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去法院門口，是弦子需要我們，不如說是我們需要弦子。
2022年8月10日，弦子訴朱軍案二審結果出爐，弦子宣告敗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朱軍對其性騷擾，且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故駁回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開庭前後，弦子發布貼文和影片表示：「這一切不會沒有意義。」
身為長期關注此案的女權主義者，我想嘗試回答：弦子訴朱軍案對於中國的性騷擾倖存者和（泛）女權社群而言，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顧「炸號」，堅持以社交帳戶為肉身為弦子傳播消息，甚至不畏警察和便衣盤查、從外地自費機票前往現場聲援？
筆者認為，之所以有這麼多群眾關注本案，並在線上線下陪伴弦子，除了因為朱軍是中國#MeToo運動裡最知名的一位被指控者（還有另一位更有權勢的被舉報者、前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其名字在中國是不能提起的），也和弦子的個人特質，以及中國女權運動與反性騷擾運動的多種歷史背景有關。
弦子訴朱軍案雖然敗訴，但是它已然成為了中國近代反性騷擾運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個歷史，也是無數受壓迫的女性一起書寫的歷史。
北京海淀法院門口，我們都是「弦子的朋友」
2018年7月26日，央視前實習生周曉璇（網名「弦子」）透過徐超（網名「@麥燒同學」）在新浪微博上發文指控：四年前她在央視實習時，曾主持多屆春晚和電視節目《藝術人生》的央視知名主持人朱軍，在化妝室性騷擾她。
相關話題立即在新浪微博衝上熱搜榜，隨後微博開始緊急刪帖。此後，《財新》、《人物》等多家媒體也採訪了弦子，引發廣泛關注。同年10月25日，弦子控告朱軍一案，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
兩年後，該案才終於開庭──2020年12月2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於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當日，上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法院門口，從中午一直等到晚上近12點。互聯網上，不知名善心人士「空投」來了數十份外賣，投餵寒冬中等待的人。
作為支持者，我在那天全程見證了丹棱街上、海淀法院門口的「盛況」：下午2點開庭之前，門口就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戴著口罩、舉著自己寫的支持口號。
人潮陸續聚集。有的人在朋友圈看到直播，傍晚下班後趕來；有的人在法院門口和朋友聚會等待結果，有的是附近的大學生在下課後趕來（海淀區是北京眾多高校如北大、清華所在區域）；有人事前在微信上拉了群，群友在群裡直播情況，而很多群友聽聞消息要求入群，並在群裡發紅包給現場支持者。
到了晚上，北京已經是零下幾度，但人們還是沒有散去。有人聽聞消息後，直接叫了外賣送到現場，名字寫的是「弦子的朋友」，交代快遞小哥看到一群人在那裡給她們就行。當外賣的消息傳開後，更多的人買了奶茶、手套、燒烤甚至暖暖包送到了現場，而名字寫的都是「弦子的朋友」。
下午，有便衣亮出警察證件警告舉著標語的幾位戴口罩的年輕人離開這裡，否則會被拘留；幾位不認識的年輕人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就這樣僵持了幾分鐘，便衣離開了。臨走的時候，有人開始分發剩下的滿地的物資，甚至發給了留守的警察──附近有十多個警察，拉滿了警戒線。如此場面，有人稱之為「公民社會的烏托邦」。
2020年12月2日，中國主持人朱軍被控性騷擾案兩年後開庭，原告弦子的支持者前往法院門口表示聲援。（取自微博）
2021年9月14日，一審再度開庭，又有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周邊。然而，這次不僅有警察盤查，甚至出現局部區域斷網情況；此前，弦子的微博被禁言，又有眾多支持者用社交帳戶「肉身」轉發支持消息，導致被炸號。
後來，一審結果出爐，法院駁回弦子訴訟請求。弦子發微博請大家放心，她一定會上訴。
