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以各自的殘酷面貌，碾軋過大多數人的生命。
我喜歡讀小說，但中國當代小說反而讀得少，原因之一是對文字有苛求。大陸新銳作家每隔幾年一茬茬湧現，敘事多有巧思，行文鮮少驚艷，而「70後」作家任曉雯的舊作《她們》，文筆洗練留白，放到今天讀，依然讓人眼前一亮。
《她們》在2008年出版，是當時一套「新銳女作家長篇小說」叢書中的一本，但並沒激起什麼討論，豆瓣打分人數至今也不足300人次。
在我後知後覺讀《她們》之前，對任曉雯的唯一認知，是她有個寫上海拆遷的短篇《陽台上》很有名，還被改成了電影，周冬雨主演。電影評分一塌糊塗，小說卻讓人印象很深，因為顛覆了一般人對上海本地窮人「翻身靠動遷」的刻板印象。
能因拆遷一步登天的，是幸運少數。但多數人在任何一個時代裏，都沒有那麼幸運。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認為任曉雯15年前寫的《她們》，放在今天讀，一點都不過時。
她們的共同點是不夠幸運
今年春天的封城，讓落難之後還一心想買咖啡的上海人，成了全中國人民的群嘲對象。外地人對上海的印象，就像去年大熱的滬語電影《愛情神話》裏那樣：有小洋房、梧桐樹、網紅咖啡館；住「老破小」的上海女人，腳上也穿著一萬多塊人民幣的Jimmy Choo。
但在鳳陽路弄堂長大的任曉雯，從不寫這種濾鏡下的上海。她用調配語感的文字，寫陳陋又真實的上海。
在《她們》裏，面臨拆遷的弄堂「地面損出了坑窪，牆壁爬滿了黴漬，木門斑駁了油漆」。她筆下的上海面孔，是「身處底層的小民」，要好時掏心掏肺，翻臉時言語歹毒。《她們》是寫上海底層女性──更準確來說，是一些因為各種原因在命運裏滑落的中國女性；但她著墨的重點，是主線人物「樂慧」，以及與她的人生交錯的張秀紅張、美鳳姊妹。
被養父猥褻的樂慧，從小學「三好學生」變成被高中勸退的輟學生。她跟了靠直腸運毒起家的黑社會老大「毛頭」之後，過上一段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又被「毛頭」的前女友設計，失去左眼，其後人生一路下墜，從陪酒變成私娼，最後淪為三餐不繼的流鶯。
整部小說的結構，是由樂慧串起的同心圓。樂慧的情敵、養母、外婆、養父的新相好、初戀情人的現女友⋯⋯無論身處上世紀50年代，還是世紀之交，她們的共同點是都不夠「幸運」。女人的不幸，在1950年代是生不出男孩；在1990年代，是老公拈花惹草或者散盡家財；在千禧年後，是沒有能力從貧困裏掙扎脫身。
《她們》也讓我想到兩個問題。首先，這些女性的不幸，更多是由自己造成還是男權社會所導致？其次，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也就是所謂「70後」的成長歲月，真的是比現在「更好」的時代嗎？
女人困境背後的父權結構
我一位好友，幼年母親改嫁，也曾遭遇養父猥褻。讀完《她們》，我和她傳訊息說樂慧這個人物太「作」了[1]、沒事找事，所以才一路墜入絕境。她隔了很久才回我。她說那不是「作」，是自毀傾向，「因為人生從一開始就被毀掉了。」
樂慧的階層上升通道，從被高中勸退之後徹底封閉。但大學畢業的張秀紅，婚姻失敗後獨自謀生，一樣要去歌舞廳應聘──在1998年的中國，履歷空白的32歲女性，又能找到什麼工作？而她妹妹張美鳳，老公賭博輸光家產，從闊綽少婦到給不同男人做情婦的距離，不過咫尺。
所以「她們」是自甘墮落還是遇人不淑？任曉雯的寫法，很容易讓人想到福樓拜的現實主義典範。她的筆調不帶批判，故事雖然尖銳，卻只靠精準白描，去展現這些女性看似「同人不同命」，最終又殊途同歸的際遇。
「她們」的困境背後，總有男人的原因：性暴力、重男輕女、貞操觀念、物化女性、職場不平等──積習已久的男權社會結構，在半個多世紀的縱深裏，綿密困縛中國女性的命運。
