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熙專文：我在全斗煥暴政下的日子

前言：南韓總統尹錫悅2024年12月3日突然宣布緊急戒嚴，震撼了全世界。日本《東洋經濟週刊》網路報特別推出「戒嚴令震撼 激動的朝鮮半島的未來」特輯報導，邀請曾在1970、80年代常駐韓國的各界人士，撰寫他們當時在戒嚴與獨裁高壓統治下的生活經驗。因為日本在戰後的自由民主體制下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恐怖生活，對日本人而言這是很新鮮又奇特的感覺。於是我就應邀回顧了在韓國八年間「諜對諜」的日子。

我第一次到韓國是1980年3月，是新聞局安排的記者訪日一周的行程之後，和另外三名同業買了東京羽田機場到首爾金浦機場的機票，去韓國觀光了四天。當時朴正熙總統遇刺死亡不久，在權力的真空期間，民主化似有胎動的跡象。韓國人都期待著「漢城之春」可以來到。

但是全斗煥在1979年發動「雙十二政變」掌控了政權，民主化的春天並沒有到來，他更在1980年5月17日22:00發布戒嚴令，我們去韓國時政變後的戒嚴仍未解除，在新軍部掌控局勢之下，韓國的社會氣氛非常森嚴，到處都是高壓肅殺的感覺，連空氣都讓人緊張。

我們四人一起去參觀景福宮的國立博物館。參觀之後我們在宮外的大馬路等車，同行的「青年戰士報」記者閒著沒事，就拿起相機朝著對面的建築物拍照。這時，荷槍實彈的軍人對著我們猛吹哨子，然後過街來把我們一行人押過去，訊問一番之後要他交出底片，因為這裡是「禁區」不能拍照。我們據理力爭告訴駐守的軍人，沒有任何告示牌提醒我們不准拍照，但是軍人仍堅持要沒收底片。後來，我用當時所能擠出來的幾句韓語告訴他們，這位亂拍照的仁兄，也是台灣的軍人，是軍報的少校記者，聽得他們一愣一愣的，於是我們就沒事放行了。

後來問了韓國朋友，才知道這裡是韓國的「國軍首爾統合病院」，不到半年前，朴正熙在宮井洞中央情報部招待所遇刺之後，就是被送到這裡斃命的。不過也有朋友說他並不是死在這裡，因為這裡表面上是醫院，裡面其實是「國軍保安司令部」，是軍事情報機構的大本營（現在是國立現代美術館首爾館），全斗煥政變時就是保安司令，所以當然不准拍照了。第一次的韓國之行，就因為這個遭遇而對這個軍人極權政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去韓國留學時，因為是拿報社的獎學金，新聞事件發生時，我還是要發稿回台北。當時這樣的「留學生記者」身分，又經常有獨家新聞，我已經受到韓國情報當局的注意。他們可以用「與入境目的不符」的理由把我驅逐出境，還好他們並沒有這樣對待我。

然後，在韓國留學時，聽到留學生之間流傳的一個笑話，也可以佐證當年特務統治的橫行。一名台灣留學生因為屢次在家書裡，都會寫到學校裡學生鬧示威的情況，結果家裡許久都沒收到他的來信，這名學生終於才恍然大悟，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郵局局長，跟他道歉並保證以後不會再寫學生示威的事，他的家書才被放行。我不知道這則笑話是真是假，但是「信件檢查」對台灣留學生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則是周知的事。 （相關報導： 鄭乃瑋專文：記住光州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當時，我經常跟讀賣新聞漢城特派員山岡邦彥交換新聞情報，他是讀賣新聞被強制關閉漢城支局三年多之後，重開支局的人。所以他行事很謹慎。他告訴我，日本記者兌換外幣都是到銀行以「官價」兌換，否則韓國可以用「違反外匯管制」的理由，對日本記者司法起訴或驅逐出境。但是因為當年黑市與官價的匯率可以相差到20%，我領的美元Sola Check支票，都是到台灣駐韓大使館的會計室，他們可以換給我黑市的價格，我就沒有違反外匯管制的把柄可以被發現。我們連換錢都必須小心翼翼，可見獨裁政權之下，到處都是獨裁者的鷹犬。

