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者生涯得益於一些充滿勇氣和善意的陌生人的教益，遠遠大於書本上的仁義道德。
我記得是在二○一七年的春節跟遠在河南的劉南香女士第一次通話，那會兒我在倫敦。可能她意識到將不久於人世，所以才有那麼強烈的表達欲。我最初有些不以為然，至今仍為辜負了陌生人的信任而深感內疚。我從未見過劉女士。我們始終只是在微信上交談。我還記得她的聲音。
聲音也能塑造一個人，賦予其意義，軀體灰飛煙滅之後，仍然在虛無的人生旅程中刻下痕跡。
她只是一名陌生的過路人，而她又是那類有勇氣的過路人，在生命的暮年起身去尋找真相、尋找家，尋找一個時光盒子去保留那些微不足道的聲音。就像無數擦肩而過的過路人一樣，他們賦予你靈感和觀念，然後轉身離去，消失在時間長河。
那是典型的倫敦式的淒風苦雨的一個早上，冬季流感正折磨得我痛不欲生。一年前，我們一家三口告別中國遷到英國生活。我仍然不適應倫敦的陰鬱多雨，甚至開始懷念起北京雖然霧霾嚴重、但還算得上四季有別的氣候了。
聽到劉南香開門見山，央我幫她「尋親」，我一時反應不及。我不曉得劉女士如何搞到了我的微信號——自從有了微信這玩意兒，我好像從未離開過中國似的。我在中國曾經做了二十年的記者，服務過數家報社，每離開一家報社，總會有讀者記得我，打聽到我的電話，冷不丁打來，或者爆料、或者只是敘舊，過後就消失了，因此我並不介意。比起我所服務的報社，這些陌生人顯然更關心我，更有人情味兒。
可是英國的網速太卡了——那段時間，英國政客就是否允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介入5G建設一直爭論不休。在時斷時續的交流中，我勉強聽清楚，劉南香，一九五三年生，出生後不久被遺棄於上海，送進孤兒院，又被領養到鄭州，二十多歲的時候，養父母先後過世，此後開始尋親，三十多年過去了，沒有任何結果。
讓一個身在英國的前記者幫她尋親？這可能嗎？我的記者生涯遇到過很多類似的傾訴，有的憤怒，有的哀傷，然而多數並無法實施有效的幫助——呈現在報紙上的新聞總是有選擇性的。劉南香式的故事，我都聽過和見過太多了，不足為人道。
對於個人來講，不解身世無疑是一輩子的陰影，然而在茫茫人世間，這樣的不幸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以苛刻的眼光審視我們身處的世界，悲劇總是一樁接著一樁，充滿了遺憾，以至於作為觀者多少有些麻木不仁了。
劉南香可能察覺到了我的反應不太積極，給我講起一段困擾她許久的往事：
「一九九一年，我出差乘坐南京到漢口的客輪，在甲板上吹風的時候，遇到一對兄妹衝我指指點點。妹妹似乎指著我對哥哥說，這人好像我們家的某某人！那個哥哥看著我回應說，要是不死也應該四十多歲了。那年我四十三歲。不久，客輪靠岸，兄妹倆下船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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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南香知道自己是被遺棄在上海的，但並不一定就是出生在上海，也有可能來自上海周邊。客輪上遇到的這一幕令劉南香陷入了長久的迷思。兄妹倆說的會不會就是早年遺棄的自己呢？多年來，劉南香的尋親足跡覆蓋了浙江、江蘇、安徽、上海。她從來不放過一條可能的線索，但是這麼重要的線索卻不小心擦肩而過了，為此她充滿了懊悔，「當時如果走上前去確認一下就好了！」
劉南香後來檢查出先天性心臟病，懷疑父母因為這個病才拋棄了她。時間一年年過去，兩兄妹的對話一直在眼前晃動。她又專門跑到南京港務局查詢，得知南京到漢口的航線已經停運，當時兄妹倆下船的港口，應該是安徽池州碼頭，於是又跑去池州尋找，依然無果。
「沒有親生父母的生命是一種缺失，」劉南香訴說道，「大家都沉醉在過年的喜悅中，而我這個漂泊在外幾十年的遊子卻怎麼都無法高興起來。越是過年的日子，越是思念親人。」
後來我才明白，劉南香的痛苦不是因為缺少愛，而是缺少歸屬。我們擁有原生家庭的歸屬感，所以並不能完全體會劉南香的痛苦。
劉南香的聲音柔弱、充滿悲情。儘管一次次的失望，她從沒有想過放棄。後來熟悉了，我發現劉女士總是對跟尋親有關的一切線索保持警覺，無論何時在手機或者微信上找她，她總是第一時間回覆，似乎永遠不休息似的——而當時在我看來，她過於偏執了。
我心不在焉地回覆劉南香，我人在英國，也許無法做更多的事情幫到她。電話那端傳來劉南香失望的嘆息，「你是一個善良的人。謝謝你能夠聽我的訴說。一句話，過年是孤兒最難過的時候。再次謝謝。這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我們全體上海孤兒的悲哀。」
我第一次留意到了「上海孤兒」這個稱呼。上海於我也有著一點淵源：我媽媽就來自上海。按照劉南香的說法，他們人數眾多，都在二十世紀五○年代共和國的三年困難時期，被父母遺棄在大上海，後來又被送往北方的一些省市抱養，如今分布在中國各地。
