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承志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近年，談及香港左派歷史，比較多回顧1970年代的學生及激進青年運動，一般稱作「火紅年代」。當中有些受當時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年輕人，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socialist），也有些人組成過左派小組織，例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新苗」以及後來的「四五行動」；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小團體，例如黑鳥樂隊及民眾劇社。以上的左翼青年在1970年代也多少有參與《70年代雙周刊》（1970-78）的出版，因此，連媒體也出現了不少有點懷舊味道的特寫文章。

去年10月香港報人李怡在台北過世，享年86，至今剛滿一年。本名李秉堯的李怡，出生廣東，年幼即移民香港。李怡成長於左派家庭，父親是親共文藝人士，年少時中共的宣傳品《大眾哲學》以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更堅定了他的左傾思想。青年李怡在左派的文化圈工作，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還是屬於左派陣營，資金也是來自左翼。當時台灣官方定位《七十年代》為「匪刊」，稱李怡為「李匪怡」。

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ofPennsylvania)通過了博士資格考筆試後，忙著找論文指導教授。很關鍵，有擔當的教授挺身護航子弟兵，拿到學位如探囊取物。最先找了位猶太教授，叫我閱讀十數篇論文，長談好幾次，但覺言詞空泛，無法找到一個方向，最後他問我：「我們究竟在討論什麼？」哇！全身涼了大半截。

香港另一個在九七前地位超然的機構是廉政公署。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柳亞子，本名慰高，號安如，亞廬。生於1887年5月28日，江蘇吳江縣黎里古鎮人。幼年得力於母教，12歲讀完杜甫全集，讀完了，也會作詩了。14歲在上海報紙發表作品，那時多是「豔體」，16歲已讀遍自家書房藏書。17歲受梁啟超《新民叢報》的影響，詩風大變；同時，隨章太炎、蔡元培、鄒容等交遊。20歲參加同盟會（先是光復會）。可以說，從12歲到41歲，從清末秀才到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祕書，柳亞子的日子過得平順。單說那江蘇吳江的「賜福堂」前後六進大院，101個房間。他的生活平順，但內心從來沒有平靜過，始終抱有一顆憂國傷時的心，而且情感激揚，毫無遮飾，一派真性情。有人說，這與他的人格氣質相關。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

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民進黨為了矮化蔣經國，創造一個說法，大意是說，當年蔣經國開放解嚴，是被美國逼的，因為民間要求民主化的浪潮已經無法阻擋，鎮壓必然流血，流血則會失去美國的支持，蔣經國無可奈何，只好開放組黨、宣布解嚴。

今年是飛虎隊成軍80週年，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中國服務過的美國飛行員，無論是俠義還是廣義的「飛虎隊」，都是當今美國社會公認的「最偉大世代」（TheGreatestGeneration）。根據美國作家湯姆·布洛考（TomBrokaw）的說法，二戰世代的美國人之所以偉大，不只在於他們擊敗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兩大邪惡軸心，還在於他們參與並打造了戰後的美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