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殺人案件時，我反而沒有那麼多厭惡、痛恨的感覺，我會先想到，『人殺人』其實是個很不正常的行為──我會先去想他一定有怎樣的原因跟處境、去思考說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最高法院法官錢建榮
震撼社會的「殺人無罪」判決
2020年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一起「殺人無罪」判決震撼台灣社會──事件起於2019年7月3日的台鐵第152車次自強號列車上，24歲鐵路警察李承翰執勤時接獲一名男子拒絕補票、在列車上咆哮並與列車長發生衝突的狀況，急忙趕去第4節車廂，以溫和態度勸告男子下車、並以無線電通報。
這看起來只是一個單純的補票糾紛，沒想到下一秒，拒絕補票的54歲男子鄭再由一刀刺入李承翰左腹，李承翰身負重傷仍奮勇壓制鄭再由、直到其他乘客跟著壓制以後才終於鬆手──李承翰「下班」了，孤身守護乘客到最後一刻的警察，最後因「左上腹單一穿刺傷而刺破下腔靜脈及右側結腸繫膜」大量出血死亡。
這起「台鐵殺警案」引起民眾無數「死刑」怒吼，未料嘉義地方法院審理過程發現，凶嫌鄭再由處於思覺失調症嚴重發病狀況，例如案發前，鄭再由求助之某議員服務處助理證詞──
「他在7月3日下午很匆忙走進服務處、慌張的說要找議員……他說他有一個三商人壽的保險、一直重複說有人要詐領他的保險金，而且他女兒被人家騙了，壞人夥同他女兒，回家會被殺，感覺很擔心有人害他，但他說已經去辦理保險解約，我很難理解，既然已經辦理保險解約，為何還會有人詐領保險金？我也覺得很誇張、無法理解，也不符合現實，於是不敢跟他多談……」
從7月1日到3日鄭再由搭上台鐵那班火車前，無論是在家、派出所、保險公司、社會局、議員服務處，都有人看見鄭再由的異常──警察說鄭再由主張被跟蹤、飲料被下毒、手機被定位，「我覺得他精神有點不正常」，社會局的替代役發現他明明一直在講電話，卻主張自己手機不能通、通了以後又重複對電話喊著有人要害他。
最後鄭再由踏上了妄想中的「逃亡」之路，進而導致發生憾事。經精神鑑定發現他犯案當下完全喪失辨識與判斷能力，一審法官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判決「無罪」（法律條文為「不罰」）──這個判決結果被社會痛批、受害人家屬更是完全不能接受、甚至連進行鑑定的精神科醫師都被輿論波及，但其實，在殺人案件依《刑法》第19條1項判決無罪者，台鐵殺警案並非首例。
任職20多年、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都待過的法官錢建榮，就曾以陪席法官見證，某合議庭判決一個燒死兒子的母親「無罪」，法官們不只看見本案被告經年累月壓力造成的「照護殺人」慘案，也看見母親真實的妄想症狀、妄想到失去對現實世界的判斷能力。
台鐵殺警案的輿論「爭點」之一，是總有民眾質疑：「現在假裝自己是精神病人就可以免死？」但如果看過判決全文（嘉義地方法院108年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或許都不會再懷疑鄭再由是否真的有病、是不是在裝病。
畢竟，多名證人已證實鄭再由從案發前兩天就開始發病，鄭再由對「犯案過程」的自白，更是讓人看了倒吸一口氣──
「我搭火車的目的是要脫離掌握、不要被監控，之所以不直接買臺南到臺北的車票，是要閃避追蹤，因為我發現好像跑到哪裡手機都被監控，我的手機三張卡片都抽掉，還是被監控，我不曉得為何關機了，還有辦法被監控？我打算搭火車搭到臺北要召開記者會，把事情公開用來嚇阻，並且要申請國家賠償，因為我很善良，無緣無故被人家整，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全部車廂的旅客他們都在針對我，要我在嘉義站下車，我非常發狂，這沒有天理，硬要我死……我很生氣從褲子口袋內拿出刀子，直接往他（李承翰）的肚子刺，只有刺一次，當時就7、8個警察圍上來，我只看到一個是穿制服的員警，其他7、8個都是穿便服，圍上來就一直揍我，怎麼全車都是警察在等我？太莫名其妙了，整個過程是人家在設計我的，大家是公開羞辱設計我的……」
殺害腦麻兒子的妄想發作母親
一個人在嚴重妄想發作、分不清現實與妄想時是什麼樣子，法官錢建榮也見過很多──2006年他擔任陪席參與合議審理的案件，就曾經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判決一個家暴殺人案件「無罪」，案情是一個母親殺了自己的兒子。
