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亮  

2月21日，中共紀委發消息稱，大陸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蔣超良接受調查。蔣超良落馬的消息在湖北當地引發劇烈反應，不少當地民眾稱因爲疫情處置不當，在開記者會時又不如實面對媒體提問。因此官宣落馬在大陸民眾中拍手叫好。

隨著杭州新創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爆紅，不少中國官媒紛紛加入這場AI角逐戰。由於中國目前存在的言論審查，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會在民間悄然流傳，在黨媒接入人工智慧模型後，分析指會更加快速傳播黨的意圖，同時對真實的聲音掩蓋會更加強烈。

近日，有關中國集採藥的話題在蛇年春節前夕引發民眾和醫生擔憂。此前，《風傳媒》曾報道「低廉仿製藥充斥公立醫院，為何進口藥告別中國市場？」一文中提到，由於中國各地醫保資金的短缺加上公立醫院需要繼續維持下去，中國醫保局在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組織的藥品集中採購招標會上有意將國產藥的價格壓低，以此來排擠進口藥的市場。但這些國產藥多是仿製藥，一些公立醫院的醫生曾表示，不論從治療效果和副作用來說，都與同款進口藥大相逕庭。

五年過去，武漢早已恢復車水馬龍的繁華，但那76天的封城記憶，依然深埋在居民心中。

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間，對你我來說都是一段無法磨滅的時光。那些年新冠肺炎風暴襲捲全球，許多實體活動停擺，人們的生計也大受打擊。受到疫情的死亡陰影籠罩，全球無數人長期被困在狹小的居所，記錄了他人生死關頭的影像，也透過網路推播到我們手上。

兩岸政治局勢升溫下，台灣金馬獎連續六年遭中國政府封殺，但今年第61屆頒獎禮，卻吸引不少中國獨立電影人帶著敏感作品參與，涉及同志和疫情封城等主題。

叛國、叛亂、煽動意圖、竊取國家機密、間諜、破壞、境外干預……中國香港立法會火速審議《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草案，回答中國國家安全部所稱的「憲制責任必答題」。

2024總統大選倒數，各陣營攻防戰步入倒數階段，中研院院士、馬政府時期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今（5）日以「台灣要往何處去？」為題發文，強調投票不只是在選總統、選立委、選政黨，其實也是在選擇台灣未來的走向。這幾天，每一個選民，包括他在內，心裡都在思考：未來5年、10年、20年，台灣要往何處去？

2022年11月24日，一場烏魯木齊大火葬送了10條生命，也點燃了蔓延全國的「白紙運動」。大批海外中國青年也紛紛起來聲援，甚至發展成各種「反賊組織」。一年過去，「白紙運動」隨着封控結束而落幕，然而反抗力量卻在海外生根發芽。本臺駐倫敦記者呂熙過去一年一直追蹤英國華人組織「中國反賊」（ChinaDeviants），這個在「白紙運動」期間誕生的組織，如何承接上一代「老民運人士」，成爲海外反抗運動的新勢力？

馬英九前總統返鄉祭祖行，前兩天在南京參訪時幾度因為講不出「總統」兩個字而遭台灣網民酸是「馬這個」；不過，到了長沙湖南大學講演，卻清楚地講出「中華民國憲法」。為什麼講不出「總統」被綠營嘲諷，而講出「中華民國憲法」也被綠營轟是配合中共演出？而他在武漢更給了世人一個難以理解的「驚喜」。

「這種痛苦是一輩子的......要治癒一點點都很困難。」楊敏唯一的孩子病逝已經3年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二○一七年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口號下，將那些持續眷戀伊斯蘭教及少數民族文化、一心向「外」而非「中」的人們，視為受到「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將他們大量拘捕進集中營與監獄中。不只如此，中國同時採用最尖端的資訊技術，作為單方面評估每個人潛在「危險指數」的手段。這樣的極端政治，讓「一國兩制」原本已搖搖欲墜的香港，引發了「今日新疆，明天香港」的強烈危機感。因此，在2019年秋天，香港爆發守護自由和法治的民間運動，最終卻遭到了當局的鎮壓。現在的香港正面臨愛國教育更加徹底、淪為「大一統」邊緣角色的命運。

2022年11月底，中國網路上充斥一片憤怒、哀悼以及不可置信。觸發這一切的，是發生在中國西方新疆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的一場大火，在這場大火中，至少十人在一棟高樓中喪生，而嚴苛的防疫規則很可能限制了受害者和救援者的行動，新疆民眾──包含維吾爾族人在內──走上街頭抗議。

前些年玩過一個遊戲，叫《植物大戰僵屍》，每當僵屍們從植物的封鎖圈中突圍，這個遊戲就會伴隨著「僵屍進入了你的房間」這樣的喜感配樂結束。

我在今年初撰文表示，2022年，中國不會好，中國人開始要真正過苦日子。列舉了四大理由，一是外部環境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讓中國好起來的因素沒有出現，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產生某種於習近平不利的變數，三是民眾對習的政治高壓到了某種程度的物極必反階段，四是2022年的中國經濟形勢大概率會比2021年困難。

女性議題和極端封控措施、事業躺平的流行文化興起、「潤學」橫行並列，都是過去數年中國社會氣氛的重要部分。

上世紀50年代，張愛玲從大陸流亡香港。在羅湖橋頭等待過關的時刻，她記住了中共小兵點滴流露的人性溫情。盡管相關敘事從60年代到80年代兩次書寫，語言也從英文轉換到中文，但這個細節在不同版本始終不曾刪去。它與羅湖橋兩岸被政治所苦、被隔離之苦的眾生相一起，令人一如既往地顧念大時代風雲之下的小人物--甚至也包括這位小兵，中共體制的一個象徵。

作為中國農村的一名青少年，他曾利用自己的互聯網知識觀看了一部關於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被禁紀錄片。十年過後，他成為了中國龐大審查機器的一部分。這位曾經從事網路審查相關工作的年輕人向法新社吐露心聲。

1007晚報

與其說去法院門口，是弦子需要我們，不如說是我們需要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