」。儒家亦提出「義命分立」之說，「命」是無法控制，我們是否有血緣的兄弟姐妹是「命」，但能否在各種人倫關係開展下，打破「血緣」，最後跟他人建立出「兄弟姐妹」之情，是人可努力的「義」。
梅艷芳生前死後為原生家庭所困，母親與兄長以各種方式敲榨金錢，更一度被追債，她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屢屢成為香港新聞。其後，又因母親涉嫌侵吞自己捐款，和以自己名義向多方借貸又鬧上新聞。她最終於2000年，去世3年前，發出聲明，與母親成立的「世界中醫防癌學會」作出切割，辭去該協會的永遠名譽主席一職，並向公眾表明不能「愚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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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艷芳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困擾和傷害，卻成為她建立「家」的動力。梅艷芳成為香港著名電影製作人何冠昌的乾女兒，被命名為「何加男」，與陳百強、張國榮、劉培基等人情同兄妹。梅艷芳臨終前，對亦師亦友的劉培基說，一直知道自己的成就離不開對方，希望把音樂的版權留給劉培基。陪伴梅艷芳生命最後的劉培基拒絕，並稱無法答應梅艷芳代為找律師的請求。梅艷芳在最後立下的遺囑，把香港和英國兩個物業贈予劉培基，在法律上給予對方家人的身份。劉培基於自傳《舉頭望明月》基本上可分為兩部分，個人的成就和梅艷芳。他曾在訪問表示，「不管別人說是劉培基成就了梅艷芳，又或是梅艷芳成就了劉培基，都沒有所謂，因為愛是無分彼此」。劉培基11歲即被生母拋棄，自己在服裝店當學徒，因為與梅艷芳相類似的原生家庭而能相互理解，但成就兩人關係的是梅艷芳的「感恩」，多次在公開埸合表達對劉培基的感恩之情，稱對方為自己生命中的「貴人」，最後在遺囑一事上表達對劉培基的「感念」、「感恩」。
唐君毅先生對「恩情」多有論述，亦以恩情論夫妻之道，夫妻重在相互感恩。梅艷芳自言對朋友的「疏財仗義」，是因為剛出道之時，接受過朋友的幫助，我們可理解為她往後對朋友的大度付出是建立於過去的「一飯之恩」。對於自己的歌迷、影迷，她把自己無法接受更多教育的遺憾，轉化成對他們學業上的支持，為自己的歌迷、影迷成立「助學金」，鼓勵他們接受高等教育。梅艷芳的歌迷會在大學畢業之時，穿著畢業袍與她合照。梅艷芳歌迷到今日依然不斷對自己偶像表達情思，（甚至有歌迷會在IG上每天更新她的「過去」），歌迷的念念不忘，亦因為梅艷芳的深情。2013年，梅艷芳遺物被拍賣，大量個人物品被丟棄，梅艷芳粉絲在垃圾堆中發現自己過去所寫的書信、過去的禮物都被梅艷芳一一珍藏，而他們自發的收集這些「遺物」，並根據上面的姓名轉交原主，故事最後被拍成電影《拾芳》，由歌迷出資。梅艷芳與其歌迷的「情深」與相互的「感恩」，為香港唱出了最好的情歌。
梅艷芳於90年代宣佈退出樂壇，自覺性地要「回報」社會，參與各種慈善活動，並自覺地運用自己演藝圈中得到的「話語權」為公共事務發聲，比如對六四平反的堅持，聲稱自己在97回歸會留在香港，呼籲香港人為本土努力。2002年，梅艷芳以「香港演藝會」會長的身份舉辦「天地不容」的抗議活動，抗議《東周刊》刊登女星劉嘉玲被黑道綁架而被迫拍攝的裸照，召集香港500多藝人出現，促使《東周刊》停刊，相關人士受到法律制裁。要注意的是，當時《東周刊》的老闆是香港英皇娛樂老闆楊受成，旗下有眾多著名藝人，包括謝霆鋒、容祖兒、李克勤、Twins。梅艷芳與楊受成理應是「相識」，甚至有傳出梅艷芳以前曾考慮加盟「英皇娛樂」，但最後楊受成被迫發表道歉。梅艷芳於2003年確診癌症，但沒有停止對公共領域的參與，於沙士期間籌辦《1：99》演唱會和成立「茁壯行動基金會」，籌款為沙士受影響的家庭提供援助。直到2023年10月舉辦最後的演唱會，於1個半月後旋即病逝。