1981年年初，全斗煥才風光地到美國訪問，成為雷根總統上任後第一位邀訪的外國元首。美國對這位血腥屠夫的認同與支持，讓南韓知識份子與大學生非常反感。我入學不久，就在校園裡聽到這樣的政治笑話在奚落全斗煥。

全斗煥在美國的官式訪問行程之外，也去參觀美國的民間大企業。他去訪問IBM時，正好推出新一代的智慧電腦，只要把腦袋放在鍵盤上，就能夠自動測出人的智商（IQ）。全斗煥讓他的貼身保鏢先試，電腦螢幕上顯示「70」，眾人哈哈大笑，因為保鏢的智商不高。

接著他讓數學較好的財政部長測試，腦袋放上鍵盤螢幕上馬上顯現「90」，顯然財長只比保鏢稍微聰明一點而已。看著電腦不會危害安全之後，全斗煥自信滿滿地把他那顆禿頭放上鍵盤。結果，螢幕上迅速顯示出一排英文字：「請不要把一顆石頭放在這裡。」大家哈哈大笑。故事本來到此結束，但韓國大學生又幫他編了個續集。

備受羞辱的全斗煥回國後就閉門苦讀，希望讀書能增進他的智慧，甚至讀到必須帶老花眼鏡。於是隔年他又自信滿滿地去IBM的電腦測試。腦袋才放上鍵盤，螢幕上又顯現一行英文：「這顆石頭去年來過了，今年為什麼多了一副眼鏡？」

這是當時南韓大學生最流行的笑話。讓我在森嚴肅殺的校園氛圍中，還能藉此跟同學找到一些歡樂。這個笑話讓我感受到南韓學生對全斗煥這個武夫的鄙視，但是當時還無法體會韓國人、特別是光州人對他入骨的痛恨。

在韓國留學的第二學期，就爆發了日本歷史歪曲教科書事件，讓我首次感受到大學校園裡與整個社會強烈的反日民族主義，給了我不小的心理壓力，我發現無法以台灣人中立的第三者立場來研究「日韓關係史」，再多待一學期，我決定放棄學業束裝返國。此後，我內心一直無法理解的是，朴正熙在1965年與日本建交時，一共得到日本有償與無償的八億美元借款，但是他為什麼會大肆鼓吹「反日教育」呢？台灣人絕對做不出這樣「恩將仇報」的事情，對於有恩於自己的人，怎能翻臉不認人，還痛罵他呢？我感受到韓國人真是「忘恩負義」的民族。

在韓國留學時，我在青瓦台附近昌誠洞的一棟韓屋下宿，每個月固定有一天，我的房東（一位寡婦）都會請我幫她看家、接電話，她要去開「班常會」（班是洞之下的行政單位），大家利用這個會討論鄰里間的公共事務，有些時候會成為互相批評甚至鬥爭的集會。例如，有人會公開指責某一戶人家整夜燈火通明，不知道節約能源，太浪費了；也有人會指控某家「自掃門前雪」，非常自私。在仍有戒嚴的台灣，我們都沒有這種集會，在獨裁政權下的韓國，社會監控機制竟然做到這種「互相監視」的程度，實在是匪夷所思。

