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七七盧溝橋國軍紀念碑之滄桑風雨

引言：七七盧溝橋抗戰是整個對日抗戰的起點，當時守衛盧溝橋及宛平城的是國軍第二十九軍。抗戰爆發後，第二十九軍及後續沿革部隊轉戰大江南北，陣亡者眾。北京官方對七七抗戰的描繪和定義，讓抗戰成為了「去中華民國化」時空下的民眾戰爭；也成為強化北京抗戰合法性論述的手段。七七的論爭自然不會輕易停止，但七七的光榮永遠屬於源自人民的全體國軍。未來歲月及後人在審視這段歷史時，如何厘清和看待七七的歷史細節、影響與意義，將考驗著人性、良知與道德。

碑不存 紅色年代「超英趕美」

七七盧溝橋抗戰後，國軍第二十九軍經歷了改編。其中一個部隊就是國軍第一七九師。1937年9月，參加過七七抗戰的原國軍第二十九軍獨立第二十五旅、獨立第二十八旅及特務旅一部編為國軍第一七九師，與第三十七師、第一三二師隸屬第七十七軍。隨即參加津浦路北段作戰，1937年10月參加平漢路北段作戰，1938年1月參加豫東豫北作戰，1938年5月參加徐州會戰，6月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5月參加隨棗會戰，1940年5月參加棗宜會戰，1941年1月參加豫南會戰，1941年9月參加第二次長沙會戰，1943年5月參加鄂西會戰，1943年11月參加常德會戰，1945年3月參加豫西鄂北會戰。

國軍第一七九師於1941年在湖北南漳，將該部於湖北當陽、遠安一帶作戰陣亡將士殮葬，建立陣亡將士公墓，名為「義園」。公墓紀念碑碑記全文如下： （相關報導： 風評：傅崐萁不是民進黨的金鐘罩 ｜ 更多文章 ）

天地正氣，常顯于國家垂危之際；精忠勁節，每見于異族入侵之時。若趙宋之文李、朱明之史閻，彪炳丹青，皆以存華夏、攘戎狄為職志，雖捐軀就義，死而不悔。其忠貞英風，固以震天地、泣鬼神，與日月爭光矣。晚近頹風日熾，倭虜欲焰方萌，初思蠶食我邊疆，繼圖侵吞我全國，進而妄冀北逐蘇聯、南驅英美，期求造成獨霸東亞之迷夢。故謀弄七七事變，強佔我土地，擄掠我人民，焚毀我財物。國難方殷，外患正亟，誠所謂國家民族危急之秋也。幸而炎黃子孫正氣未泯，忠節猶存，愛國志士聞風興起，同謀膺懲惡魔，而集中一切力量，發動億萬民眾，以為持久抵抗。我中華民族領袖蔣公領導全力以赴，抗日四年，人力物力愈戰愈強，敵則經濟崩潰，政潮屢起，進退失據，陷於泥足不拔之地籲！我堂堂華國不淪亡于異族者，惟我殉難烈士沛乎滄溟之正氣是賴，焉可不表揚之以勸後世哉？去夏日寇溯江窺伺沙襄時，我師方由河東奮戰歸來，喘息未定，即拜令迎擊在襄城渡河西竄之敵。冒溽暑，登層峰，因時設陣，隨地殲敵，數月之間，虜獲甚多，殲除無計。入秋在鄧縣稍事整頓，十月稍復奉調遠安，繼續抗戰。于十月三日，我五三七團道經肖家堰時，忽有敵機襲擊，投彈數十枚，官兵犧牲百餘員名，抵遠後，自十一月下旬至今二月初間，敵萱島兵團一部混合步、騎、砲兵，先後四次向我當、遠一帶猛撲，我官兵均能堅強抵抗，浴血奮戰，敵死傷慘重，屍體橫陳。于十三日竄擾茅坪場時，更英勇擊斃敵酋橫山少將一名，爭奪之烈，世所僅見，繼而又與敵搏鬥數次，官兵亦有壯烈犧牲。謹將遺骸備棺盛祭安葬于肖堰義園，並建祠設奠，以崇紀念。嗚呼壯哉！烈士浩氣磅礴，凜冽萬代，地賴以立，天賴以尊，民族有所托，正氣為之伸，扶綱常于倭虜侵華之時，振風化于國祚傾亡之際。自雖玉隕，至今英氣猶存，成仁取義，足為後世法。余與患難相共，袍澤情深，慮其精忠勁節淹沒無聞，而潛德弗彰也，特著文略述其勳，並將芳名刊諸瑉石，俾浩氣常存于天地，英風永垂于千古，是則區區之意也。   

