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失敗者回憶錄73：從釣運到統運
周恩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有關報導說他在1975年9月讀到一篇《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的文章，特意要將此文轉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他死前半個月左右，在身體極為衰弱的情況下要見羅青長，特意囑咐他，「一定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張學良將軍和張鎮將軍。」
蔡省三的訪問在《七十年代》1975年九月號刊登。那時正值中共釋放一批當年被俘虜的國民黨戰犯到香港，他們表示要去台灣，而國府卻不批准入境。蔡省三是蔣經國經營贛南時期的舊部，在戰犯中較年輕，其時又正值蔣介石去世未久、蔣經國接掌權力，因而我們的訪問算抓住時機。
從周恩來臨終的關注，和羅青長與潘靜安的直屬關係，也許可以明白《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的原因，就是我們大篇幅報導釣運，從而接觸到許多台灣留美留歐的學生、學者，雜誌反映他們的動向和想法，這是中共需要了解的，但因為文革與世隔絕而無從知悉。這也許是我們被調查部籠絡的原因。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蔡省三其後一直留在香港，這是1987年他與太太曹雲霞和我攝於香港大會堂。（作者提供）
1971年保釣和中美關係突破，這一年10月聯合國通過接納中共的議案。中國自文革以來，教育基本停頓，翻譯人才絕大部分都被當作「臭老九」。所謂「臭老九」，就是文革將「敵人」劃分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八種人之後，第九就是知識分子。文革中期，「臭老九」不是下放勞動，就是投閒置散。即使有翻譯人才，中共也不放心讓他們出國。為應付聯合國工作，就大量招募旅美旅歐的台灣或香港的留學生，香港也有個別人通過我的介紹而前往聯合國。這批在聯合國工作的人，尤其是台灣去的，很多都成為《七十年代》長期作者，比如張北海，和「自由神下」專欄的殷惠敏、金延湘、余剛等。保釣為中國入聯合國準備人才，也為《七十年代》提供寫手。
釣運在1971年末，就告分裂。釣運的主流，將釣運轉向「中國統一運動」，也就是「統運」，而另一部分親國民黨的學生學者，就將釣運轉向「革新保台」運動，還有一部分轉向「台灣獨立運動」，及「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台灣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島內實行黨禁報禁。一些著名的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台灣都看不到，比如魯迅。台灣報紙雜誌報導中國大陸，都過度醜化，即使是事實，也因為用語而使讀者懷疑其真實性，比如「共匪」「毛酉」等等用語。留學生出國，看到的書籍、媒體不是如台灣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於是由懷疑台灣報導的真實性而轉向徹底否定，並以此而很容易被中共宣傳或西方「非常有用的白痴」的中國見聞洗腦。
和絕大部分具中國情懷的知識人一樣，我當時主筆政的思想傾向，也是認為「統一」是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1972年一位回港任教港大的學者寫了一篇長文講台灣問題，大篇幅批判台獨；其後有一篇文章回應，講「台灣人的感情必須尊重」，但基調仍然是「統一」，只是要以尊重台灣人的愛鄉土感情，和理解台灣人長期受歧視所形成的反外省人統治的感情，去推進統一而已。
即使如此，《七十年代》還是受到海外台籍人士的關注，原因是我們揭露台灣蔣政權的苛政，符合當時台灣人的意向；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報導，也是台灣人較少看到的，可能迎合他們的想像。雜誌常被人帶入台灣，受許多人傳閱和珍惜。
那些年，台灣旅美旅歐的學生學者，在訪問中國之後，有不同的反響。我發現，外省籍人士，比較在意中國接見他的領導人的等級，比如問我廖承志是哪一級，也留意中國的政治發展；台灣本省人對大陸本身的發展不那麼關心，他們若被領導人接見，多會關注中國的對台政策，比如是否支持台灣人民爭取自主的運動等等，而所獲印象和他們的期待有很大差距。
不同的反響，使我反思對台灣問題先入為主的觀念。複雜的問題還是不設限地開放討論為好。（原文發佈於10月11日）
失敗者回憶錄74：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
1972年《七十年代》刊登了一篇《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作者與幾位旅美台籍學者一起到中國訪問，並與周恩來長談四個半小時。即使釣運已向統運發展，參加保釣的台籍人士也並不抗拒「統一」，而是探尋中共對「統一」的政策。這篇文章引述一位台籍學者對大陸台籍同胞的現狀表示關切，願見中共政府啟用台籍幹部；又說台灣的本土意識不是「排外」，只是台灣人不願再做「二等國民」。周恩來回應說，若不是他坦率說出這點，他尚不知有「二等國民」的說法。
