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國文學史  

鍾榮光的大半生，都致力於嶺南大學的近代化，説他是「嶺大之父」並不為過；他為嶺大而全球籌款，並將嶺大收歸國人自辦。他以教育為名山事業，「盡瘁嶺南至死」，在近代中國教育史和廣東發展史上有了永久的影響。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張蔭麟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宛如「神話」一般，僅以一本未完成的《中國史綱》（其實只有上半部）居然暴得如此大名，而對於現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卻是被「遺忘」的人，不僅是現在，即使早在抗戰勝利之時，他就被「遺忘」了，我們看他的好友也是歷史家吳晗就這麼說：「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離婚的夫人又結婚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復原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在遵義的郊外，冷落於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員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篤愛的藏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莞會館。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是的，張蔭麟有如一顆流星，在歷史的天際劃過，倏起倏滅，以三十七歲之齡結束了短暫而耀眼的一生。

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歿於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社評），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8月1日晚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

我大學本科讀的是中文系，但是當時的系主任王靜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學的時候，都會耳提面命、諄諄訓教：堅持讓所有的同學都要習慣改口，稱本系為「國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為後一個稱呼，是像稱謂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將自己國家所使用的語文客體化了。

中國傳統史學中最主要的斷代原則是「朝代」，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就是一個不言而喻、理所當然的歷史單位。所以在學校裡學中國史，幾乎每個孩子都背過朝代表：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的梁唐晉漢周，到宋、元、明、清。

【1835年7月，一位居住於中國的英國人RobertEngles在英文雜誌《中國文庫（ChineseRepository，又譯為：中國叢報，存在時間：1832～1851）》上撰文討論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採用了考試競爭原則，並預言：「這種中國人發明創造的在印度的充分發展，預示著或許將來有一天，他會像火藥和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在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偉大變革……（註一）】

二○○七年秋天，我赴美時，曾兩度到夏志清先生家訪問。夏先生的道德文章，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其人，在我眼裡是「老頑童」。其文，《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 足可傳世。這兩部鉅著之外，夏先生還寫過許多散文，精華已收入《感時憂國》一書。白先勇在《感時憂國》的序中說：「夏先生雖然飽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事實上他為人處世，還是地地道道中國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講義氣、熱心腸、好助人。」此言在《感時憂國》的 文章中可得明證。

《仰不愧天》是一部文武父子的傳奇。一九五○年十二月，臺南鄭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壇，白崇禧在匾額題下「仰不愧天」。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說：「這四個字用在父親身上，也十分允當。」白先勇自從一九九四年退休，便著手搜集資料，訪問有關人士，預備替父親寫傳，呈現父親真實的一生。在《仰不愧天》一書，白先勇追尋父親足跡，自述文學因緣。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贈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明報月刊》，這是由金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終激盪著兩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漸傳入中國，所謂「西學東漸」；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也逐漸走向世界，所謂「中學西漸」。在這交流之中，翻譯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工作。我們看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例如嚴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嚴譯名著」影響到幾代的中國人；而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就曾被視為是近代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以當之。

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1955年12月28日，中共建政6年之後，劉曉波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為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家有5個孩子，都是男丁。大哥劉曉光、二哥劉曉暉、劉曉波是老三、老四劉曉暄、老五劉曉東。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近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和員工五人「被失蹤」之事引起關注，其實國民黨追殺書店老闆、文人也不只一樁。1953年6月，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叛亂罪被槍決；1959年，啟明書店老闆沈志明應文嬋夫婦因代匪宣傳罪被起訴，就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這兩個例子，都跟譯者有點關係。隔海害死陳冠英的是福爾摩斯譯者胡濟濤，差點害死沈志明的是斯諾（EdgarSnow）的《長征25000里》（RedStarOverChina，又名《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由六個譯者合譯，譯者包括趙一平、王念龍、祝鳳池、顧水筆、史家康、張其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湯一介，9月9日晚間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病逝，享均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