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下有個很強烈的意圖、我想親手殺了犯罪行為人，為我阿嬤復仇，但後來警方連行為人都找不到、我阿嬤只剩個報紙上的文字框，我好羨慕其他被害人至少還有人可以咒罵……從事發的『殺』到28年後的『不殺』，這是我的轉變，但創傷不會消失、會狡詐地跟被害人共存……」－律師李宣毅，台中某強盜致死案被害人家屬
一個被害人家屬，為何支持廢除死刑？4月23日「死刑釋憲」（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於憲法法庭展開言詞辯論、37名死刑犯全聲請釋憲、代理人（律師）高達16位，但其中最特殊者，或許是律師團隊經討論後推派一名「被害人家屬」作為所有聲請人代表，28年前失去至親的律師李宣毅。
據了解，李宣毅於高一升高二的暑假，阿嬤（母親的媽媽）因遭搶匪攻擊、推倒在地撞傷腦部、顱內出血、送醫後死亡，在死刑釋憲言詞辯論時，李宣毅坦言自己當年一心想殺了凶手，但警方調查能量有限，28年來他連真相都未能得知、連凶手是「誰」都不知道。
37名死刑犯全聲請釋憲、代理人律師高達16位，包括28年前失去至親的律師李宣毅（右下，取自司法院YouTube影音）
一個被害人家屬走上廢除死刑之路，就李宣毅自述，當然並非因高貴的情懷、文青的論述，而是一個被害人家屬最迫切的心願──防止悲劇再發生。
「我漸漸意識到，我想追殺的並不是被告，而是那個『犯罪成因』…」
李宣毅於4月23日「死刑釋憲」言詞辯論開審陳述提及，1996年夏天他還在讀高中，卻沒想到突然接到噩耗，阿媽過世了：「把我養大的阿嬤被搶劫，一個人孤伶伶死在街頭，我還記得在醫院看到的、阿嬤冰冷僵硬的表情，是多麼驚恐……」李宣毅的母親雖然一開始看似平靜、不曾表露出任何情緒，但終於有一天，她大哭：「我沒有媽媽了！」
看著母親泣不成聲的模樣，李宣毅曾經想過要親手殺了那個犯罪者、為阿嬤復仇，卻沒想到最後連凶手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最疼愛他的阿嬤變成了報紙上小小一格的文字框，標題寫著〈打劫模範母親 推倒人致死－被害人林李娥 來台中做復健 途中出意外〉。
「我好羨慕其他人（被害人），至少他們還有人（加害人）可以咒罵……」
究竟是誰殺了阿嬤？李宣毅的阿嬤並非死於蓄意殺人、是被意外推倒在地死亡，不會符合《刑法》第271條的殺人罪，但相信任誰都會覺得他的阿嬤是被殺害了。而李宣毅自述，後來上了大學、為了阿嬤去讀法律系，他原本燃燒的仇恨之火，因為知識被解放。
例如，李宣毅開始可以揣測，那個犯罪者可能當時是去賭場拚一波、可能酒喝多了、也可能是各種意外，他更進一步想，是家庭、學校、部隊、職場、還是哪個環節，讓這些犯罪行為人就此與社會脫節、鑄下大錯？
「我們社會產生的、那個罪大惡極的人，原本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讓他免於被撒旦誘惑，而我漸漸意識到，我想追殺的並不是被告，而是那個『犯罪成因』……」－律師李宣毅，2024年4月23日「死刑釋獻」開審陳述
作為一個法律系畢業生、律師、為許多重刑案件辯護過的人，李宣毅於開審陳述提醒，唯有這個社會能緊密聯繫、不放棄身邊的每個人，才有可能去滅絕「犯罪成因」，否則從犯罪到國家戰爭等，皆永遠無法止歇。
李宣毅也強調，支持死刑廢除並不是歐洲才有的思想，而是所有凝視世間痛苦之人必然有的直覺反應，因為：
「死刑的存在，會降低國家步上艱困道路的決心（編按：應指防止犯罪與社會安全網），為了更美好、安全的社會，請直接面對問題，不要用死刑來逃避。」
被害人創傷歷程可能長達數十年 司法追究求重刑並非「唯一修復途徑」
儘管過往民調皆顯示台灣高達8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限縮於犯罪被害人方面可能更高，本日死刑釋憲言詞辯論，就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代表、律師陳淑貞的發言，也並非與李宣毅的想法毫無交集。
陳淑貞以鑑定機關身份發言時提及，就台南殺警案（2022年林信吾殺警案）被害人家屬心聲來說，家屬希望法律一定要正式被害人傷痛、也痛斥「廢死是沽名釣譽與政治操作」。
然而陳淑貞也提及，被害人家屬、及「隱形的被害人」即社會大眾，每每皆因社會重大命案而產生創傷，也因此催生許多血與淚的法律，例如1996年彭婉如命案催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又或1993年身為家暴受害人而殺夫的鄧如雯，雖鄧如雯是殺人罪被告，本案也看見司法溫暖、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就陳淑貞舉例狀況，也與李宣毅「防止悲劇再發生」的願望相符。