1988年1月束裝回台，前後八年的歲月，我是在韓國度過的。這段期間，正好就是全斗煥的「第五共和」統治期間，是戰後南韓最殘暴、最惡質的政權。我見證了這段國家暴力統治時期，當然也是這段極權統治的受害者。 （相關報導： 鄭乃瑋專文：記住光州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在當「留學生記者」的時候，我就曾經列名「被驅逐出境」的名單；我也曾經被南韓「安全企畫部」的幹員請去喝咖啡；我家的電話被長期竊聽，我也曾被二十四小時跟監了好一段時間；每當我的報導太出色、獨家新聞太多時，我的「入境居留保證人」（他還是出身中央情報部的國會議員）就會打電話來跟我聊天，關切之情溢於言表。舉凡所有「警察國家」對待外國記者的作為，都曾發生在我的身上過，只差沒有被直接暴力對待而已。早年我「痛恨韓國」、而且可能是台灣最「反韓」的人，當然是這段不愉快的經驗所造成的。

1983年8月，卓長仁等六名劫機犯第一次開庭，因為他們步下囚車要進入法庭時，與韓國的法警發生肢體衝突，在現場採訪的台灣記者都認為韓國法警「欺負」我們的「反共義士」，於是台灣記者們都大喊：「六義士加油！卓長仁加油！」結果當天下午電話報新聞提要回台北總社時，總編輯就拿起電話對我說：「不要跟大家起鬨，喊加油！」當時我很納悶，消息怎麼那麼快就傳到報社？我猜想韓方通報的管道是：漢城地方檢察廳→國家安全企劃部→台灣駐韓大使館→台北外交部→新聞局→聯合報社。獨裁國家的情報傳播速度果然很有效率！

大概是1986年初我回台灣過農曆新年，回國之前我翻譯了《月刊朝鮮》的王牌記者趙甲濟寫的獨家報導「CIA在韓國」，在聯合報的「萬象版」連載。才刊登兩天，報社就接到台北的韓國大使館來電說，奉「國家安全企劃部」（前身為惡名昭彰的「中央情報部」）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刊登。當時的總編輯下令：「不必理他，全斗煥的爪牙們以為他是誰啊！」這位總編輯平常行事很謹慎，甚至可以說很膽小，但是在這件事情他展現了很有Guts。他的堅持是，既然韓國的《月刊朝鮮》都已經刊登，台灣報紙轉載有什麼問題呢？如果說會影響到台韓外交關係的話，那麼請韓國外交部以正式的外交文書知會台灣外交部，我們再來考慮需不需要聽命外交部的訓令。韓國獨裁政權駐外的小嘍囉以一通電話就要一家當時台灣最大的報社屈服，絕不可能有這回事！

後來在常駐時期，家裡的電話被竊聽，則讓我跟報社同事之間的聯繫都必須改用「暗語」，或甚至就直接講台語，故意讓竊聽的人「當場」聽不懂，至少他們得先錄音之後再請人翻譯解讀（但是當時除了我跟幾名留學生以外，在南韓根本找不到可以把台語翻譯成韓語的人）。而他們對我的行動的跟監也是很公開的，故意在我面前用無線對講機，告訴另一方「他來了」或「他往哪裡走去了」，這擺明讓我知道被跟監，要我心生恐懼而「知所節制」吧。

當時在韓國這種「諜對諜」的採訪經驗，在台灣的戒嚴體制下的採訪環境裡都還不曾遭遇過。有趣的是，當年有一部電影「失蹤」（Missing）正好在台灣上映，看過那部片子之後，繼續在韓國工作，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也像電影所描繪的情況：美國記者在智利被秘密警察殺害之後，埋屍在體育場的混凝土牆壁裡。同樣是警察國家，當時南韓的肅殺氣氛，著實讓我緊繃著神經在過日子。

當時台灣和南韓還同樣是反共的盟邦，來自關係友好國家的人民，都遭到如此對待了，更不用說是被敵視的日本人，或韓國自己國內的異議人士了。寫過光州大屠殺過程之後，我再回想自己駐韓時的這些經驗，確實是小巫見大巫了。全斗煥新軍部確實是以對北韓共產黨作戰的心態，在鎮壓光州人民的抗爭；對特戰部隊的軍人而言，「殺敵」是至高無上的使命，而且是越多越好；因為他們殺的是意識型態不同的敵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相關報導： 鄭乃瑋專文：記住光州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直到1987年6月爆發的「六月抗爭」街頭抗爭，一整個月的群眾示威讓每天的韓國都市街頭都跟戰場一樣，後來連白領階級、中產階級都走上街頭，我才真正體會出韓國人對全斗煥這個政權有多麼的痛恨。