陸軍第一百七十九師師長何基灃率全體官兵鞠躬敬立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監修員 蘇萬里  王廷玉  工匠楊永連刊石

因為第一七九師紀念碑上刻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的文字，表示對陣亡將士的追悼和思念，因此抗日戰爭勝利後，肖堰鎮曾一度改為幸山鎮，以此作為後人不忘國軍抗戰歷史的見證。但荒唐的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及超英趕美高潮中，畝產萬斤的文宣讓人利令智昏。在極左專政的年代，這裡更名為「火箭人民公社」，用意是以火箭般的速度超過英國、趕上美國、邁入共產主義社會。這只能以啼笑皆非形容，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又恢復為肖堰之名。

該部師長何基灃被中共成功策反，成為中共黨員。但即便如此，也未能保住這座國軍公墓和紀念碑。非常悲傷與可惜，這座記錄了七七抗戰和後來諸多戰史的重要公墓，這座七七抗戰的國軍第二十九軍的歷史功勳明證，後來消失了，在1949年後的政治風雲中，「義園」被摧毀而蕩然無存。

七七國軍名將之墓 曾毀於另一個「七七」

曾經遭遇過浩劫的，不僅有第一七九師公墓，還有第二十九軍老長官宋哲元的個人墓。宋哲元在七七抗戰時主政華北，曾寫下「甯為戰死鬼、不當亡國奴」的名言。他的墓地也經歷了風雨考驗。宋哲元於抗戰時期過世，葬於四川綿陽。原墓的「故上將宋哲元墓道」幾個醒目大字鐫刻於墓道石坊楣。沿石徑須臾，跨小橋，越谿澗，不數步，狀若穹隆的石亭矗立眼前，亭有八柱，支撐 穹隆 ，亭楣鐫「八德亭」。亭柱之端，穹隆內緣，按四正四隅，勻稱地鐫刻著「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八字象。此乃宋哲元將軍治軍之訓條，亦為其平生所服膺。因以此命名。穹隆乃天之緣，豎八柱以擎天，寓意八德乃擎天之柱。建石亭以誌、俾八德永世無窮。亭中豎八德碣，碣文為宋將軍舊部屬、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撰并書。

如此巍峨雄偉的墓，在文革中被破壞。宋墓被毀，原因是附近要建立編號第77的軍醫院。在極左年代，一個第七七醫院，就摧毀了七七抗戰將領的墓，這種歷史是悲劇、巧合，值得深思。文革結束後，公墓被修復，也被地方當局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去中華民國化」：北京官方的七七定義與運用

七七盧溝橋抗戰是整個八年抗戰的起點，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標誌，其意義和影響極之巨大，不言而喻。對中共而言，七七抗戰是其從弱小走向強大、從在野走向執政、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合法化的歷史轉折點，更為其帶來了民族主義合法性的基礎。然而，七七抗戰的歷史事實是：駐守在盧溝橋與日軍交戰的，是中華民國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該團時任團長是吉星文，後來更在1958年金門八二三臺海戰役中，遭中共解放軍砲擊而陣亡。因此，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對七七抗戰的敘述和定性一直是沿著「去中華民國化」或者是淡化當時的中華民國官方的方式進行。  （相關報導： 風評：傅崐萁不是民進黨的金鐘罩 ｜ 更多文章 ）

