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失敗者回憶錄101：《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為脫離天地另組公司出版《七十年代》發起眾籌，與近幾年的眾籌方式不同。
當時我們的方式分兩種，一是不公開、只向因雜誌而同我門結識的朋友徵求入股，投資一千美元（當時合五千港元）即成為股東，但最多只接受投資二萬港元，以免公司被大股東控制；另一方式是在雜誌公開徵求「贊助讀者」，即預付一千港元，作訂閱及購書費用，扣滿一千港元為止。
兩個方案都得到非常理想的回應。股東有個人投資亦有數人湊一股投資。加上「贊助讀者」，很快就籌得足夠另起爐灶的資金了。
繼續有中共駐港大員直接間接地向我勸說，要我留在天地，另找人去經營新公司的《七十年代》。但那時我關心的兩岸三地都處於關鍵時刻：香港開始出現九七問題；台灣在美麗島大審後民主運動更趨積極；中國是鄧小平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提出大範圍的政治改革，到1994年出版《鄧小平文選》這講話已大幅改動，我稍後會介紹根據講話而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其後雖無疾而終，但當時是給人帶來希望的。我極度關注這些大轉折的後續發展，覺得很難不直接參與報導、思考、分析。所以還是選擇離開天地，繼續《七十年代》編輯生涯。
我本意是挽救天地圖書、也保存《七十年代》，誰料竟被視為「背叛」、「不知好歹」，隨後與中共僑辦有關係的《鏡報》發表了兩篇先栽後誣的文章對《七十年代》大張撻伐，而中共內部的《參考消息》則予轉載。接下來麗儀在商務出版部呆不下去而離職，所提供的廉價住處也以拆卸為由要我們搬走。在北京任高幹的叔叔後來對我說，這叫「掃地出門」。
不過，我仍然保留天地的股份，而且也繼續留任董事直至2017年。但董事只是掛名，並沒有參與實務。因此，天地雖是我開創，但掌管理權只有五年，1981年後就交棒給陳松齡，其後天地的所有經營、發展、壯大，都是在陳松齡、劉文良等領導下取得的，與我無關。出版方面，除了亦舒是老相識由我引進之外，其他也都與我無關。但宗旨是開創時定下的，即以非左派、至少不是正統左派的面目出現，出版品也基本上不受左派政策規條限制。在陳松齡背後，有中共左派出版界退休的領導人藍真支持。一些對中共來說屬政治敏感的書之所以能夠出版，固然有陳松齡的膽色和擔當，也有藍真的背書。私底下。陳贊同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但公開，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0年我在天地出版了《細味人生100篇》等談論人生話題的好幾本書，都很暢銷，陳在我面前展示銷售數字並付版稅。這是許多出版商做不到的，常有出版商向作者隱瞞銷售數字，以減少版稅支出，香港叫「走數」。陳是一個誠實、正派的出版人。《細味人生100篇》自出版以來，每年都至少加印2000本。2017年陳離職至今，卻沒有通知我被加印過，我的其他各本暢銷書也沒有再收到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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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要出版政論集《香港思潮》，陳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費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設計工作，並介紹願意印刷和發行的出版商。這以後我繼續出版了好幾本政治敏感的書籍，他都讓天地幫忙。
2017年由於經營環境困難，天地連年虧損，我提出趁現在資產豐厚，不妨考慮賣盤，也許有資金雄厚又願意投資文化事業的人士願意買下來。當時包括最大股東三中商擁有的僑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這樣的商人。在帶他去天地大致定出價錢後，僑商突然反口反對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於是買賣泡湯。這一年陳松齡退休，由中聯辦持有的三中商派來新董事長。天地的性質也就改變了。
；眾籌成立的臻善有限公司1982年舉行百多人參加的股東大會，中為董事會主席馮可強，右是秘書方蘇，李怡任執行。（作者提供）
我被「掃地出門」後，一直沒有把被迫離開天地的經過說出來，只在遷離天地的1981年8月號的「卷頭語」輕輕提到「曾經被迫考慮要停刊」。不公開披露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選擇，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沒有執行廖承志「徹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駐香港有多條不同的線，霍英東應可直通廖承志辦公室，作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選擇理所當然。香港左派領導人直接間接勸我放棄《七十年代》可能出於好意。轉讓出版《七十年代》的權利也順暢。我不將經過公開的更實際原因是保護天地，我相信陳松齡、劉文良會秉持始創時的宗旨。後來天地的發展我也必須承認他們比我更會經營。
《七十年代》作為一本政論雜誌，應該獨立而公正地就事論事，論的是兩岸三地及世局，個人的際遇若摻雜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失敗者回憶錄102：「庚申改革」的流產