案情背景是，桃園婦女阿玉（化名）長年照顧出生後即患有重度腦性麻痺的兒子小傑（化名），最後用棉被把小傑綑起來、點火燒死他。據小傑父親、阿玉的丈夫所言，小傑從出生起就肌肉萎縮到完全無法行動，吃飯與排便都無法自理，凡事都要靠媽媽照顧。阿玉原本也是非常仔細照顧小傑的、不曾毆打與虐待，但在某一天開始，這個媽媽開始「怪怪的」。
阿玉在2004年下半年開始常常對著牆壁說話，對著家中牆壁的「蔣公」遺像、父親遺像自言自語，這狀況連丈夫的哥哥與妹妹都知道。2005年5月14日晚間，阿玉終於久違地踏出家門、帶著小傑去署立桃園醫院看醫生，同時向醫師表明自己精神狀況不好，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睡一覺、也讓小傑好好睡一覺，但在就診返家當天，阿玉「看見」了更多她難以理解的狀況──
「在醫院休息到隔天早上，從醫院回到家中那種狀況一直壓迫我、感到牆上有異狀，是一個牛頭，會讓我感到害怕，那種狀況要小傑的頭斷掉，我會把小傑綁起來，是因為怕它們帶走小傑……當時精神狀況很不好，我有打電話去一一九問能否派車來、說我人不舒服，但我沒說，所以被（接獲報案的消防員）拒絕了……那種狀況一直而來，要我的命，我想我連照顧我兒子之能力也沒有了，所以我想帶著小傑一起去自殺……當時已經慌了，很害怕，因為當時他們（看不到無形的人）告訴我，他們要小傑的『灰』……」
誰知道，阿玉忙了半天，12點過了、5月16日凌晨到了，他們都沒死。「牛頭」還在看，接下來怎麼辦？阿玉看著眼前被無數布料綑綁的兒子，決定打火機一燃、讓母子都在火場裡同歸於盡，但火太燙了、阿玉再怎麼痛苦也會本能地逃離現場，最終就只有小傑被留在那裡、燒到上半身都碳化。
一個依靠母親才能生存、最信任母親的孩子，竟被母親放火燒死，情何以堪？一個孩子在初夏的夜晚被母親層層疊疊捆在棉被布料裡幾小時、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都難以表達，這部份已經很痛苦了，何況母親後來還對這疊布料點火、點火後逃走、讓孩子一個人孤伶伶死在滾燙的烈焰裡，情何以堪？縱然母親已經承擔多年照護壓力，她有權力去剝奪一個孩子的性命嗎？
案件走到桃園地方法院，法官錢建榮當然知道沒有任何人有權去剝奪另一個人的性命，更何況殺人案件即便減刑再減刑，最低刑度還是有2年以上、無法判緩刑──然而，本案法官最後以《刑法》第19條第1項判無罪的理由，就是看見阿玉的病、看見她在行為當下無法控制自己的狀況、看見她是一個發病的弱勢者，也希望阿玉的家人能好好接住她。
「綜合被告之家庭結構與家族史、出生、成長發展史、過去精神病史與物質濫用、身體檢查、精神狀態與心理衡鑑等資料，經由與被告會談、心理測驗之評估及綜合各項資料所得，顯示被告自26歲停止使用安非他命後，開始出現可能是安非他命所引發的持續性精神病症狀，自其子出生後，長期為先天性腦性麻痺合併中度智障之子主要全天候照護者，9年來即使在經濟壓力及相當有限的社會支持系統下，仍尚稱職扮演為人母之角色，對於案發當時之行為，認為被告應視為在急性精神病狀態下（在強烈妄想及幻覺之影響下），導致殺害其子及欲結束自己生命之行為，可視為心神喪失之狀態……」
判決建議，阿玉必須長期積極接受精神科治療及追蹤，以改善其精神病症狀及可能之心理障礙、避免類似之悲劇重演，也提到，幸好原本遠在海外的阿玉丈夫案發後已回到台灣、在台灣有了穩定工作，丈夫可以定時督促阿玉服藥、阿玉也願意配合治療，病情已日趨穩定。
跟台鐵殺警案不同的是，阿玉的殺人案件幾乎沒有引起太大社會討論、沒什麼人怒吼「殺人居然可以無罪」。或許是因為2005年當時的台灣還未處於資訊爆炸的狀態、社群網絡也還不盛行，也或許是因為照護殺人原本就引人同情，甚至有民眾看完這種新聞只會喊著「支持安樂死」、「支持無罪」等語。
但無論輿論要怎麼看待2005年阿玉殺子案、2019年台鐵殺警案的判決，錢建榮他們合議庭看見的共通點是，這些被告都不只是「惡人」，而是因為精神疾病失控的、需要被幫助的「病人」。
法官為了精神鑑定需付出極高「成本」
例如桃園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1899號刑事判決，是個一般來說不會做精神鑑定的「殺人未遂」案件──患有重度憂鬱症卻完全沒看過醫生、不知道自己已經生病了的婦女阿珍（化名），長期跟鄰居因為排水溝使用問題而不斷爭吵，居然就在某天拿著水果刀要去砍鄰居，幸好阿珍在過程中不慎滑倒、水果刀斷了，才沒造成憾事。
