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有多大幸運，才能認定世界很溫柔，而我們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這不只是作家的文句、文青的言詞，而是真實的死刑犯個案狀況……」－法扶律師李艾倫，於4月23日死刑言詞辯論結辯
台灣首登憲法法庭之「死刑釋憲」言詞辯論（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於4月23日終結，身為37名死刑犯代理人的16人律師團隊，而在結辯階段，看遍無數社會弱勢犯罪者的法扶律師李艾倫拋出震撼演說，直言所謂「人神共憤」者在審判面臨的無數「運氣」問題。
如果這個人沒有太嚴重的精神障礙、如果能得到有經驗的律師協助、如果能清楚說明犯案原委、好好表示悔意、如果法院願意站在他的角度了解其人生經歷──而李艾倫曾面臨的弱勢犯罪者，往往都沒有這些「運氣」，也因此李艾倫主張死刑有其「恣意性」，強調：
「在台灣這國家，沒有任何人的生命該被『運氣』決定，也不該被國家決定。因為生命的價值，不該被決定……」
死刑支持方主張：齊頭式平等、失衡天平、廢死是「沽名釣譽」等
就本次死刑釋憲言詞辯論，憲法法庭陣容相當均衡，除了代表37名死囚之16名律師團隊、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正反方，諮詢專家有6人，包括較偏向支持死刑合憲之許家馨、鄭善印、賴擁連（關係機關法務部推薦）等，及偏向死刑違憲之黃丞儀、顏厥安（聲請人方推薦）、謝煜偉等，此外還有鑑定人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等。
就「反對死刑違憲」的陣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許家馨認為死刑存廢是「兩種價值體系衝突」、沒有一種絕對優越，因此主張死刑議題「不適合鈞庭（憲法法庭）決斷」，應保留立法機關選擇。
許家馨也認為，如果憲法法庭宣告死刑違憲，將排除戰爭時期、《刑法》暴動內亂等罪保留死刑的「中間選項」，且若是死刑因「酷刑」因素違憲，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許也可宣告違憲。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員許家馨。（取自司法院YouTube影音）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鄭善印認為，當事人應自主自律、自己接受其所做行為的責任，且如果台灣如德國基本法在第102條就明訂死刑應廢除，等於保住比較強勢者（殺人被告）的命，「把那些比較弱的、比較不行的人（被害人）的冤屈無從申，你一開始難道不是在生命價值就不平衡了嗎？」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賴擁連則先拋出一張齊頭式平等示意圖，似乎在暗示「死刑」就是讓墊高弱勢加害人、使之平等的木箱，又丟出一張雙邊都是臭臉的天平圖，表示司法天平已失衡，「你可以看一下天平兩邊的表情，都是非常不喜歡、不高興，這表示被害人不滿意，而加害人也不滿意、想要更多，就像今天釋憲一樣。」賴也主張死刑無違憲，惟司法人員應審慎使用、節制權力。
至於法務部，其發言要旨就是一直主張現行死刑相關規範沒有問題。
死刑違憲方直球挑戰「國家機關權力界線」 100年前台灣已有本土廢死倡議
至於認定死刑應違憲方，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謝煜偉先強調，「死刑違憲」不等於「廢除死刑」，而剝奪生命的刑罰無法放在其他刑罰脈絡下正當化，且死刑能實現的目的就只有「應報」，其他預防犯罪功能、心理效果、社會安全感提升，都僅是應報理論下的附帶作用。謝煜偉也建議，現今《刑法》第19條第2項（對於精神障礙者、心智缺損者在行為時減損辨識與控制能力的狀況）應修正，將「得」減刑改為「必」減刑。
雖許家馨強力主張本次死刑釋憲是「台灣第一次廢死論述」，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黃丞儀指出，早於日本殖民時代、1932年之《台灣新民報》就有本土知識份子提出廢除死刑訴求，早就有了；再把範圍擴大到中華民國，歷任中國國民黨政要職、參與革命之居正，也曾於1936年發表〈死刑存廢論〉，認為死刑是以人殺人、助長暴戾之氣，無助於「感化」行為人。
黃丞儀指出，早於日本殖民時代、1932年之《台灣新民報》就有本土知識份子提出廢除死刑訴求（取自司法院YouTube影音）
台灣大學法律系特聘教授顏厥安則直球挑戰「國家機關權力界線」，闡明廢除死刑是對獨裁政府的反抗，應界定國家權力上限、不得逾越的界線。
顏厥安也提醒，1986年的湯英伸悲劇也是台灣人不可遺忘的傷痛與教訓（編按：指鄒族青年湯英伸不堪受虐殺害雇主全家、不到20歲就遭死刑定讞並槍決執行的案件）。至於所謂「待決死囚」，與一般受刑人不同、因《監獄行刑法》處於非人類地位、徹底排除於社會之外，而民主國家不應將任何人排除於社會之外，考慮憲法原則、國家權力節制問題，死刑應被宣告違憲。