「庚申改革」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它的流產，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脫離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時期。那時在中共內部提出一個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後收進《鄧小平文選》，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但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幅度刪節，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具體措施也不見了。
在鄧小平8.18講話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一個六萬字的報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長達一萬八千字。講明根據鄧小平講話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權威性。《七十年代》從某渠道取得這個講話的油印本，並於1981年三月號全文刊登。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文革後，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已經突顯，鄧小平、胡耀邦等開明改革派經過文革的教訓，深知制度問題的嚴重性，除了經濟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外，也亟欲作政治改革。他們已經掌握實權。而當時的社會氣氛，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年輕人。因此，這是中共作政治改革的最好時機。
「庚申改革」開宗明義講改革的目的就是民主化，而且肯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是最終目的。推翻了中共過去認為民主只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手段的說法。
廖蓋隆，廣東人，1918-2001，在關於他的搜尋網中，也未出現過「庚申改革」四個字。
首先提出要大幅度修改憲法，使憲法能夠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具體做法第一條，就是把三千多人的全國人大的人數削減到一千人，分兩個院，一個叫區域院，由全國各個地區的人民代表組成；一個叫社會院，代表各階層、各企業的利益。兩個院共同行使立法權，互相制約。並指出三千多人每年開一次會，根本無法議事，被人指為「橡皮圖章」也是事實。改為兩個院後，開會要多些，時間長些，要真正議事。人大常委現在三百多人也不便議事，將來兩個院的常設機構應該只有六、七十人，都是年富力強的，而且是專職，不做其他工作。
司法就定下三條原則，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凌駕法律的特權；二是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受法律保護，隨便抓人、抄家、刑訊要受法律追究；三是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
行政方面過去一直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委說了算，而且是第一書記說了算。改革要厲行黨政分工‘黨只通過黨員在行政部門發揮政治影響，不能代替行政部門執行政策。
「庚申改革」特別提到要有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工會的領導者要通過選舉產生，不能由黨去委派。遇到工人與企業管理層發生衝突，工會要代表工人權益去談判。此外，要在全國和各地建立獨立的農會，領導者也由選舉產生，獨立運作去代表農民利益。
「庚申改革」更提出黨和政府決定，除了國防外交的機密之外，原則上把一切告訴人民。新聞記者獨立報導新聞，評論工作者獨立發表評論，要求和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建議。
此外，還有企業、事業管理民主化，基層實行直接選舉，等等措施。
上述提到的這些，其後都未見執行。只實行了收進《鄧小平文選》中建議黨中央設立三個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
還有不少沒有執行的，包括方案指保留毛澤東遺體的決定錯誤。但至今毛遺體仍保留。
「庚申改革」大概1980年11月在各級傳達。有不同政見者在民間刊物作回應。
當時中共開明派大概對改革的實行很有信心。我那時覺得雖然方案中多處強調黨在各領域的政治領導，但領導層至少看到制度上的問題所在，會大致實行方案所提出的改革。但想不到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執行，全部無疾而終。最關鍵的原因，我認為是一個由列寧式政黨建立的國家，很難做到「黨政分開」，即無法避免黨插手以至代替行政、司法、立法。
這樣好的時機，又有真正想改革的領導人，政治改革都無法走出哪怕一小步，就知道建國政黨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和人民的奴性，中共國的政治改革是不會有希望的。從那時起，儘管胡耀邦、趙紫陽輪流站在最高權力地位，儘管其後每一個新領袖上台就有些人看好，儘管經濟發展就有論者說會帶來政治改革，儘管每一次中共大會都提到「黨政分開」，實際上就是永遠擺脫不掉以黨代政，而中國的政治氣候、人民的權利、自由和法治，已經遠遠倒退至1980年之前了。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