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舉制度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624—705AD)，除了自己當皇帝，她嫁過兩位皇帝又生了兩位皇帝，有關她的傳奇軼事，千百年來常是民眾茶餘飯後的談資。武則天與夫婿唐高宗合葬於乾陵，因為大陸官方明令不得開挖、人們不知道她帶走了什麼寶物，可我在上海博物館發現一尊「武周時期」的思惟菩薩像，線條優美、四肢修長、作沉思狀，讓我驚喜不已。佛教在唐代的發展於武則天時達到頂峰，佛教慈悲為懷但武則天心狠手辣，我感覺非常矛盾，也許她本就是個在矛盾和衝突中鋪陳野心的女子，緊抓住愛情是她的起步，這當中堅毅、膽識和謀略，缺一不可！

現代人因長時間使用手機、電腦，近視比例節節攀升，不過早在古代，近視問題就已經存在，只是成因略有不同。當時生活條件艱困，照明不足，加上科舉制度盛行，讀書成為寒門子弟翻身的唯一機會，許多人長時間挑燈夜讀，不知不覺損傷視力，著名詩人白居易和文學家蘇軾，都是歷史上記載的「近視族」。

科舉制度是中國自隋唐以來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歷經千年演變，清朝末年，清廷於1905年下詔正式廢除科舉，科舉制度走入歷史尾聲，那這些清朝最後的狀元，後來又去哪了？

英國的中國科技歷史學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提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此問題被通稱為「李約瑟之謎」或「李約瑟難題」。北京大學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對此提出新解釋，他認為由於中國科舉制度使然，導致科學革命無法產生。（相關報導：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林毅夫提出新解釋：關鍵在「這個制度」）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提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此問題被通稱為「李約瑟之謎」或「李約瑟難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對此提出新解釋，他認為由於科舉制度使然，導致科學革命無法產生。

對於境內族群，蒙古陸續施行了一些管理措施，整合來看就是蒙元的族群統治政策。一般的說法認為蒙元朝廷將人民分成四種，即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其中蒙古人的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漢人再次，南人地位最低。由於人分四種而有等級，今日多以「四等人制」稱呼蒙元的族群政策。經過了長期的討論，學界對於這些說法有些補充與修正，在加入更多角度的觀察後，也對蒙元的統治策略提出了更多的解釋。

根據學者統計，宋代《夷堅志》有關於旅行的故事非常多元，從白天到黑夜的故事都存在，對《倩女幽魂》電影故事情節熟悉的人，絕對不會忘記書生夜半撞鬼時，都有美女精魅出現。

2024開年，最值得關注的政治風向標是：尊毛抑鄧，洗腦加洗嘴，首先大張旗鼓地抬出毛澤東的殭屍企圖為中共繼續執政尋求合法性，其次是全面抹殺改革記憶，竟連過去黨刊上也大力倡導的「實事求是」四字現在都成禁忌語彙，淡化鄧小平以及改革年代，從而為過去十年習治下的惡政、庸政、懶政的諸多失敗實施封口。

文言文教育問題，有一個要點，不少人有擦到邊，但沒有準確談到，那就是：古代的教育，古代的這些文章，主要目的是培養「治人者」；現代的國民教育，主要目的卻是要培養「治於人者」。

是說有個歷史故事是有個大頭要攏絡一個英雄，於是讓他夜夜笙歌，時時恩賞，這故事說有一次大頭找個女人去服侍英雄，英雄忍不住稱讚女人的「玉手」，於是大頭把女人的手剁下送給他，根據說故事的人表示，英雄收到後居然感動的決心為大頭效力。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是初唐大詩人王勃，於送別好友杜少府到蜀川任官時，為其題下的句子。千餘年後，它被一行娟秀的字跡筆記在一張明信片上，透過武漢大學孫學姐的手，印刻在我的心中。

「科舉」是古代大多數讀書人進入仕途的唯一途徑，而科舉考試中的狀元，更是萬眾仰慕的人上人。在民間傳說和戲劇中時常把駙馬和狀元這兩個詞聯繫起來，然後就會飛黃騰達，令人十分稱羨。不過，歷代科舉考試所選出的狀元裡面，卻很少有人成為駙馬，背後原因很現實。

中國國家統計局本周公佈，4月該國24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首度突破20.4%，幾乎是全國失業率的四倍。今年夏季就業壓力將更嚴峻，預計有破紀錄的1158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湧入勞動市場。儘管出口數據反彈，3月份出口大漲14.8%，4月份8.5％成長，但失業率激增凸顯勞動市場容納新血有多吃力，失業率上升也加劇年輕人對自己的職業和社會經濟地位的沮喪和焦慮。

維權人士郭飛雄（本名楊茂東）在廣州因煽動顛覆國家罪名被判處八年監禁。他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本文為其法庭陳詞，授權轉載。

中國古代帝王常透過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員，使皇帝更加清楚有哪些優秀人才，不過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卻有一位堪稱「史上最悽慘狀元」，只因寫了一個字，被朱元璋下令斬首示眾，背後原因令人無法置信。

《新唐書．卷一八二．鄭肅傳》：「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

煌言自此重理舊業，折節讀書，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二十三歲時，以「八十二名寧波府鄞縣學增廣生」的資格，前往省城應考崇禎壬午一科的浙江鄉試。這一科鄉薦的經義題目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用其中於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子以容民畜眾」，「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天地之大德曰生」等。

近來一連串的論文之亂不僅重創政治人物形象，更讓臺灣學術桂冠羞。雖說「學而優則仕」是千年科舉文化的遺傳病，「賣官鬻爵」始於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繳納粟米千石，就能得到一級爵位，東漢晚年官職買賣之風更盛，可謂吏治腐敗的象徵。

從過去的聯考、學測到如今的會考，教育不斷以考試篩將人分類，甚至出了社會後，學歷仍然是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不論是國內外的求職，文憑都是重要的指標，而台灣選舉時，更將學歷放入選舉公報中，說不重視學歷是騙人的。

（撰文｜成昀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