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時代》兩年多，是我人生最燦爛的時光，雖然短短的……鄭南榕過世前，解除戒嚴、二二八平反、突破台獨禁忌，他都做到了……」
為了拍個照被8支步槍同時包圍、一次次在街頭看著和平遊行的民眾竟被軍警打到頭破血流，這曾是前黨外雜誌《自由時代》攝影記者之一、宋隆泉的日常。對當今台灣年輕人而言「戒嚴」一語或許只是課本上的詞彙、「國家暴力」是偶發事件，對宋隆泉卻是活生生見證「暴力」坐落在一個人身上是怎麼回事，然而回首待在黨外的歲月，他依然無悔，說那是「人生最燦爛的時光」。
如今台灣年輕人生而有自由，在宋隆泉的年少時光卻不是如此，從小好奇問起媽媽「二二八是什麼」媽媽不敢說，人人在戒嚴令之下思想被控制、嘴巴被封住，卻有一個人站出來打破禁忌，即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在鄭南榕旗下工作的兩年，宋隆泉不只見證一個民主運動者的風範、一個「好｜老闆如何對員工視如己出，同時，也見證一個新時代的誕生。
家人曾於二二八事件躲山頂避難、他卻到20歲才知情 一個戒嚴世代的童年：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
宋隆泉出生於1957年、如今大約60歲，問起他從小知不知道在他出生10年前發生的事、政府屠殺平民血染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他其實略略聽說過，但當他跑去問媽媽細節，媽媽馬上說：「囝仔有耳無嘴，聽聽就好！」
「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宋隆泉成長於戒嚴時期，小時候曾問媽媽二二八細節，卻無法得到解答（陳品佑攝）
「父母幾乎不會跟你談、課本完全沒有，都是聽老一輩的人偶爾透露一點點，小時候就只知道『很慘』，但整個內容不清楚……」宋隆泉回憶，那是一個幾乎不能批評政府的時代，二二八事件這般政府錯誤更是談不得，媽媽自然會怕，直到他20多歲，媽媽才隱隱說出：那時，阿舅、她的哥哥跟弟弟們都躲在外公山上蓋的工寮，很害怕──「我媽媽那一輩，二戰日本治理台灣碰到大空襲、國民黨來台灣，這些過程他們都知道，但不會跟跟你談這問題，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在有戒嚴令的情況下，你的思想是被控制的、嘴巴被封住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戒嚴令自1949年實施、1987年才解除，「動員戡亂」更是要到1990後，期間約莫40年，台灣人民皆被以「反共」、「國安」名義管束，不得不閉上嘴。只是，再怎樣滴水不露的威權政府依然會有「防疫破口」，宋隆泉在年少時代，開始接觸到政府不敢說的各種事。
「我算是個叛逆的少年、十幾歲就開始讀『黨外』雜誌，看完以後就想：這般壓迫人民的國民黨，要用什麼方式把他推翻掉？」宋隆泉說自己叛逆，在那時代讀政府極力想壓下的言論，確實叛逆，而且還堆放了一整個書櫃：「看到那些書，你會覺得說，欸，會覺得以前受的教育被騙很大、反彈更大！所以，我就一心想著該怎麼投入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看有沒有機會、想辦法去參與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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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宋隆泉決心投身民主運動，是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讓人覺得很不爽，國家機器、國家暴力用這種方法對付人民！」那個冬天，一群民眾與黨外人士在高雄街頭為紀念世界人權日遊行，拿著象徵性的火把卻被荷槍實彈的警察暴力清場，事後還指稱他們是暴徒、說他們圍歐警察、說他們要叛亂。