梅艷芳在癌症末期，得知自己生命無多，在媒體與公眾面前有意選擇「堅強的形象」，於2023年9月的記者會上表達「這場仗我一定打贏」，在之後的歌迷生日會上說自己病情無大礙。演唱會期間，表示即使不確定明天會怎樣，但要活好當下，不能放棄生命。完成演唱會以後，面對媒體今後計劃的提問，她說出之後的工作計劃。我們看劉培基的自傳《舉頭望明月》，書中提及梅艷芳在演唱會前已病重，無法排練；在演唱會舉行期間，難以進食。梅艷芳母親其後為爭產一事告上法庭，梅艷芳乾媽，何冠昌遺孀（傅瑞挪）於庭上表示梅艷芳母親得悉女兒患癌後，只顧索取「傍身錢」，多次目睹梅艷芳與母親通電後哭泣。從種種資料可見，梅艷芳在癌症末期身心已極其脆弱，並自知離死期不遠，但她為何要極力在公眾面前「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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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梅艷芳一直明確意識到自己作為演藝界名人，個人言行會影響公眾，所以選擇在「公眾」面前擔任具有「教化」的角色。即使面對死亡，仍希望大眾能以「自強不息」的態度去理解自己，最終目的不是在出於「自身形象」的考慮，而是在於自身如何繼續為社會公眾帶出正面的啟示。即使在死亡面前，在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的狀況下，梅艷芳仍希望把自己的死亡，去轉化對公共領域的貢獻。梅艷芳在各種訪問其間，或多或少呈現出「說教的形象」，不過觀眾並沒有反感，甚至被打動，在於她說話流露出來的真誠。
梅艷芳在醫院最後臨終的時間，幾乎香港整個娛樂圈的藝人都出現。劉培基一直害怕朋友的探望，會影響到梅艷芳的身體，所以阻擋下來，最後在醫生告知梅艷芳即將去世，劉培基才通知她的朋友。2023年12月29日晚上，記者與藝人在醫院門前馬不停蹄，甚至發生衝突，最後於12月30日凌晨2：50分，由劉培基與曾志偉兩人宣告梅艷芳病逝，時年四十歲。梅艷芳在癌症末期，以「友情歲月」形容自己在娛樂圈的二十年，可見名利場成為梅艷芳「友天下」的實踐，以「友情」去轉化名利場上各種考驗和風波。值得提及的是，六四事件過去以後，大部分香港藝人的政治立場已改變，依靠中國市場，而梅艷芳與他們政治立場不一，但仍保持友好關係，亦展現了「民主」的理想體現：作為社會公民，能尊重彼此的差異，相互敬重。
梅艷芳的喪禮，除了有政府各級官員和親朋粉絲的出席，有受惠於「茁壯行動」的學子、八九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梅艷芳的治喪委員會表明敬辭花圈花牌，希望公眾折現，捐款至梅艷芳於1993年成立的「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會」。
出殯當天，不少媒體記者自發性穿上黑衣悼念，而梅艷芳出殯之時，上萬市民送別。同年去世的張國榮，亦有上萬市民出現，除了懷念被譽為「黃金時代」的香港八十年代，亦反映了香港公眾在尋找能凝聚一城的「文化象徵」，而香港公眾最後在梅艷芳身上找到香港精神的體現，「香港女兒」是香港公眾對梅艷芳的蓋棺論定。
張國榮與梅艷芳的遺產亦成為「公共領域」討論的問題，前者在於張國榮多年男友唐鶴德與張國榮家人和平解決遺產事情；而梅艷芳家人則屢屢鬧上新聞和法庭，即使梅艷芳在醫生和律師見證下立下遺囑。筆者認為，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遺產金額」。處於同一時代的張國榮與梅艷芳於演藝界份量不相伯仲，兩人有「芳華絕代」之稱，但兩人遺產相差近十倍。據報導，張國榮的遺產有港幣三億，而梅艷芳的遺產是港幣三千多萬。除了唐鶴德擅長為張國榮「理財」，梅艷芳對親友和公眾的「疏財仗義」，以及後來因堅持平反六四而拒絕到中國大陸工作，及後被中國政府封殺，失去中國的收益，應該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梅艷芳」成為香港近年的政治符號。香港人無疑對於「梅艷芳」寄寓了他們的政治想像，特別是梅艷芳對民主的堅持，至死都沒有改弦更張，更是當下香港人需要的精神力量。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自傳《大江東去》中梅艷芳的肯定亦被多次引用：
但如果僅僅以梅艷芳對「公共領域」的參與是無法把「梅艷芳的現象」闡明。梅艷芳離世已久，追念聲音綿延不斷。導演關錦鵬說，梅艷芳去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藝人羅君左出版《不可能再遇上Anita梅艷芳》，提及梅艷芳在自己母親去世，無力支付喪禮之時，托人送了一張「空白支票」給自己，在梅艷芳去世後，自己每年都為其掃墓。劉培基選擇在梅艷芳逝世十周年出版自傳，亦舉行個人服裝展覽，談論梅艷芳；在她逝世二十周年再度舉辦梅艷芳展覽，表示「自己已年紀大，不知有沒有下一個十年」再為梅艷芳付出。香港演藝界在她逝世十周年舉辦《梅艷芳．10．思念．音樂會》，張曼玉、鍾楚紅等人在台上追憶梅艷芳。梅艷芳不少粉絲對她的悼念，甚至尋找到梅艷芳在大嶼山海會塔的靈位。要注意的是，他們對梅艷芳的思念都並非因為她的政治實踐。