首先是將七七抗戰的時空意義從「全面、全國抗戰」轉化為「全民族抗戰」。「全民族抗戰」這一表述，自2014年以來成為北京官方定性七七抗戰歷史意義的一個點狀時空術語：即七七盧溝橋事變是「全民族抗戰」的開端，標誌著全民族抗戰的爆發。但是在更早的2002年左右，北京則是將七七抗戰表述為「全面抗戰」或「全國抗戰」的起點。作者必須指出，「全民族抗戰」與「全國抗戰」在概念上有重大差異。「全民族抗戰」這一概念在北京官史體系中，是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兩個概念作為支撐的。這兩個概念均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專有話語，而非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國策或綱領。「全民族抗戰」的稱謂其實在七七抗戰次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就已經出現。而在後來數十年的歷史中，「全民族抗戰」是作為證明中共抗戰歷史中合法性的結論性總結而存在，而非點狀的時間概念。人民或民族，是戰爭中的關鍵甚至是基礎性要素。但戰爭的精神和物質動員、兵員的整備、組織，都牽涉到國家機器的運作。如今，「全民族抗戰」成為了中國大陸正式通行的一個點狀時間概念，則這樣的左翼革命語義，實質上弱化了戰爭中最為重要且常見的另外三個概念：國家、軍隊、統帥。因為國家、軍隊、統帥必定與國家政權、國體、政體、武裝力量體制高度結合。以「全民族抗戰」來定義八年抗戰，予人的印象是：抗戰這場關乎國脈民命的保衛戰，是一場沒有軍事統帥、沒有統一指揮與調度、沒有國家政權協助建設和動員、只有國共兩個黨在各自領軍的武裝，在對抗工業化的日本軍閥。在這樣的論述下，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消失了，國民革命軍不見了，軍事委員會、大本營、各個戰區的意義變得模糊了，作為戰時最高統帥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自然也就不是全國的抗戰領袖。作者認為，這樣的歷史詮釋，北京固然有其考量，但弱化抗戰時期的國家屬性、突出政黨特性，其實在共產革命史中並不罕見，例如關於抗戰時期的中共軍隊稱謂問題，就是一個著名事例。

中共在抗戰時期的華北正規軍武裝「八路軍」這一名稱，耳熟能詳，也是寫入中共軍史的正式和引以為傲的名稱。但實際上，這個由中華民國政府授予給中共紅軍的番號，從1937年7月起到當年9月初，僅存在兩個月左右，隨即就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照戰時序列，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但中共方面除對外正式場合之外，幾乎於非正式及內部場合，均以「八路軍」自稱，並極為抗拒「第十八集團軍」之名。這種現象到今日都是如此。在當時的中共方面及今日的北京看來，這是涉及到中共軍事武裝存在的合法性、軍隊指揮權與革命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番號問題的實質，就是是否承認「八路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是否認同蔣中正委員長為戰時「八路軍」統帥、是否承認「八路軍」為國軍的問題。集團軍，是戰時臨時作戰序列編制，一旦戰爭結束就會被取消，當時的中共中央就已經考量到國府未來可能要中共方面交槍的問題，故而對「第十八集團軍」這一稱謂採排斥立場。這與北京不斷強調「全民族抗戰」這一概念的背後歷史觀，是完全相同的脈絡。

其次，是以「中國軍隊」這一稱謂來替換掉「國軍」或「國民革命軍」。對國軍，中共官史和文宣單位會根據不同歷史時期，使用不同稱謂，每一種稱謂背後的價值觀、歷史觀都不同。在黃埔建軍、東征、北伐時期，直至1927年清黨運動前，中共官史對國軍多以「國民革命軍」稱呼國軍。因為國民革命軍是黃埔建軍、政治建軍、國民革命的產物。中共將國民革命稱為「大革命」，認為黃埔建軍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因此中共對「國民革命軍」這一稱謂多為接受，視之為正面概念。但國民政府清黨後，中共史觀認為是國民政府背叛國民革命，所以將剿共十年（1927年至1937年）中與中共紅軍作戰的國軍稱為「國民黨軍隊」。對1932年一二八淞滬、1933年長城、1936年綏遠諸役以及七七抗戰爆發後的國軍，在北京官史中，又出現一個概念——「中國軍隊」。這裡的「中國」，在中共的革命話語中，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民族、歷史、族群、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對於九一八事變後至1945年抗戰勝利這十四年中與日軍作戰的國軍，「國民黨軍隊」和「中國軍隊」是交替、並存使用的。具體言之，當涉及到的抗戰史並無中共武裝角色時，為了表達讚揚、但又要淡化國軍的中華民國或是國民政府色彩，北京官史文獻或是文宣，會以「中國軍隊」稱呼國軍，例如七七抗戰、長沙會戰、滇西抗戰等。但是，當抗戰史的敘述涉及到中共時，為了強調突出中共地位，則會使用「國民黨軍隊」一詞，以此讓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和國軍處於語義和歷史敘事上的對等平行地位。在中國大陸民間或部分學界人士中，為了正面突出國軍歷史，則是以「國民革命軍」使用之，以策穩妥。1949年中共建政後，「國民黨軍隊」一詞一直使用到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對於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北京方面則開始使用「臺軍」一詞至今。 （相關報導： 風評：傅崐萁不是民進黨的金鐘罩 ｜ 更多文章 ）