「你看很多報紙啊、雜誌啊，那時主流報紙都騙人的！」拿火把怎可打得過拿槍的，這點宋隆泉當然也知道，當政府把持媒體一面倒喊「暴徒」，宋隆泉心裡也想著，絕對要改變這一切。
只是改變並不容易，自1980年初《美麗島》雜誌社成員與參與者遭大抓捕以後，宋隆泉記得，那時台灣民主運動幾乎是陷入近乎「真空」的狀態。黨外雜誌雖敢批判，但在宋隆泉看來照片部份確實可惜、可以再改進，於是自美麗島事件後的6年，他開始背著相機走遍台灣「練功」，希望以攝影參與民主運動、紀錄真實的抗爭第一線。
自美麗島事件的冬天後，台灣民主運動確實曾經一度陷入寒冬，然而當1986年5月份，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中華民國政府解除戒嚴，長年寒冬下的冰層也漸漸融化、正要孕育新芽，宋隆泉在那時候與鄭南榕相遇了。
「以前多少知道警總，進來才知道是這樣子…」受鄭南榕之邀進《自由時代》破例成為專職攝影 開啟見證國家暴力
在與鄭南榕相遇以前，宋隆泉沒相關經驗仍想投身黨外，他的第一站是宜蘭《噶瑪蘭》雜誌社美編工作，面試時送了一本攝影集過去、社員驚呼拍這麼好，就這樣上路了。後來宋隆泉認識越來越多黨外人士，上台北見證1986年5月19日的「五一九」運動，他真正被震撼了：「這不就是我要做的事嗎？」
1986年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在「美麗島事件」後打破沉默、改變近7年的街頭運動真空期（宋隆泉攝影）
那是第一次五一九，在鄭南榕計畫下數百民眾聚集於萬華龍山寺、廣場放眼望去都是黑壓壓的人頭，儘管一旁有鎮暴警察人牆拿著武器盾牌層層包圍、沒人敢想像要是落單會怎樣，那些民眾依然高吼著，訴求當局「100%解嚴、100%回歸憲法」。人生首次見識大場面的宋隆泉當然沒閒著、現場不斷穿梭紀錄，他就被鄭南榕注意到了：「Nylon（鄭南榕）問我朋友：那誰？因為我很認真拍、跑來跑去、跑來跑去，Nylon就跟我朋友說，叫那個人來雜誌社上班……」
在龍山寺前跑來跑去的當下，宋隆泉自然不會想到，由鄭南榕發起的五一九運動不只打破沉默、改變近7年的街頭運動真空期、此後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當然也不會想到自己將成為黨外雜誌界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那時黨外雜誌幾乎無法請一位正職攝影、都是主流報社記者賺外快偷賣照片才能取得畫面，鄭南榕這一邀，不只突破業界傳統，也開啟宋隆泉人生最難忘的一段。
「真正進到這圈子，我感受到真正的『國家暴力』。」（圖為1986年桃園機場事事件，宋隆泉攝影）
「以前多少知道警總，進來才知道是這樣子……五一九我就知道國家暴力對人民的影響，有些看起來就是情治單位的人會走來走去、拍機車拍人，但真正進到這圈子，我感受到真正的『國家暴力』。」宋隆泉還記得，那時電話監聽技術不夠先進，社員打個電話都能聽到第三方拿起話筒、按下錄音的各種喀喀聲，雖然無法當面抓到是誰監聽，大家對被監控一事心知肚明，卻也不怕，每個人就是站在自己崗位上工作好、與這種今日會被視為「異常」的監聽日常共處。
雖然當年威權政府看似允許黨外雜誌存在，實則沒有一刻放得下心，從取材、報題、送印、配送到經銷商一路過程都想監控，若發現內容踩到線、談的內容是政府不想讓人民知道的，就趕緊查禁，而在這般日常風聲鶴唳裡，宋隆泉卻也見識到鄭南榕的細心、膽識，為了給民眾「知」的權利，鄭南榕日日夜夜宛如人在棋局，展開與警總鬥智鬥法。
上班第一個工作竟是拿相機「拍警總」 他拍攝二二八和平紀念遊行卻被情治人員一棍打下台
儘管當年黨外雜誌經費有限，鄭南榕該省的錢不會省，宋隆泉記得當年同事最自豪的就是薪資高達6萬多、領周薪，4–6萬是基本的──那可是距今30多年前的4–6萬，這錢很大。「我們真的是幸福企業！」這一段，恐怕現在年輕記者聽了都要哭著說羨慕。鄭南榕也相當尊重員工專業，當1988年520農民運動報導要選當期雜誌封面、兩派僵持不下時，鄭南榕把最後一票給了宋隆泉，宋隆泉選的不是頭破血流的影像、而是農民孤身對抗軍警的壯烈畫面，最終那期雜誌也是大賣。
1988年520農民運動報導要選當期雜誌封面、兩派僵持不下時，鄭南榕把最後一票給了宋隆泉，宋隆泉選的是農民孤身對抗軍警的壯烈畫面（攝自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常設展）