兩週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不公開開庭二審此案，當場宣判因證據不足而維持原判。二審宣布敗訴後，一則影片在網路上廣傳：當弦子宣布敗訴、經過簇擁的支持者準備離開時，鏡頭前一個女孩大聲痛哭，另一個女孩抱著安慰她。
2014年，弦子遭遇朱軍性騷擾時，還只是21歲的大學生；如今，她已經29歲，歷經了漫長的等待和審判，司法並沒有還給她遲來的正義。二審敗訴那天，弦子對著在外守候的聲援者，重述了她的法庭陳述：
「今天是本案的二審開庭，也可能是我的最後一次開庭，我已經在法庭上反覆陳述過事實。這一次，我想向法院提問：一個在封閉空間遭遇性騷擾的女性，她沒能預料到性騷擾的發生，沒有錄音錄像，沒有和對方反抗扭打，那她要怎麼證明自己是否遭遇過性騷擾？她是否只能忍受這一切，假裝這一切沒有發生？」
「在2014年報警的時候，警察告訴我的父母，因爲朱軍的社會地位，我應該放棄報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法院告訴我卷宗裏的監控錄像、筆錄都無法調取，在2021年的判決書裏，法院說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我提供的證據不足。」
「今天的我已經29歲，第三次走進法廳等待法律的判決。但可能我依然等不來真正的調查，只能後悔當年我為什麼沒有預料到自己會被性騷擾，提前攜帶錄音筆與針孔攝像頭，畢竟只有這樣的證據才能讓法院信服。但無論結果如何，我還是想在法庭裏說出我想說的話，相信這番話會被法官聽到，這不會沒有意義。」
2022年8月10日，弦子訴朱軍案二審開庭當天，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外部署了大量的便衣警察，防止記者靠近法院。（AP）
「我的人生計畫，就是把我自己奉獻到這個案子裡」
本案之所以如此受到矚目，也和弦子的運動家氣質、人格魅力和她持之以恆地關注社會正義有關。
2018年8月16日，弦子註冊微博，並發出了第一條長文講述受害經驗。緊接著，這個微博帳戶開始分享她在曝光後受到的辱罵、騷擾和人身威脅，同時還有關於性別、MeToo 等各方面的訊息。她警告那些威脅她的人，她有一天會站在陽光下。
同年9月，弦子在微博發出照片曝光了自己的樣貌，並留下了這句話：「讓我們開始戰鬥吧。」
我私自將這一篇微博視作弦子作為戰士的起點和宣言。從她建立微博那一天起，她就一直為少數群體、社會正義發聲：她支持了眾多的性暴力倖存者，轉發了關於跨性別、性少數的支持微博；在新冠疫情剛在武漢蔓延時，身為武漢人的弦子就在朋友圈和微博上，號召大家捐款捐物資。當時，她的微信頭像照是聲援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不能，不明白」。
「法官在法庭結束後也跟我說⋯⋯你應該有自己人生的計畫，但是其實我想說的是，這就是我的人生計畫。我的人生計畫就是把我自己奉獻到這個案子裡面，然後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但現在我沒有辦法繼續我的人生計畫了。」敗訴後，弦子如此說道。
沒錯，這是一場長達四年的奉獻和投入。我甚至覺得，弦子天生就是一名社會運動家。我相信認識、見過弦子的人都會被她的真誠、熱情和力量打動，很難相信個子瘦小的她，能堅持走完這麼長的一段路，毫無保留地支持那麼多甚至不認識的倖存者、在疫情下自發組織捐物和救助。她似乎對社會正義有著從不疲憊的熱心和柔軟心腸。
有人說，弦子是#MeToo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但我想，她更是一個戰鬥者。她從一開始出現，就是一個戰鬥的姿態，為自己當年被掩埋和噤聲的經驗而戰，為其她受到騷擾和暴力的倖存者而戰，為更為遠方的具體的人而戰。
2020年12月2日，中國主持人朱軍被控性騷擾案一審首次開庭，原告弦子的支持者前往法院門口聲援。（AP）
她與她們的漫長奮鬥
除了弦子的個人魅力以外，這個案件的關注度，也說明了中國女性面臨的普遍困境，以及中國女權運動在艱難時刻迸發出的力量和光芒。
在弦子訴朱軍案以前，中國不是沒有過反性騷擾和性暴力的群眾運動。在2011年以前的中國，女性主義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概念，但到了2018年#MeToo運動興起後，女性主義早已成為許多女性社群的共識和「政治正確」。