即使是外國記者在暴動現場的採訪，我對每一次採訪任務的危險性，都高度戒慎恐懼，生怕發生意外。所以每次都會交代內人，何時會聯絡、幾點以前會回家，如果沒有「報平安」的電話，兩人都會緊繃神經並祈求不要有任何不測。

經常在街頭採訪一整天飽受催淚瓦斯摧殘之後，拖著一身疲憊回家，除了帶著一身濃重的瓦斯味進門，更痛苦的還在後頭。洗澡時，皮膚因為化學藥劑滲透進毛細孔造成的刺痛，比海水浴之後曬焦的皮膚還要痛。也就是說，白天在街頭採訪的磨難之外，回家還要遭到二度傷害。身在韓國的外國人遭遇都已如此，那些學運份子以及他們的家人，何嘗不擔心安危呢。

我沒有體驗過1980年光州悲壯的「抗爭／殺戮」的場景，但我見證了七年之後抗暴的六月革命，每天戴著頭盔跟防毒面具奔馳在第一現場，對「暴警」以一石交換一彈、以暴易暴的鎮壓手段，深惡痛絕。到6月下旬，情勢緊繃到讓這個政權岌岌可危，我在現場痛惡地感覺到，全斗煥政權應該是要垮了。

也就是在那樣艱辛困厄的情境之下，反而越激發了我的意志力。我曾經在好幾次整天採訪過數十萬人規模的街頭抗爭之後，還連夜替三家台灣媒體寫稿，當時一天才睡兩三個小時，卻能擠出八千、一萬字的創作力，那些作品後來都收錄在「漢江變」裡，多年之後重讀舊作，對當時的潛力與爆發力實在無法想像。

全斗煥這個軍事獨裁政權，原本還企圖以鎮壓光州的血腥手段、動用軍隊來壓制六月抗爭，但是後來在美國與國際奧會警告不惜取消漢城的奧運主辦權相威脅之下，才不得不向民意全面投降，由盧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也才化解了政權被推翻的危機。

這段鮮活的經驗，雖然已成為記憶，不過它對我的人生態度與價值觀卻影響至鉅。當年我跟南韓學生一起馳騁在抗爭現場，很自然地就對他們的道德勇氣寄予同情與敬佩。那股挑戰權威、對抗暴政的精神，也跟著催淚瓦斯浸透了我的肌膚，甚至感染了我的血液。我也經常自我解嘲：我何其不幸，出生與成長在世襲獨裁戒嚴統治的台灣，卻工作與生活在軍事獨裁暴力統治的南韓。台韓兩國人民何時才能享有真正自由民主的生活呢？

於是，我很詳盡地報導南韓當時的每一場重大街頭示威，我要把南韓學生與市民的抗爭精神傳播回台灣，去影響與啟迪台灣人（1988年我回國之後才知道，當年的黨外人士都仔細讀過我的報導）。我知道那些報導對台灣剛開始萌芽的反對運動，有相當大的鼓舞；當時我也知道，兩國互相借鏡、互相學習、互相競爭的情況下，兩國邁向民主化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重新檢視歷史現場的足跡，當年漢城與光州街頭的肅殺與悲情已經消逝，替而代之的是健康快樂、積極進取的氛圍。民主化之後，南韓兩名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因為軍人政變的「叛亂罪」與屠殺光州的「內亂罪」分別被判處重刑，韓國人的歷史導正與清算過去能夠如此徹底，並帶來如此正面的效益，實在讓人驚嘆！ （相關報導： 鄭乃瑋專文：記住光州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本文原載日本「東洋經濟週刊」網路報2025.2.22.分上下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