更重要的，是花錢提供充足設備、讓員工無後顧之憂。那時警總無所不在，從取材、報題、拍照、沖照片、打字完稿、印刷每個環節都可能被監控，於是鄭南榕把該準備的設備都準備好，從暗房到打字都有，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
宋隆泉舉個「照相打字機」的例子，當年沒有電腦，雜誌社要排版、要印標題都必須特地跑去照相打字行，但「國民黨內鬥」這般標題在外面打字當然有內容流出風險，鄭南榕最後乾脆收購宋隆泉友人淘汰掉的一台照相打字機，截稿時間就請打字行員工拿字盤來：「全台灣只有我們雜誌社有！一方面可以避免被警總知道雜誌內容，一方面作業也很方便，有問題隨時可以改、不用改個標題又要跑打字行一次。」
《自由時代》全台唯一的不只是照相打字機，可以與海外通訊、當時監聽技術還掌握不到的傳真機自然也是必備，當年有許多民主運動人士流亡海外無法歸國、成為「黑名單」，但透過傳真機，鄭南榕可以繞過警總監控、聯繫好電話訪談細節，讓這些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人們得以受訪，即便所謂「黑名單」尚無法回台灣，也能在台灣有空間發聲。
有時候警總還是會找上門來，該怎麼避免警總闖入辦公室沒收未出版的稿件、避免送印時在附近就被攔住，也是一場鬥法。宋隆泉永遠不會忘記他上班第一天的震撼教育，那時稿件正要從雜誌社出去印刷，卻有幾個警總跑來辦公室附近、意圖沒收，那時《自由時代》社員與警總僵持不下，鄭南榕眼見宋隆泉新人來報到，馬上靈機一動：「你去拍，去把他們通通拍起來！」登時快門喀擦喀擦，那些身份不能曝光的秘密警察當然怕自己成為下一期題材，瞬間鳥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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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員工優渥薪水、提供充足設備、同時有跟警總斡旋解除危機的本領，鄭南榕（左）至今仍很受《自由時代》職員們懷念（宋隆泉攝影）
進到《自由時代》，誰不得不學會機警，宋隆泉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次去取材被8支步槍指著、最後卻能帶著照片全身而退的事件。那時泰源監獄、綠島監獄發生暴動，鄭南榕派2位文字、1位攝影前往採訪，宋隆泉那時奉命去綠島拍攝監獄外觀配圖，然而綠島監獄是軍事重地、門口肅殺地寫著「擅闖格殺勿論」，附近的小山丘雖能俯拍，一走上去必定駐守軍人被看到──於是，宋隆泉把握軍人趕來前的少少2分鐘時間，衝上去拍好照，一邊下山丘一邊把拍好的底片捲好、換一捲新的空白片進去，當軍人過來罵人時，他就開始臨場應對。
「我老闆叫我來拍照，我沒辦法啊！」「不行拍。」「我知道，那我把底片給你，當我沒拍，好嗎？」宋隆泉就這樣一連施展兩次裝傻、安全下莊，原本以為會這樣平安結束任務，沒想到離開綠島前就被一台吉普車追上了。那是綠島指揮部，一次8支槍，要扣押宋隆泉、沒收他所有設備跟底片。
雖然宋隆泉在與軍人交涉下還是平安帶著底片回來完成任務，但在其他場合，就未必那麼幸運了──宋隆泉始終記得，1987年在鄭南榕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遊行，在現場拍攝照片的他，被警總一棍打下去。
「歷史要被知道，記憶要被喚醒」親身見證民主自由得來不易 他盼台灣人記憶過去、珍惜一切
鄭南榕當年為民主化的拚搏，不只是發行《自由時代》讓人民有知的權利，同時他也是第一個為二二八事件家屬發聲的人。雖然鄭南榕出身外省家庭、父親曾在二二八事件差點被本省人毆打，鄭南榕很明白問題不是本省、外省，而是國家暴力帶來的撕裂，因此在1987年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開始做二二八平反運動。