依《刑法》第271條，殺人者將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未遂犯也會處罰、依法可以減一半變5年，由於阿珍沒有傷到任何人、被害人也願意和解不追究，也適用第59條「情堪憫恕」或「情輕法重」再減半、變成2年半。
判2年半或許已經夠輕了，但錢建榮在意的是，阿珍的行為顯然有些異常、很可能是精神疾病發作，公設辯護人也相當同情阿珍，卻不知道該怎麼辦──如果判2年半就無法宣告緩刑、阿珍必須入監服刑，把一個精神病人抓去關顯然沒必要，加上丈夫與孩子都很關心阿珍、在家人陪伴下接受治療才是最好的方法，錢建榮決定送精神鑑定看看，再爭取一次減刑機會。
「這種案子一般不會有人送鑑定，就殺人未遂啊，也很少法官會想到你是憂鬱症發作。」鑑定結果出來，果然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當時叫「精神耗弱」），就可以減到2年半以下並宣告緩刑了。
回歸實務，阿珍這樣的案件其實幾乎不會送精神鑑定，因為辦案的「成本」很高──這「成本」有多高？錢建榮坦白說，法官的「結案」壓力會是第一關，就算被告願意配合精神鑑定、乖乖去醫院跟醫師談，整個鑑定過程還是非常花時間，要取得一份鑑定報告可能就要歷時半年以上。
一般來說，法官處理一個案子要在1年10個月以內結束、否則就會被列入拖延案件的不良考績，哪個法官有信心在那邊等你半年呢？「一個法官為了一個案子送鑑定、遲延判決，法官考績就會有問題……」錢建榮嘆，並不是其他法官不願意做，而是現實考量。
碰到不願意配合鑑定的被告，就更困難了。錢建榮曾在高等法院遇過一個案子，被告阿華（化名）把腳踏車從天橋丟向底下行駛的列車──明明監視器拍到他、警察也透過監視器抓到他，阿華依然否認到底，變成可能要判五年以上的罪。
錢建榮依辦案經驗，一看就覺得阿華有狀況，而且阿華顯然無法理解自己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怒吼：「國家要迫害我！你們法官居然說我有病！」錢建榮認為，本案除了很可能適用《刑法》第19條以外，還有另一問題是被告顯然缺乏「就審能力」，如果被告連自己在接受審判都不知道，無論是判刑、入獄服刑都沒有矯正與教化意義，應先停止審判、讓阿華恢復到可以了解接受審判的意義，才可以重新開始審理。
然而司法傳統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被告必須「心神喪失」才能停止審判，錢建榮想要打破這個慣例，所以特別請台大醫院鑑定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辨識審判意義的能力，也就是有無「就審能力」。
碰到這種被告，能怎麼辦？錢建榮到最後還是希望阿華去做鑑定、也很有把握可以依《刑法》第19條判刑，唯有成立《刑法》19條才有強制治療的「監護處分」、法官不能自己判斷，但有哪個法官可以耗這麼多時間陪一個抵死不想做鑑定的被告？很遺憾的是錢建榮後來就調任最高法院了，案件後續不得而知。
不只是為了「處罰」，還有治療
錢建榮堅持有狀況的被告一定要做精神鑑定、最好能以《刑法》19條判刑，就是因為《刑法》87條的監護處分，這不只能幫助到被告、或許也是真正保障社會安全的一條路，希望透過監護處分安排被告到適當的治療或監管場所，從根源避免再犯案──
「1. 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2. 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3. 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
透過精神鑑定適用《刑法》第19條判無罪或減刑，未必就是「優待」被告。錢建榮曾經處理過一個精神疾病者的機車慣竊案件，原本依竊盜罪判決大概就是3、4個月有期徒刑，但如果加入監護處分的話就是至少加1年，「有的法官會覺得微罪不鑑定，就是因為比例原則，有些微罪鑑定下去反而『關更久』。」
但這還是有必要的──錢建榮所見的機車慣竊，厚厚一疊前科攤開來全都是竊盜，家裡窮到沒錢保他、也沒辦法提供治療，偷到連地方警察都知道他是個「大人物」（警察用語叫治安人口）、跟在他後面就有刑事案件的「業績」，最後錢建榮為了鑑定，花費將近2年時間才讓一個本來可以簡易判決掉的案子確定，希望被告可以好好接受治療。