「她們」在結構裏完全沒有能動性嗎？又不盡然。女性的行動，受到男權結構的限制，但就像Giddens所說，結構也會提供「規則」與「資源」。
樂慧和張秀紅張美鳳姊妹，都接受過來自男人的「規則」和「資源」，但她們的行動本身，就深受結構影響──討好或忠貞，才能換到男人的長擇和體面的生活。且就算如此，也難保不會陡生變故，失去一切。
在2020年的中國，「月經貧困」還會登上微博熱搜；在2022年的中國，女性在職場的平均薪酬，仍然比男性低20%左右；更不必說那些離婚成為單親媽媽或是被迫幫老公還債的女性，仍在循環著張秀紅和張美鳳的命運。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是，在命運轉折點上，女性遠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
任曉雯曾說，「當一個女人承受時代和生活重擊時」，那種「柔軟和堅硬的碰撞」特別有衝擊力。《她們》的衝擊力也是來源於此。
碰撞的結果，一定會受傷。張秀紅和張美鳳，是黏合了碎片繼續往前走，樂慧則傷到粉身碎骨黏不起來。與命運抗爭之後能成功「逆襲」的女性，只是極幸運的少數，而其他落敗的大多數，是不幸和「更不幸」的人。
2022年4月，上海居民在街頭的新冠檢測點接受篩檢。（AP）
那個時代並不比現在更好
《她們》的主要時代背景是20、30年前，也就是1989年到中國崛起之前──那是一個以今天視角來看「遍地是機會」、競爭壓力小、有階層上升通道的時代。而在經濟大幅衰退、裁員降薪潮蔓延、年輕人渴望重回「體制」的中國當下語境中讀這本小說，我反而更確定，那個時代並不比現在「更好」。
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中國，處於市場秩序和道德文明的真空階段。整個社會在叢林法則裏快速變革，而爭奪金錢與性這些資源的邏輯，也十分原始。
無序的時代裏，更難靠正常管道實現階層躍升，也沒有所謂中產階級。所以《她們》裏的男人，要麼是靠販毒、炒股和倒賣批文住進別墅的富人，要麼是像樂慧養父那種住在藏污納垢的弄堂、光顧私娼的工人階級。
而女性在這樣的叢林裏，處境只會更差，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司空見慣，職場環境也更不友好。樂慧去服裝店工作，每天通勤六小時，朝九晚九，做一休一，月入800人民幣，最後還被辭退。獨立自主對「她們」來說，是比做妻子、情婦和性工作者更艱難的路徑。
有評論家說任曉雯的小說裏，人物的一生都在「不斷向下」。讀了她一些作品之後，我發現《她們》描繪的那種人生際遇裏的「下墜感」，的確一直貫穿在她的創作裏。
任曉雯在2015年出版的《生活，不過如此》，寫了一個比樂慧晚些年出生的「85後」上海土著女孩蔣書。蔣書從三流大學畢業後「喪而無望」的人生，被豆瓣讀者稱為是「更真實的《三十而已》」。
任曉雯的功力在於，她對時代總是輕描淡寫，卻又能讓人清晰看到70年代末到80年代那個世代的中國普通女性，青春怎樣在社會轉型裏被荒廢，導致其後的人生也只能留在底層。
每個時代都以各自的殘酷面貌，碾軋過大多數人的生命。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如此，今年這種大規模的「靈活就業」潮也是同理。小人物的命運曲線總是高度雷同，面對不測更難自保，陷入絕境的機率也更高。
[1] 在中國，「太『作』了」的用法有多種意義，可形容裝模作樣、無理取鬧或沒事找事，在這裡的意義則接近「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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