就大法官提問時間，曾表態支持廢除死刑的大法官詹森林，詢問自曝身為被害人家屬的律師李宣毅：「您用自身經驗說明不應追究加害人、而是犯罪成因，您個人有如此偉大胸懷，或許很多人都敬佩，但您能期待所有被害人家屬都如此嗎？如果是，理由如何？」
李宣毅答，這是其作為聲請方與個人生命經驗提出的立場（廢死）、與道德無關，也再次提醒，國家應更留心被害人處境：
「我們群體該如何看待『被害』這事？多數被害人碰到較稀少的重大犯罪都是第一次經歷、有極少數人經歷了兩次以上，但國家面對重大犯罪是有經驗的，國家經歷那麼多重大犯罪，我們學習到什麼？國家刑罰當然要傾聽被害人意見沒錯，但我們還是要想，國家該用什麼刑罰，讓社會被更好地對待？」
李宣毅坦言，自己並非「典型被害人」、可能被視為被害人之中的「叛徒」，但他仍強調，儘管當今司法進步到有訴訟代理人（即被害人的律師）、被害人的訴訟參與制度，這些思考其實都非常單一，預先假設被害人的需求就是司法訴訟。
李宣毅坦言，自己並非「典型被害人」、可能被視為被害人之中的「叛徒」（取自司法院YouTube影音）
「被害人突然被被告決定他的人生，這狀況就不是刑事訴訟制度能處理的，而是：他的人生該如何繼續發展下去？人生創傷這事國家沒有做，還以為判被告死刑就能處理掉……呃，有件事我要講，如果今天刑事訴訟過程有人問『我幫你把壞人殺掉好嗎』，被害家屬通常不會認為，我們愛的家人的生命、跟被告的生命可以相比……」
對於這些問題，資深死刑辯護律師李念祖，也於開審陳述很直接地說：「請（國家）不要將死刑冒充為被害人的『賠償』。」
現存37名台灣死刑犯皆無緣接觸「修復式司法」 如何不要再有下個「犯罪被害人」？
提問被害人議題的大法官也包括黃瑞明，黃瑞明對律師劉繼蔚、李宣毅提問：「就兩位具名之辯論意旨狀，提及對被害人家屬最重要的不是死刑、死刑無法回應被害人真實需要，兩位也認為重要的是事情是從政策與社會層面進行犯罪預防、修復式司法，而兩位共同代理20位聲請人（指37名死刑犯中的20位），你的當事人曾經為修復式司法做到哪些努力？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及，超過9成被害人反對廢除死刑，對此如何回應？」
李宣毅回答，當殺人事件發生，從偵查、審判到定讞等程序結束，過往大概要花3至5年定讞，「但這對被害人來說是非常短的時間──被害人失去至親，可能到定讞時還沒有機會『走出來』……」
李宣毅提及，就現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來說，往往要等定讞以後才有機會操作（編按：包括審判程序中被害人家屬可能很難接受、認為被告只是想求和解減刑），是否現今程序不足以支持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這件事也不該強制，應在適當頻率與安排下，讓被害人可以自行選擇。
除了處罰之外，國家也應協助釐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嚴重的暴力行為」，修復也不應單純由刑事審理的檢察官、法官來單獨負擔，應將時間拉長、行政機關也一起協助，讓被害人與加害人雙方都能參與。
遺憾的是，李宣毅也提及：「我們聲請人（指37名死刑犯）大多在10年前就定讞，而修復式司法近年才推動，無法讓被害人家屬談到這些（修復）……」
律師劉繼蔚則答，2016年發生之內湖隨機殺害女童案（小燈泡案），被害人母親王婉諭亦是其律師事務所「當事人」之一，而王婉諭經歷的「修復」過程也並非法務部「以賠償為重心」的修復式司法，而王婉諭一直都很努力試圖了解：犯罪行為人為何會「掉到」這地方？該如何預防犯罪風險？如何不要再有下個「犯罪被害人」、讓國家社會往更好的地方走去？
如何不要再有下個「犯罪被害人」、讓國家社會往更好的地方走去？（資料照，柯承惠攝）
沒能「修復」的死刑犯之一是楊書帆，2004年涉犯強盜殺人罪。據楊書帆定讞判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691號），楊因不滿前女友提分手而埋伏在女友工作的醫院美食街、殘忍殺害之，後來成了律師劉繼蔚接觸的「當事人」（死刑犯）之一。
儘管2023年1月7日《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原「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通過、被害人權益看似有加強，但誠如李宣毅所言、每個被害人的需求與想法都不同──無論本次釋憲結論如何、大法官最後到底會不會判決死刑違憲，被害人家屬權益確實仍是一大課題，而無論被害人家屬站在死刑或廢除死刑任一立場，其共同心願應如同李宣毅所言，盼這社會更安全、悲劇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