劉培基在受訪中談到與梅艷芳的關係，自己在梅艷芳去世後才得知她的遺產安排，他直言梅艷芳此舉在法律上承認了他們「家人」的身份，本來毫無親人的他，在人世間多了一個「妹妹」。其他演藝界朋友不忘，是梅艷芳不計後果的「有情有義」。2021年引起兩岸三地討論的電影《梅艷芳》，電影監制江志強表示，自己曾與生前的梅艷芳承諾要拍一部關於她的電影。江志強回憶梅艷芳，1986年，自己的安樂電影還是小公司，日本一部電影《子貓物語》在香港上映，梅艷芳義不容辭答應自己的請求——幫忙站台宣傳。江志強在個人社交媒體解釋自己為何拍《梅艷芳》：
坊間盛傳，梅姐仗義，但為一間萍水相逢的小公司盡心至此，是一種本能的善良。我相信，除了她的演藝天賦，能傳世的還有她這種有感染力的俠義態度和精神。……她常感念無數人對她的善意和愛，但她並不知自己的一生早已回饋了這一代人、甚至更遠的土地，她的精神也將在她種下善因的土地上繼續傳承下去。……
梅艷芳不考慮個人利益而為他人的付出，是打動身邊朋友最大的原因。籌備《梅艷芳》電影的江志強，當時已60歲，後來用上10年時間，投資了9位數字，跟梅艷芳兌現了承諾。
梅艷芳能夠在「公共領域」發揮了作用，如聲討《東周刊》、舉辦《1：99》演唱會，可以號召出香港大量藝人，離不開演藝圈朋友對她的支持。她在公共領域實踐的「義」，是從朋友關係開展和延伸出來，如儒家所言「仁」的擴大從近及遠。梅艷芳是從打動「朋友」開始，從而再去打動「社會」。儒家談「義」，理論上並非只關注爭取社會政治的理念，亦關乎在不同人倫關係上實踐。因為個體能感通他人的痛苦，因為不願他人受苦之心，個人當然可以在不同人倫關係上實踐，如何在朋友家人關係上實踐「義」，也如何在社會政治上實踐。
梅艷芳親自實踐了儒家的「四海」精神，實踐了儒家「超出血緣」的「兄弟」論述，個體的「情」，與最終能成為人與人自願相互連結的強大力量。當下談論的「多元成家」議題，其實可與中國傳統思想作出緊密的排勾。
梅艷芳的「自強不息」重點，在於她道德人格在世間的向上開展。她打破了命運對自身的局限，即使受教育不多，即使家人的自私自利，但她要求個人的人格精神向上，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在朋友、粉絲、社會之間的關係中展開，人與人皆有相互感恩、人格相互感染的可能，最後在香港構成「情教」。而梅艷芳是自覺，有意識地肩負起香港公共領域道德教化的位置。作為虔誠佛教徒的梅艷芳，她當然是自覺在人世間「修行」，以「慈悲」入世奉獻，佛教的「同體大悲」最終能儒家的「仁」所相遇。唐君毅先生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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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各種宗教徒之彼此間，及他們與我們之間，是不同的。如要談道理，一直追溯上去，是總有不能相喻之處，而說不下去的地方的。則大家雖相聚於一堂，而同時是天淵懸隔。這當是一永遠的悲哀。但是我知道在真正虔城的佛教徒心中，他會相信我最後會成佛，因為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在真正虔誠的基督教徒心中，亦會祈禱我與他同上天堂的。而我則相信一切：上了天堂成佛的人，亦還要化身為儒者，而出現於世。這些不同處，仍不是可以口舌爭的。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相遇。這還是人之仁心與人仁心的直接照面。此照面處，即天心佛心之所存也。
梅艷芳的「情」體現了儒家「情」的理想層面，如何「成己成物」，成就別人的同時，亦同時成就了自己的道德人格。香港人是有意識選擇梅艷芳的精神，作為「香港精神」的理解。
梅艷芳不是被香港政府受封為「香港女兒」，而是「香港人」。梅艷芳在星光大道屹立的銅像不是香港政府建造，而是她的歌迷籌款、出資，最後經政府容許把銅像置放於星光大道上。