觀察中共的抗戰歷史敘述，不論是「國民黨軍隊」還是「中國軍隊」，都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甚至「盟軍中國戰區」的概念，被大大弱化。就作者長期對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口述和採訪來看，絕大多數國軍老兵根本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抗戰時期的中華民國雖然是國民黨訓政狀態，但統帥軍隊的是軍事委員會、戰區，而非國民黨任何一級黨務機構，國民黨員在軍中並不具有比軍事指揮官更高的權限。黨務機構和權限在地方政權和軍中，是被大幅弱化甚至祛除的。況且，抗戰時期的國軍雖然有政訓部門，但根本沒有黨務機構凌駕在軍事單位之上，這是國軍在抗戰時期的管理體制架構特質。眾多中國大陸國軍老兵在1949後，面對自己被扣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罪名而感到委屈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曾加入甚至聽說過國民黨，只是抱定救國救亡之心從軍，有的則是拉壯丁加入國軍。至於國軍轉進臺灣之後的黨務建置強化，則是另一個歷史脈絡了。

第三點，是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來描述八年抗戰。關於七七抗戰之後的這八年，北京官方在強調戰爭起點的七七時，使用的全稱是「全民族抗戰」；在敘述戰爭過程和戰爭勝利時，使用的全稱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有時為了連結國際，會增加數個字變成「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這與「對日抗戰」、「抗日戰爭」或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等稱謂，具有極大差異。「人民」（people）二字與「全民族」具有相似性，凸出了血緣及文化認同體的概念，弱化了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中的主導地位和角色。此外，「人民」二字也賦予了八年抗戰一種左翼民族革命與解放的情感色彩，從而將這場戰爭納入到共產革命的敘事範疇中，以呼應北京的「抗戰中流砥柱說」，更為1949年的中共建政進行民族主義合法性的鋪墊。共產國家或政權慣於使用「人民」一詞對自身的現狀、歷史存在進行價值情感定義。國號、武裝力量名稱、政權機構名稱，多會添加「人民」（people）一詞。但「人民」（people）的範圍有多大，則掌握在共產革命者手中。具體到抗戰中，在「人民」（people）話語之下，哪些國軍部隊屬於「國民黨愛國官兵」，哪些國軍部隊屬於「國民黨頑固派」或「頑軍」，是根據形勢需要決定的。

七七榮光屬於國軍

七七，是永遠難忘的一天。因為七七抗戰帶來了救亡圖存的熱潮，是中華民國國運的重大轉折。在七七之後，原本對立的國軍不同派系走向了團結，國府與中共之間也停止了內戰。由國軍第二十九軍締造的七七，確實是無與倫比的榮光，也是那場戰爭的起點。在那之後的八年中，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國軍，一直在傳承、發揚七七這一榮光。不論歷史如何演變，不論有形的國軍之碑命運如何，國軍的歷史在七七之後是一段五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光輝歷程，也是一段值得所有人銘記的克難史。參與對日抗戰的任何政黨、任何政權，均應真誠、實事求是去面對這段歷史，才能真正為華人社會帶來自信。人民從來不是虛幻的，顛倒的，或是被人為定義的工具。人民就是真實而具體的一個又一個鮮活生命。全國各地戰場上陣亡犧牲和負傷掛彩的國軍是人民；在後方不斷參軍報國的是人民；在西安、成都的軍校中刻苦操練的，還是人民。因此，七七的榮光屬於國軍，也屬於人民，二者並不矛盾。因為國軍就是人民組成的；因為當時在浴血抗戰的國軍，就是「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的國民武力。 （相關報導： 風評：傅崐萁不是民進黨的金鐘罩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居民，1986年出生，祖籍江蘇，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業）、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新聞評論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