整體來說，死刑釋憲言詞辯論過程不僅是最深刻的法學討論過程、也可謂一部社會學教本，各方表述意見時論述齊飛，包括康德悖論、社會契約論（包括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版本、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版本）、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於《正義論》舉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等──然而在論理之外，廢死方律師也不忘回歸去述說「人」，真實的生命故事。
弱勢的犯罪者孤立無援、不知求助、最終爆發
就聲請人之代理人團隊（廢死方律師）發言，律師李宣毅於開審陳述自曝身為被害人家屬的心路歷程，法扶律師李艾倫則於結辯時提起當事人的生命困境、死刑的「恣意性」。
律師李艾倫任職於法律扶助基金會，曾參與的知名案件包括RCA污染案（被害人方）、2014年三一八運動當事人義務律師團（被政府侵害方）等，替殺人罪當事人辯護則包括2012年最高法院首開「生死辯」之吳敏誠殺人案、2013年八里雙屍命案（謝依涵殺人案）等，近期重大案件則是2023年1月18日新店「啞鈴弒父案」、登上國民法官審理。
弱勢的犯罪者孤立無援、不知求助、最終爆發，這在李艾倫的律師生涯所見並非個案──而就《新新聞》2023年12月份旁聽鍾男審理全程來看，悲劇發生後的一點溫柔是法院願意理解鍾男困境，檢察官也同意鍾男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司法安排鍾男「暫行安置」以後其病情得到極大控制（這是原先鍾家只靠鍾母一份收入辦不到的事）。
甚至，鍾男暫行安置期間的治療團隊、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醫師陳泰宇更是願意到庭作證、盼爭取對他的病人最好的處遇，例如，指出監所環境不利於鍾男復歸社會、刑期不宜過長、也請求法院判決能讓鍾男接受刑前監護處分（即入監前先繼續接受治療與安置等）。
當事人沒被判死刑 他卻更看清司法的「看運氣」
但像鍾男這樣的案例並非絕對，事實上司法是很看「運氣」的。律師翁國彥曾替2012年台南「湯姆熊隨機殺人案」被告曾文欽辯護，雖然曾文欽歷審判決皆為無期徒刑、身為辯護人理應鬆一口氣，翁國彥卻也在其中看見司法審判嚴重的「運氣」成份。
翁國彥於憲法法庭死刑言詞辯結辯階段表示：「實務運作上，法院量刑存在各種不確定空間，例如湯姆熊案，台南地方法院法官陳欽賢說他『一直有種說不出來的、怪怪的感覺』，所以保留餘地、判處無期徒刑，二審（高等法院台南方院侯廷昌法官）才透過相關調查釐清曾文欽犯案脈絡……」
據台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上重訴字第772號刑事判決，被媒體報導高呼「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的曾文欽，其實是從小家庭不睦、13歲就去做焊接童工受到各種職業災害、30歲沒家人沒朋友還被女友提分手、還有精神疾病者，判決也釐清「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的脈絡是因為曾文欽想被判死刑，他天真地想透過殺人來實現自己不敢做的自殺舉動、卻沒想到殺第一個孩子就嚇到逃走，他覺得很噁心。
廢死釋憲最高峰一刻 法扶律師李艾倫結辯逐字稿
回到法扶律師李艾倫，其見過太多被社會遺棄忽略、又在司法路上不被理解的犯罪者，2024年4月23日結辯演說，李艾倫最後以「死刑恣意性」進行結辯，或許真是廢死論述的最高峰一刻。整理逐字稿如下：
「為什麼有律師願意替這些『人神共憤』的人辯護？請容我引述電視劇的一段台詞：『一個人要有多大幸運，才能認定世界很溫柔，而我們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這不是作家的文句、文青的言詞，而是真實的死刑犯個案狀況。
他（死刑犯）如果幸運的話，也許他今天沒太嚴重的精神障礙；他如果運氣好的話，他能得到有經驗的律師協助；他如果運氣好的話，檢察官不對他求處極刑；他如果運氣好的話，能清楚說明犯案原委、並且好好地表示悔意；他如果運氣好的話，對他有利的證人，願意、而且能夠出庭作證；他如果運氣好的話，有專家願意幫他釐清科學證據。
他如果運氣好的話，法院願意站在他的角度、了解他的人生經歷；他如果運氣好的話，法院願意相信人類責任的有限性、而不祭出最終極的刑罰──最後，他如果運氣好的話，他不會在執政者民調低迷時，被當作轉移焦點的工具。
死刑這種終極而無法回復的刑罰，他無可避免地，會因被告的貧富、律師的好壞、檢察官的不求刑、法官的寬容或嚴格、社會氛圍輿論與政治壓力，而有不同的結果。
有人會說，這就是『運氣』啊。我們會說，這就是『死刑的恣意』。
在台灣這國家，沒有任何人的生命該被『運氣』決定，也不該被國家的決定。因為生命的價值，不該被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