又例如2003年一個重度智能障礙女孩小美（化名）因為打翻一碗米苔目被阿嬤責罵，盛怒下動手毆打阿嬤、讓老人家摔倒重傷死亡的案件，錢建榮是受命法官，他永遠忘不了，那時看到案發現場照片是真的「家徒四壁」，家裡空空的、只有四面舊舊的牆壁，中間是一碗打翻的米苔目。
經查得知，小美是單親家庭，從小被關在家裡，因為父親必須外出工作打零工，小美沒去讀小學也沒錢去機構、在家由阿嬤照顧、從來沒有接受治療過，所以狀況越來越嚴重。因此，錢建榮希望用《刑法》第19條減刑、才能判小美強制治療，用國家的資源來「照顧」這個被社會及父親遺忘的孩子。
錢建榮也在判決理由中堅持，小美刑滿後一定要找到機構強制監護兩年、強烈建議檢察官不可以用保護管束，否則如果小美刑滿後就這樣被父親帶回家，將失去治療機會──這判決理由還曾被同業笑，笑說錢建榮不用寫這麼「囉嗦」，依法如何執行是檢察官職權、法官管不了，檢察官也很可能不會看不會理。
錢建榮當然是答應去當委員了，後來也真的審到小美的假釋案。那時小美已經可以出監了，但真的可以讓她出去嗎？假釋委員說還找不到監護的機構、說小美爸爸願意把女兒帶回去，錢建榮一秒拒絕，不行。
「雖然當時拒絕她假釋、好像變成我們把她關在監獄裡更久，但如果就這樣讓她假釋出去，就等於沒辦法讓她在機構得到適當照顧了……我請女監一定要找到機構，幸好一兩個月後，戒護科長說他們已經找到私人療養院了。這種事，真的是看司法願不願意用心。」錢建榮說。
雖然以當今醫學來說智能障礙還是無法「治癒」的、就跟自閉症一樣一生不可逆，但可以透過藥物控制情緒狀況，至少一輩子沒有上過學、不曾跟外界互動的小美，終於有機會接軌到社會資源了──她可能在療養院裡養成新的生活模式、學習跟人互動，不敢說一定可以「變好」到什麼程度，但一定跟以往被關在家中，沒有任何治療可能性的狀況有所不同。
急不得的判決
像小美這樣身為身心障礙者與經濟弱勢家庭、直到犯罪以後才得到「教育機會」的社會悲歌，錢建榮看過太多，他很希望司法一切都不要急，碰到有狀況的人能送鑑定就送鑑定──
「我希望法官要理解，不能只想到精神鑑定要花時間、案子拖很久不能結、或是不想要有利於被告減刑──重點是我們要替這人治療啊，他有一天才可以回歸社會，他就是因為沒能治療才會發生狀況。」
精神疾病案件急不得、殺人案件更是不能急，錢建榮說，畢竟案件一開始所有人都非常有情緒──被害人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可能在法庭上高喊死刑、追著被告打、法警都攔不住，就連被告可能都還處在「沒什麼好失去」的失控狀態，可能在法庭請求法官賜他一死、嚴重一點的乾脆故意激怒法官「反正你又不敢判死刑」，這對所有人來說都不是好事。
「我其實都會故意『放一陣子』、例如多開幾次準備庭，在準備程序可以多了解被告、被害人的狀況，也慢慢緩和相關人的情緒……」錢建榮就曾審理過一個社會矚目殺人案件，他很慢很仔細的耗時審理，被害人的哥哥每次都來旁聽，從本來希望被告判死刑，到最後連被害人哥哥都會說：「我可以理解她（被告）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希望法官不要判她死刑。」
最重要的是，重大案件發生當下當然新聞狂報、民眾憤怒，但如果「慢一點」處理，才能有個安靜的審判環境好好調查、好好給社會交代，並不是只有「速審速決判死刑」才是給社會交代。2015年台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案，年僅22歲的犯人鄭捷真的被「速審速決」了、沒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他為什麼犯下如此罪行，這也是錢建榮的遺憾之一：「我會去想他為什麼變這樣、一定是什麼刺激，也會想到，他的家人面臨無窮無盡的歧視與咒罵……」
「我說，可是，一個人怎麼會完全沒有任何原因去殺人呢？他一定是生病了，這種案子不是更不應該判死刑嗎？那時候都還沒發生鄭捷隨機殺人事件這麼大的案子，很多法官被我這樣講都覺得有道理，就不會覺得『無緣無故』是最該被判死刑的。」
錢建榮始終相信殺人就是「不正常」的行為，他也始終希望，人們看見的不只是「惡」，而是原因。而依《刑法》第19條做精神鑑定，就是釐清的工具之一，從來不是什麼「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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