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就任後，政府對異見人士、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壓制日益增加，坊間就此已有諸多討論。對於這一點，我不會提出質疑：自二○一二年以來，諸多國家安全相關的決策、法律和政令都試圖更高效地阻斷任何挑戰中共權威的活動，試圖在搖籃中扼殺任何對他們的挑戰。這些舉措包括：二○一三年在習的指示下，通過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隨之而來的關於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和非政府組織的法律、二○一五年七月大規模地對超過二百名人權律師的逮捕，大部分這些人權律師在稍後被釋放，但仍處於嚴密的監視下。時至今日，黨有能力運用各式各樣的科技方法（像是社群媒體、臉部辨識等），動員大批線民（根據裴敏欣的說法，約有一千六百萬人之譜），確保對民眾的監控。
儘管如此，這種壓制政策的連續性可能比大眾所想像地要強得多：它可以溯源至天安門事件，乃至一九七九年時對「民主牆」的封禁以及對魏京生的逮捕。從那時候開始，中共以及它的安全部門就開始持續監視異見人士的活動。一九九八年江澤民下令解散中國民主黨並逮捕它的所有政治領袖；一年後，他下令禁止法輪功運動。法輪功是一個佛教的宗教組織，在軍人和老年人群體中十分流行，以練習「氣功」為主要手段，並一直尋求在全國範圍內的合法地位。有些人期待在二○○二年胡錦濤繼位後一些政治改革得以施行，但這種希望很快便消失殆盡。二○○八年，胡政府就在《零八憲章》發表前夕逮捕了劉曉波；《零八憲章》是一份宣揚逐步民主化的聯名文件，一開始超過三百名中國學者都參與了連署。一年後，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隨後他在監獄中度過了九年，並於二○一七年因癌症末期逝世前一個月才被允許保外就醫。二○一○年十月的時候，中國政府猛烈抨擊了諾貝爾基金會授予劉曉波和平獎的事情，並因此對挪威施加了強而有力的制裁措施。
就算這樣，一些觀察家依然認為習近平的前任們有意圖進行政治改革和開放，但我相信他們並無這種念頭。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江澤民致力於建成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但這並不代表黨國體制有意讓司法系統獨立於黨運作，也並非對那些挑戰政權的人持寬容態度。胡錦濤的計畫也同樣如此，就算他想要推動這種虛無縹緲的黨內民主，這也完全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共和國民主化」的第一步，他對那些想如此做的異見人士也毫不寬容。在二○○三到二○一三年間，溫家寶總理曾多次呼籲重啟「政治改革」，宣稱基層民主選舉可以被擴展到更高的層級（鄉鎮乃至縣級）。結果是，這些努力似乎多半是基於想要提升中國海外形象的願望，而非真正做出什麼改革。不論如何，當溫確實做到施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坊間對這些行為的誤讀從未消失：實際上，從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宣揚「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這個概念只是為了改善、現代化乃至穩固黨國體制對中國社會的領導以及改善管治手段，而並非為了最終結束一黨專政制度。套用一個很有名的論述，這些改革完全是體制內的改革，體制外的人根本無法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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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中共一直有很高的警惕性。隨著習近平的就任，這種警惕心只增無減。不過，我們能不能說他們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威脅呢？
實際上，很多人都質疑這個政權的偏執是否真的站得住腳。我會覺得這種偏執更多是來自於習近平和他的團隊想要更好地管控風險，而非真正要面對一個隱藏極深、成體制的反對勢力。我稍後會著重討論中國的政改和民主化運動，但希望讀者能夠認識到，這些民主化運動是很脆弱、很分裂的。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為中國社會大部分人所知。
一個被黨控制的軍隊系統
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直都是支政治化的軍隊，透過總政治部處於黨嚴格的控制之下。在這個系統之下，就像其他蘇維埃體制的國家一樣，政委的數量是軍隊指揮官的兩倍，且軍隊系統的每一級都有黨的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軍官都是黨員，這種對黨的忠誠度是軍官晉升的一個重要指標。
正如他的前任者所做的一樣，習近平也時刻提醒軍人他們的最高責任：對黨忠誠。這高於保衛國家，有些人也說習近平對這點的堅持高過之前任何領導人。也許這種判斷是正確的，但習近平有兩個重要的動機去堅持他想要加強黨對軍隊控制的渴望：第一，二十一世紀初軍隊系統內腐敗行為加劇，這種行為並不只存在於軍隊的後勤部門（這包括涉及軍隊土地產權的腐敗）或者武器的採購機構；正如我先前提及的一樣，在軍隊中，許多高級軍官也像政府系統裡的官員一樣，透過賄賂提升他們官階。第二，這一點比第一點更重要，也在一些方面上更令人擔憂，那便是在胡錦濤任下，軍隊在政治上的話語權變多。胡錦濤並沒有很好地掌控軍隊，也疏於管理軍隊系統，這使得黨的領導層（政治局以及它的常委會）逐步分裂，縱容了像周永康等領導人建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王國」，某種程度上令軍隊脫離了黨核心領導人的控制。在這點上，就算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直到二○○四年才卸任軍委主席的職位，江也未能改善這一點。
這樣，我們的邏輯便很清晰：習近平必須糾正軍隊系統中這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他透過兩種方式處理了這個問題：一方面，他將反腐運動的對象擴展至軍隊系統中，有約五十名軍隊高層被捕；另一方面，從二○一五年開始，他重新調整了中央軍委，使權力再集中化。這涉及到解放軍中所有主要部門，包括總政治部以及在軍隊內黨的紀委部門。二○一六年四月，習近平擔任了中央軍委「聯合指揮中心」的「總指揮」；他同時建立了這樣一個聯合指揮體制，期望在不傷及各軍種的能力和自尊的前提下，能夠透過這種方式在接下來十年內進一步控制高層軍官。習近平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結束軍隊系統內的不和與分裂，儘管這種分裂在過去事實上使得軍隊不會產生政治反叛的念頭。
軍隊中許多問題都源於胡錦濤對軍隊系統的忽視，這包括了軍隊「第三世界化」的風險。儘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該過分誇大這種現象。在這段時間內，這支軍隊快速地發展和現代化。它建立起一支龐大的海軍，不只在北京所聲索的南海海域有影響力，也更遠地走向西太平洋、印度洋乃至亞丁灣；它的空軍裝備了第四代戰機群，變得更具威懾力；儘管它的陸軍規模被削減至約一百萬（二○一二年有約一百二十萬），這支軍隊仍然是一支高度機械化的部隊。與此同時，國內的治安體系由幾支公安部隊保障（包括城管）以及武裝警察部隊（它的規模從六十六萬擴張到約一百二十萬）；武警部隊從二○一八年起也劃歸中央軍委管轄（此前由中央軍委和國務院的公安部共同管轄）。
換言之，作為志願兵役制的軍隊，解放軍現在更強大、更專業，接受中共的動員和任務指派。與此同時，它仍保留高度的政治性。解放軍的日常任務以及它與黨的緊密聯繫也依舊高度不透明。二○二三年，國防部長李尚福與火箭軍領導層突然遭到整肅。此事充分展現了這種不透明，也顯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在軍中成效不如預期。不過，除非是處在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危機，解放軍並無理由與權力機構保持距離，也不太可能發生叛變乃至軍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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