幾天後，劉南香又介紹我認識了另一位遭遇相似的蔡秀琴女士。蔡秀琴生於一九五六年，一歲的時候，由養母從江南一帶抱養去了青島。「我們這批人至少有五萬，也許超過十萬，都是被親生父母遺棄在上海的。」蔡秀琴講話慢條斯理，言語裡流露出怨氣，「我們尋親數十年，沒人關注我們，社會視而不見。如果能查到詳細的身世記錄的話，也不用這麼辛苦去尋親了。」
跟劉南香一樣，她也沒有關於身世的完整資訊，養父母過世後帶走了所有秘密，不得不面對生命中一段長久的真空，此後半生都在為彌補這個真空而奔波。很多人在漫長的尋親中不斷碰壁，消磨了信心，沉默退縮了；劉南香和蔡秀琴仍不認命，但凡有一絲線索也不放過。
蔡秀琴隨後介紹我進入一個網上的尋親者論壇。眼前所見，字字血淚，猶如被時光機遺忘的世界，布滿蛛網和哀傷，跟欣欣向榮的身邊景象形成了極大反差。我在論壇上瀏覽一個個尋親故事，目光停留在一名河南尋親者存留的家信上：
「今因家中困難無法再去支持女兒生活，只好拋離她，因自己身體不好無勞動求業希望，希望幫人家理家務又無去路，這樣一周歲零三個月的小囡送給你們育院中，骨肉分離最為悲慘，提筆眼淚汪汪，這樣撫養一個小囡都沒辦法，我青年的婦女真可慚，到目前無法，只好拋離，自己無立身之地，存身之處，在新社會還有像我這樣痛苦，希望育兒院收留我的女兒，培養將來建設者，我也放她一條小性命，她亦逃出，苦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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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用秀氣的繁體字書寫，個別措辭不太通順，似乎寫得匆忙，落款是一九五七年。留下這封信後，媽媽遺棄了親生女兒，永遠消失了。信的字裡行間，都在為一個母親的無情去辯護。
有一瞬間這封信觸動了我。我在有了女兒，升格成為父親之後，終於意識到年輕時苦苦爭取的「自由的個體」多麼可笑。愛是一座沒有圍牆的監獄。我自以為高明地去尋找不受羈絆的自由，不斷地掙脫開一個個牢籠，頭破血流，卻又為自己建造了一個新的牢籠，並且心甘情願。
透過那封信，我看到了一個柔弱的母親，做出痛苦的決定前輾轉反側。最終，她無力抵抗驟臨的風暴，放棄抵抗。那是一種壓迫性的力量，摧毀了為人母的驕傲、摧毀了原本堅固的一切——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對這種壓迫性的力量並不陌生。
按照蔡秀琴的描述，這些五○年代被遺棄在上海的孩子，由國家統一安排，後來陸續被抱養到了新的家鄉：河南、山東、內蒙古、遼寧、山西，分配給祖國各地的工人家庭領養。蔡秀琴說：「我們都有一顆感恩的心，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養育了我們。我們是國家的孩子。」
言及「國家的孩子」的時候，她的語氣甚至帶有了一絲幸福的味道，慣有的悲憤也消失了。「國家的孩子」——我咀嚼著這個富有人文關懷意境的稱呼，很有溫度，似乎也模糊了問題的實質。是否存在過一場以國家名義進行的集體救助行為？他們的命運和上海是如何交集的？假設國家系統曾經介入，應該保留著大量關於棄兒源頭的記錄，不至於像現在這般毫無頭緒才對。
劉南香和蔡秀琴被遺棄的時間分別是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我忽然想到，我媽媽從上海來到山東是在一九五五年，當年她十一歲。我父親則是在一九五九年獨自從青島來到省會濟南找工作，當年十三歲。我的母親和父親，相隔四年幾乎是前後腳來到了濟南，此後就扎根異鄉。那些「上海孤兒」們幾乎是在相近的時間段，遺棄於上海，再流向各地。我猜想，父輩們的漂泊和這些棄兒們的漂泊，也許都有一段相似的歷史背景吧？
當我試圖探尋父輩們人生早期的遷徙故事，卻發現自己和劉南香、蔡秀琴一樣，面對一個巨大的空白——我媽媽對這段歷史不清不楚。外公與外婆故去多年，她跟上海的遠親已不再走動。剛來山東的時候，山東同學完全聽不懂她的上海話，經過歲月洗禮，當年的上海小囡已經成了滿口地道濟南話的山東老太太。我和父親曾經長時間對抗，直到他二○○二年去世，我倆都沒有進行過很好的交流。那些當年從上海漂到山東，從青島漂到濟南的所有細節，就此無聲無息斷了線。
細究下去，大部分中國人的故事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被巨大的時代車輪碾壓得一乾二淨、隨風飄散。在今天追憶那些悲傷往事本身就不合時宜，我甚至對中國曾經發生的故事產生了疑惑：那一切都是幻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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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猛，自由記者，非虛構作家。曾在《財經》雜誌、《南都週刊》、《彭博商業週刊》擔任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