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化運動  

2023年4月我帶了一團十位高中人權教師、十名選拔自全台各高中的學生、兩位國立高中校長、三位學者，還有國立台南女中音樂班自費參加的五位師生，一共三十一人到濟州島見學，也參加了濟州四三事件七十五周年的追悼儀式。台灣人權師生團是最大的團體，也是唯一的外國團體，深受感動的濟州道道知事吳怜勳特別走到台灣團席位前向我們致謝。

數日前，聯合報刊登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賴彥丞的〈綠漠視校園自治黑手滲進學生會〉社論，引起學生自治、公民參與等不同領域夥伴關切與關注，尤指學生會儼然成為「民主進步黨」的現下組織而缺乏其「獨立性」，引起議論。很遺憾地，原作並沒有在其文內訴說任何的證據，也沒有指出哪些團體親綠，難以揣測意圖，更誤用「教育中立」原則劍指民主進步黨的手伸入校園，若仔細觀察時在可以發現各政黨其時都在校園間角力，但實務上各陣營的青年團在像是反勞基法修惡、婚姻平權等進步議題皆有共識。

晚上七時左右，無數車輛毫無預警，車頭燈全開，按著喇叭，從柳洞方向駛向道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輛「大韓物流」的十二噸重大卡車，跟在後面的是十一輛高速巴士與長途巴士，再接下來是兩百多輛計程車，擠滿了錦南路。二十幾名青年站在打頭陣那輛大卡車的車上，揮舞著國旗。巴士上也載著手持國旗的青年，甚至還有幾名持著木棒的年輕女子。整個車隊就像巨大的地震海嘯一樣襲來。已經在錦南路上與軍警激烈衝突整個下午、疲累不堪的示威者，見到這些車輛無不歡欣鼓舞，士氣大振。

五月十八日是個晴朗的春日，清晨的涼意很快化為朝陽的和暖。但光州市內的氣氛卻很冷清，大街小巷寂靜無聲，一片肅殺之氣。臨時從全羅南道內其他市、郡等地區派出所或分署調來的便衣警察，成群結隊守在各關鍵要地。人們只能面帶憂愁躲在後街暗巷，低聲交換著訊息。前天晚上照亮了這座城市的火炬示威還歷歷在目，但如今火光似乎一下子就熄滅了。市民們開始三三兩兩聚在錦南路一帶的繁華街道與市內各處，相互交流傳聞，就連路過的民眾也會駐足旁聽。雖然偶而能看到市民與警察發生口角，但大體上一切正常。

號稱「光州屠夫」的全斗煥，他在總統任內主導了「漢江綜合開發計劃」，這項龐大的工程不僅重塑了漢江的樣貌，也讓首爾擁有了今日令人流連忘返的漢江公園，成為市民休憩的重要空間。除此之外，他還果敢地廢除了持續37年的宵禁，點燃夜生活的活力；他讓彩色電視普及化，讓色彩豐富了每個家庭的日常；他還解除了對電影產業的限制，為長期受壓抑的大眾文化，帶來了發展的曙光。他任內竭力促進韓國國內的體育發展，舉辦了韓國首次的亞運，並成功爭取到1988年的奧運主辦權。臺灣人之前喊著「好想贏韓國」的職業棒球，也是在他任內開始推動的政績。即便任期之初面臨到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但他依然讓韓國保持高經濟成長率，並推動電子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為韓國日後成為IT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石。然而，在歷史的洪流中，有些事件猶如深埋於心靈之底的烈焰，無論歲月如何流逝，永遠燙人。

當光州市裡塵埃終於落定，1980年5月光州抗爭的倖存者們內心懷抱著一種負債感，認為他們必須在國家歷史與民族面前，把這段抗爭的真相忠實地記錄下來。

南韓總統尹錫悅今（15日）早遭公調處執行拘提，目前正在公調處總部接受訊問，他的臉書官方帳號稍早公開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親筆信，強調「戒嚴不是犯罪」，並解釋其作為總統為克服國家危機而行使戒嚴權力的正當性。

今年是「民歌50年」，源於老友楊弦在1975年首辦現代民歌演唱會，在臺灣掀起一時波濤壯闊的「民歌運動」，其中「第一代民歌手」，就是1977年第一套（2張）民歌唱片《我們的歌：第一、二輯》中的8位：我倆和另外6位朋友：朱介英、吳楚楚、楊祖珺、韓正皓、胡德夫、陳屏。正好7男1女，戲稱八仙過海。

南韓尹錫悅的戒嚴鬧劇，讓許多人想起了發生於1980年的光州事件。在台灣的討論語境中，2017年上映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自然成為了絕佳的論述文本。或許出於劇情所需，劇本把光州事件的複雜性簡單化，以符合當代主流意識形態「民主」對抗「獨裁」的二元對立思維。不過，光州事件之所以值得紀念，不只是人民不畏暴力鎮壓、爭取民主的勇氣，還包括威權統治者利用民族分裂的悲劇走向獨裁，以及美國袖手旁觀乃至於默許的角色，都是後人需要再三警惕的史實。