2012年，主要由青年女性和大學生組成的「青年女權行動派」在中國掀起了一系列的社會運動：諸如「佔領男廁所行動」引發各地仿效，關注女性如廁問題；「染血的新娘」大力抨擊了家庭暴力；也有以剃頭的方式抗議學校招生不公、反對教育歧視等等。這些行動，成功引起了公眾和媒體關注各類性別平等議題。
走走小百科
青年女權行動派：2012年起，中國社會湧現一批年輕女權主義行動者，被稱為「青年女權行動派」。她們大多曾是普通大學生，以行為藝術的方式在公共場合公開表達性別平等的訴求，同時也積極介入時事熱點事件，善於吸引媒體、連結大眾，去問責政府機構和企業，以推動性別平等議程。
2012年至2015年期間，這些性別平等和女性主義行動，啟蒙和教育了年輕一代；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女性經濟能力提高，更多女性獲得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自主權。
然而，2015年女權五姐妹被捕事件後，中國民間的女權運動、性少數運動就因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走向低谷。各類的人權組織機構，逐漸在打壓下解散、失聲，或是遠離社會倡議而回歸服務。
2015年至今，中國女權運動的空間被大幅限縮，但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從未解決。
2017年，由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布的中國高校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在5692份樣本中，大約有75%的高校女大學生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然而，這些案件的報案率（報告警察或校方）卻只有4%。這4%的報案人裡，報警後滿意者僅有19.2%、報告校方的滿意者則為22.7%。
2018年以來，數十乃至上百名曝光的倖存者中，真正走到訴訟或開庭、獲得舉報處理結果的案件，寥寥無幾。
很多民間女權人士雖然沒有了組織，但能以個人身分支持和幫助弦子；同一時間，也有更多的泛女權社群成長了起來。其中，表現最突出的就是社交媒體中的不同「大V」（活躍於微博、有著大群粉絲的意見領袖）、女權博主和新興的媒體小組。
#MeToo運動本身，正好也是藉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發展壯大。網路上，女性一個接著一個用過去的傷痛和故事控訴、指認父權體系。在越來越艱險的環境下，泛女權社群想盡辦法抱團取暖、面對爭議，尤其是近期的徐州鐵鍊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等，也使女性乃至男性，對於性別的共同困境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和情感投射。
米兔浪潮（即「#MeToo」），呈現的是我們所有女性都曾有過的苦難。這就是為什麼，在日益艱難的環境下，即便遭遇如此強烈的屏蔽和消音、即便知道危險而有代價，每一次開庭都還是有許多人自發前去陪伴弦子，也有許多女權主義者／弦子支持者策略性地運用不同的方法來為她發聲。
例如，第一次開庭前，眾多米兔倖存者為弦子錄製了影片。又如最後一次開庭，有人自發地在社交網路上蒐集聲援弦子的留言，雖然很快被屏蔽，但是留言已經蒐集了上千條。有人在留言中說：「我將永遠是弦子的朋友。」
那些在遭遇性騷擾後感到羞恥、憤怒和無助徬徨的人，那些報警後面臨二次傷害、不斷自證清白的人，那些因為熟知這個社會的「潛規則」而從不敢報警甚至曝光的人們，以及那些因社會系統不公而遭遇冤假錯案的受苦者，都在弦子的案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性暴力倖存者、女性主義者還是關注公民社會的社群，無數的人都在弦子案件中投射了巨大的情感，無私地投入自己的共情和關注──因為有很多東西是感同身受卻又難以言說的，他們只有在關注弦子案件時，能獲得些許的溫暖和支持。
所以有網友說，與其說去法院門口，是弦子需要我們，不如說是我們需要弦子。
我想，這四年不僅是弦子的四年，也是我們共同的四年，這是中國女性力量和智慧的體現，是我們記憶中可以被掩蓋但不會被抹去的珍貴歷史。（完）
2020年12月2日，中國主持人朱軍被控性騷擾案一審首次開庭，原告弦子的支持者前往法院門口聲援。（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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