這位台籍學者提出的兩點，是當時海外台灣人對中共推動「統運」的關切所在。如果台籍人在大陸，也同當年在台灣那樣受到排擠，如果統一後台灣人仍是「二等國民」，那麼叫台灣人如何接受統一呢？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被視為日本人；個人到了中國大陸，不被視為中國人；戰後台灣人敲鑼打鼓歡迎國軍來台，結果迎來二二八事件，此後台灣人只能自稱為本島人，不能稱「台灣人」，在軍公教系統都由外省人掌權的情形下，台灣人確實是「二等國民」。而周恩來對此渾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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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人的心結，是台灣在歷史上一直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從來沒有真正由台灣人當家做主，且別說民主制度了，就連自主也從未有過。滿清與日本交戰打輸了就割讓台灣給日本，二戰後戰勝國就決定把台灣交還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了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在台灣實施戒嚴，使台灣的自由和法治比日治時更不如。台灣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完全沒有自己的角色。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掀起學毛著高潮，接著是文革，西方的左傾思潮有了毛派，台灣也有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人。歐美的台灣留學生和學者，有不少人仰望「紅星照耀的中國」，以為可以在宣稱「人民當家做主」的中國大陸奉獻自己，甚或想促進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在釣運漸告平息後，1982年我在美國訪問了七位曾經受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熏陶的知識人，談他們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其中之一是1966年10月在文革剛發生時，偕同妻子陳若曦從歐洲申請回中國服務的段世堯。兩夫妻在文革時的中國生活了七年，兩個兒子在中國出生，全家於1973年申請離開中國，到了香港，陳若曦在香港寫下了轟動一時的文革小說，蜚聲國際。其後全家移居北美。
段世堯1959年從台灣到美國留學，在美國讀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書，最受影響的是斯諾的《紅星照耀的中國》。在約翰·霍普金斯讀博士班時，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同住。1960年，在事先安排下，楊振寧、楊振平到瑞士，與他們的父親、從上海來的楊武之家人團聚。楊振平同段世堯講中國的事，讓他很感興奮。接著他與一些同樣嚮往中國的台灣學生組織讀書會，在相互鼓勵之下決心「回歸」中國。
1966年回中國服務的段世堯（右）和陳若曦（左）。（作者提供）
七年在中國的經驗，個人的專業、能力完全無機會發揮，貢獻「幾近於零」，雖然因為是台灣同胞而沒有受到很大的政治衝擊，但眼看到的中國政治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社會上無止境的批鬥生活，使他感到極度恐懼。起先還一直想說服自己留下來，但越來越覺得在這種制度下再也過不下去了。
因《七十年代》的讀者關係，我在香港也接觸到一些台灣人，其中一對林氏夫妻，是1968年從日本乘船潛往中國大陸的。原因是那時一位留美學生陳玉璽因為發表親共言論被國府拒絕護照展延，他前往日本觀望，在日本因逾期居留遭遣返台灣，判刑7年。林氏夫婦是留日學生，與陳氏有牽連，他們也嚮往祖國，擔心被遣返台灣，於是選擇潛往中國。但到埗後一直沒有工作，只是養著，最後遣送他們去澳門。他們在澳門無所事事。後通過我的聯繫，輾轉來香港，有工作生活才安定。1976年以林立的名字寫了本《台灣史話》，我們雜誌社出版。非常善良樸實的兩夫妻，當年我跟他們有較多交往。
1976年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林立著《台灣史話》（作者提供）
還有兩位當年也是想投奔祖國大陸，而濟留在香港的台灣人。他們不被中共接受，又回不去台灣。台灣解嚴後，他們和林氏夫婦都能回台灣了，可是他們在台灣的聯繫中斷太久，所以也沒有在台灣留下來。也許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更適合他們。
比起我們那時代的香港人，台灣人要回歸中國大陸，面對的阻力和自己的決心都要大很多，但回歸後的遭遇卻沒有不同，而且幾乎最後都灰頭土臉離開。還是白樺那句話：你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原文發佈於10月13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