鄭南榕出身外省家庭，卻也是第一個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在1987年籌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社運者（宋隆泉攝影）
「那時整個台灣社會不能談二二八，那是對國民黨來講是很大的禁忌，就跟講『台灣獨立』一樣，所以當鄭南榕他們一群人出來做平反運動，我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麼有人敢做？這是會被殺頭的事啊！」年少時有黨外雜誌相伴的宋隆泉，當然知道出來談二二八風險多大，甚至不管任何議題，一群人站出來就是有風險：「當年搞運動，真的要冒很大的風險，很明顯地，警總是如影隨形在你身邊……」
在當時肅殺社會氣氛下，不只二二八和平日相關海報傳單會被扣留，活動現場也不安全。宋隆泉記得，一開始軍警作法是包圍街頭遊行群眾、不讓人潮擴大，但到3月7日就開始打人了──3月27日宋隆泉拍彰化場、找個制高點拍攝人群，沒想到有看起來像情治單位的人躲在後頭，一棍就把他打到台階下。
儘管如此，在鄭南榕突破禁忌下，1947年失去家人卻被迫噤聲的二二八受難者家族，時隔40年的1987終於可以慢慢站上街頭現身，宋隆泉也參與過家屬訪談，更深一步認識當年台灣人面臨的苦難，被壓抑40年的二二八平反運動一步步突破，蓋紀念碑、紀念館、賠償家屬，一路到今日的轉型正義工程：「這對台灣人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不然你在戒嚴令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講一句政府不喜歡的話可能就被關個5年、10年到被槍斃──一路下來，Nylon真的為台灣做很多……」
「當年搞運動，真的要冒很大的風險…」在肅殺社會氣氛下，不只二二八和平日相關海報傳單會被扣留，活動現場也不安全，就連宋隆泉現場攝影也曾被情治單位的人一棍打倒過（圖為1987年鄭南榕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宋隆泉攝影）
儘管日常是那麼危機四伏、宋隆泉的老相機佈滿被警棍打出的坑坑疤疤，他始終感謝鄭南榕讓他一起參與台灣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要戒嚴令取消才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所以要先取消戒嚴；再來，二二八對台灣人來講是很大的陰影，陰影不去除、恐懼永遠在，所以要平反二二八；再來，台灣要成為新國家，不能喊台獨就不可能，所以Nylon打破台獨言論的禁錮；再來，成為新的國家要幹嘛？要有新的憲法……」時至今日，宋隆泉依然可以清晰說出鄭南榕的一步步規畫，如何一步步讓台灣接下來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是前人血淚的換取的，這點宋隆泉感觸再深刻不過，1989那一年，他看著老闆鄭南榕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被控叛亂、自焚於辦公室，接著又看好友詹益樺追隨自焚殉道，他在《自由時代》的日子也就此結束。儘管如此，那不到3年在《自由時代》的時光，宋隆泉仍深感榮幸：「台灣的民主運動最大變動的年代，我參與在裡面、完整紀錄那年代的事情。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在《時代》雜誌的成就。」
「台灣的民主運動最大變動的年代，我參與在裡面、完整紀錄那年代的事情。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在《時代》雜誌的成就。」（陳品佑攝）
「歷史要被知道，記憶要被喚醒。」這是宋隆泉離開《自由時代》後依然不斷辦展覽的原因之一。走過民主轉型時代的老將，如今深刻盼望的，還是50歲以上經歷過威權的人們記憶能甦醒、30歲以下沒經歷過戒嚴的年輕人們能知道歷史，鄭南榕一生拚搏的「自由時代」，或許才能一直走下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