南韓總統尹錫悅於昨（3）日晚間晚間10時25分（台灣時間晚上9時25分）突宣布「戒嚴令」，短短2小時許就由國會宣布戒嚴令無效，在歷經6小時後，12月4日尹錫悅終於現身宣布解除戒嚴令，這一連串的緊急戒嚴，被稱為「最短命的戒嚴」、「鬧劇」，也令網友回想起「518光州民主化運動」，更稱差點將重現「首爾之春」。

南韓現任總統尹錫悅（YoonSukYeol）3日晚間臨時宣告戒嚴，不只讓國內民眾與國會震驚，更使得海外各國也無法理解其真實目的。所幸在國會深夜緊急加開會議下，以190比0無異議批准下，讓這場鬧劇在數小時後自行瓦解，但面對突如而來的宣佈戒嚴，卻使得眾多來自光州（Gwangju）或曾經歷過去軍事壓迫黑色歲月的人們，再次勾起那段不好的回憶。

1979年10月26日，南韓獨裁強人、時任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南韓政局陷入混亂並實施戒嚴。同年12月，保安司令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獨攬軍政大權，民間要求解嚴、恢復民主制的聲浪越演越烈。隔年5月，隨著示威強度持續升溫，全斗煥當月17日宣布全國擴大戒嚴，禁止所有政治活動、勒令大學關閉、拘捕金大中等反對派領袖。

南韓檢方正在調查前總統文在寅女婿徐某在泰國易斯達航空獲得「優先聘用」的案件，並將調查目標鎖定文在寅夫婦。檢方於上月30日對文在寅的女兒文多惠在首爾的住所及濟州的別墅進行了搜查，並在搜查令中將文在寅列為受賄嫌疑人。有觀察指出，文在寅將成為檢方接下來重點調查的對象。

獨裁者統治這個開發中國家已經超過15年，反對黨與獨立媒體遭到壓制，反對派政治人物與異議人士鋃鐺入獄，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但不公平現象、貪腐問題日益嚴重。今年6月初，一項人事政策終於全面引爆民怨，大學生發起公民反抗運動，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獨裁者痛斥示威者背叛國家，出動安全部隊血腥鎮壓，造成400多人死亡、2萬多人受傷、1萬2000人遭到逮捕。然而中國古代哲人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警告再次應驗：兩個月之後，獨裁者眾叛親離，政權崩潰，倉皇去國，從此淪為一個滿腹怨恨的流亡者。

2024年的夏天是一段令人感觸的日子-- 五年前，無數香港人為捍衛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挺身而出，從百萬人大遊行到後來的街頭抗爭，每一處都是香港人為自由流下血淚的痕跡。五年過去了，香港終究沒有朝著我們所期待的那個樣子變化，反而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冷酷、越來越不像那個曾經令人自豪的「東方之珠」。歷史彷彿向所有曾經站出來的香港人開了個大玩笑。

民進黨秘書長林右昌今天表示，黨不是選舉機器，是實踐執政價值的發動機，執政團隊與社會聯結的大平台，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只是手段，實踐價值與理想才是目的，將安排一系列基層行腳行程，擴大民進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習近平就任後，政府對異見人士、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壓制日益增加，坊間就此已有諸多討論。對於這一點，我不會提出質疑：自二○一二年以來，諸多國家安全相關的決策、法律和政令都試圖更高效地阻斷任何挑戰中共權威的活動，試圖在搖籃中扼殺任何對他們的挑戰。這些舉措包括：二○一三年在習的指示下，通過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隨之而來的關於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和非政府組織的法律、二○一五年七月大規模地對超過二百名人權律師的逮捕，大部分這些人權律師在稍後被釋放，但仍處於嚴密的監視下。時至今日，黨有能力運用各式各樣的科技方法（像是社群媒體、臉部辨識等），動員大批線民（根據裴敏欣的說法，約有一千六百萬人之譜），確保對民眾的監控。

引言：七七盧溝橋抗戰是整個對日抗戰的起點，當時守衛盧溝橋及宛平城的是國軍第二十九軍。抗戰爆發後，第二十九軍及後續沿革部隊轉戰大江南北，陣亡者眾。北京官方對七七抗戰的描繪和定義，讓抗戰成為了「去中華民國化」時空下的民眾戰爭；也成為強化北京抗戰合法性論述的手段。七七的論爭自然不會輕易停止，但七七的光榮永遠屬於源自人民的全體國軍。未來歲月及後人在審視這段歷史時，如何厘清和看待七七的歷史細節、影響與意義，將考驗著人性、良知與道德。

媒介改革或媒介社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相比於近八十年歐美的媒介改革活動，至少有三項特徵。第一，出場的時間比較慢。第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媒介改革與政治選舉關係密切。第三，歐美已爭議超過半世紀的媒介產權問題，直到1990年代才成為媒介改革運動的目標。

細數民國七十六年至今，中華民國的民主化歷程，已然年過而立。雖說立法院呈現朝小野大的分立政府，彰顯民意對於前朝執政的不滿，但整體來說對於中華民國的路線與台灣的認同價值已逐漸趨於一個新共識的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