香港人至今綿綿不絕對於梅艷芳的「哀悼」，一位歌手、藝人被公眾隆重地「禮待」，甚至以一地最高的榮譽去肯定，在世界各地都屬於罕見。法國文豪雨果、知識分子薩特、西蒙．波娃去世，法國民眾會自發性送別，而梅艷芳在國中二年級即輟學，無法以英文流利溝通，甚至因為英文能力不好而推卻參與西方電影，亦沒有像李小龍、成龍、張曼玉等人走進西方人的視野，然而香港人最終選擇了「梅艷芳」。
梅艷芳的「香港女兒」稱號，根據李展鵬教授的研究，首先由歌手葉倩文提出，後經香港媒體所承認。梅艷芳的治喪委員會發出的訃聞即是〈別矣，香港的女兒〉，梅艷芳現今在星光大道的銅像，即刻有劉德華所提的書法——「香港女兒梅艷芳」。
「香港女兒」當有兩個意思：第一即梅艷芳對香港的感情與實踐，有如父母與子女的緊密關係，因為愛香港而付出，即歌手葉倩雯的意思。第二個意思，即香港孕育了梅艷芳。筆者認為，第二個意思，需要被高度重視，梅艷芳不是「憑空出世」，超脫於時空的限制，以女子之身實踐出儒學的理想。香港的條件，造就了梅艷芳：香港對男女平等的重視，讓梅艷芳在1989年代以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中性氣質」在舞台上大放光芒；香港的言論自由與公民質素的培養，容許梅艷芳沒有教育文憑仍能對公眾說教。如果梅艷芳不在香港，而在亞洲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無法大放異彩。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台灣的鄧麗君和日本的山口百惠，都是以甜美淑女形象走上舞台。如果梅艷芳不在香港，梅艷芳的「情教論」不再可能。梅艷芳帶有明末泰州學派的影子，出身決定她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但沒有防礙她能夠從個人的經歷和苦難中領會到作為「人」的價值，夫子亦人，我亦人，我自能領會道德本心之光明，自能挺立出人的價值。梅艷芳曾說，自己的夢想是律師，但出身決定她不能走入法庭，更無法走上政治舞台和教授的講台，她還是可以憑著自身的努力走上演藝的舞台，並以專業和有影響力的演藝人員身份，在香港搭建自己的講台「說教」。與出身鹽丁的王艮一樣，能成為「帝王師」。即使是歌女，也能重整和扭轉天地的乾坤。香港可以接受女性的「帝王師」，並且最後以「香港女兒」蓋棺論定梅艷芳，這是香港的獨特。香港的功利和效益，並沒有忽視梅艷芳，沒有殺死「情教論」。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歌女如何憾動一座城；也可以思考一座城如何成就了一個歌女。梅艷芳能夠用自己的死去為香港演繹《夕陽之歌》，也需要慧眼的香港觀眾去看見、肯定。正如筆者上一節對於香港的論述，香港是由中國和英國塑造，「中國」塑造了香港的「共感」層面，對於人類苦難有感同深受的能力，香港有其「深情」的一面。
回到本文最基本的問題「從中國五四運動到香港雨傘運動」，筆者此欲從「中國近代史」框架下，指出香港的重要性。香港除了承接中國對民主的追尋與堅持，亦受中國近代的歷史所影響，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存在。香港人所肯定的梅艷芳，亦契合了中國儒學的四海主張，香港人亦接受了梅艷芳的「情教」。
香港免於中國與台灣的人禍，享有幾十年的安定，而到香港爭取民主的暫時失敗，卻換取不少西方國家的同情，得以移民英國、加拿大等地，跟世界各國各地爭取民主的歷程相比，已是「走運」。不管是選擇留下或離開，我們當下可以處理的是「香港論述」，我們該如何理解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而筆者，嘗試從中國近現代框架去審視香港，近年的香港本土論述去掉「中國」，把歷史的脈落去掉，香港還剩下什麼？香港的主體性，是否需要抽掉歷史的血肉來討論，才能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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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僅以此文獻給多年摯友晶瑩，因為與她的關係，真切體會中國儒學的「四海」與「多元成家」在現實上如何可能。與她的相識，佔了人生一半的時間。本文為「思考《最後一課》」系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