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南斗文星高─自由的地方才能湧現奇才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失敗者回憶錄139：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李怡，今天中午休息時間要不要一起去看《黃土地》？」張敏儀打電話來問。這大概是1984年間的事。其後幾十年來往，我們還常常講起這樁溜出去看電影的事。《黃土地》是文革後第一代導演陳凱歌揭露中國貧窮面貌的影片，在香港上映不太賣座。我和敏儀都說過想看，但兩人都忙。於是有了這個利用中午時間去看電影的事。

那時，正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熱火期間，敏儀1983年從香港電台借調到政府新聞處任助理處長，協助傳媒採訪及了解情況。因《七十年代》對香港前途最關心，於是這時候我們之間交談較多。儘管我們早已相識。

現在的人，大概很難想像一個政府高官和一個媒體人相約看電影的事。或者會被傳二人有什麼緋聞。實際上我們只是氣味相投的朋友。除了看《黃土地》，我們還一起看過雲門舞集在香港首演《薪傳》，她邊看邊拭淚。

她的上司、新聞處長曹廣榮也是我的朋友，常常打電話聯絡或約飯局。記得曹有一次打電話問我「lame duck」翻譯作「跛腳鴨」是否適當？有沒有更能夠表達其意的譯法。大概因為面對九七，港英對這個詞特別敏感。

這是八、九十年代的官民關係。那時候的政府部門，都是為了服務市民，高官也就是服務市民的高級公務員，不會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們想訪問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請新聞處幫我們約訪。友誼會有些方便，但沒有特權。比如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定在下午三點公布。張敏儀答應讓我早兩小時去新聞處一個房間看全文，但要等規定公佈的時間到了，我才可以走出房間。走出房間後，見到另一位我認識的朋友也走出另一個房間。遵守規則的方便，是讓我早一點知道內容，好寫稿或回應媒體訪問。

張敏儀後來升任新聞處長，1986年調回香港電台任廣播處長。她年輕貌美，被稱作「最美麗的處長」。當了廣播處長之後，儘管我常接受香港電台的訪談，但都是具體負責人跟我聯絡，我與張之間就沒有直接的工作聯繫了。不過，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張敏儀為人直率，有脾氣，不高興時會罵人。但罵完了大家還是朋友。年輕時她開車是出了名的糟，坐過的朋友，把她的車稱作「天堂一號」。我坐過一次「天堂一號」，她居然把車開到對面的行車道上。我提醒她，她才趕緊換過來。

她工作熱誠和投入，做什麼就愛什麼。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堪稱敬業樂業的典範。她在新聞處時，對香港前途談判的過程一直緊跟，閱讀和觀看幾乎所有媒體。她有自己的堅持，也不吝和我們分享看法，但不是為一定的政治取向吹風。可以做到的事，她一定努力促成。做不到的，她直接說不行。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愛黨先於愛國，不愛黨就是反革命 ｜ 更多文章 ）

在廣播處，她開創了《城市論壇》《議事論事》這些節目，開拓了言論自由的公眾空間。港英政府高層和議員們，對香港電台新聞節目的獨立採訪報導一直有意見，設立《城市論壇》遭警務處長反對，說會引起暴動。但張敏儀頂住所有壓力，堅持言論自由。曾有高官對張敏儀說，你要管住你的記者；她的回答是：我管不到我的記者；傳媒的前線工作是最重要的，無論記者還是編導，主管必須給他們自由，如果未做之前就設下許多框架，就甚麼都做不了啦。

1994年，《明報》記者席揚在北京被捕，法院裁定竊取國家機密罪，判徒刑12年。這是香港記者在中國被判刑的首例，在香港引起極大震動。但《明報》對此不置一詞。當時我記得有一天在黃永玉家中，《明報》老闆查良鏞和張敏儀均在場，張直接問查先生，為什麼《明報》不為此表態。查說，我們已經向大陸私下表達關心了。張仍然窮追不捨地問：為什麼不公開表達意見？

張也常常因對我寫的文章有意見而向我當面質問。我有時向她解釋，有時就說，等時間證明吧。我們爭論過不少，卻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

她每天看報紙和雜誌的閱讀量，使我這個愛閱讀的人都吃驚，因為幾乎所有報紙的專欄文章她都看過，常表達一些我沒讀過的文章的意見。她又愛看電影和電視劇，許多電影電視劇都是她介紹我去看的。

她關心朋友。2003年12月30日晚上，她和我在同一飯局用餐，她接到電話，立即離去。後來我才知道有人來電告訴她，梅艷芳進入彌留狀態，她立即趕去醫院。她出道時的「師父」林樂培已經九十多歲了，張敏儀每年都一定不會忘記去和他過生日。

2008年，妻子麗儀罹癌住院，張敏儀多次去看她，麗儀也很高興。在喪禮上，她一直留守，幫我招呼朋友。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失敗者回憶錄140：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前文說「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網頁有留言要我繼續寫「不會再有」的人物和事物。我想那是寫不完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寫一個「不會再有」的人，就是我稱之為「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羅孚先生。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在網上搜尋「羅孚」，關於他的生平敘說，主要講他是資深報人，原《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著名的散文作家，特別提到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發掘出金庸和梁羽生這兩大武俠小說名家。

羅孚自己說：「哪有這回事！……我不過適逢其會，盡一個編輯人約稿的責任而已。」

一個編輯人約稿也不簡單！羅孚在四十年代末隨《大公報》移居香港，於1950年10月創辦《新晚報》。《新晚報》面世，即以與眾不同的風格、新穎的專欄、引人入勝的文采而吸引無數讀者，在數十份報紙中脫穎而出，銷量直壓暢銷多時的《星島晚報》。副刊中許多專欄，都是我少年時追讀的文章，從中吸取不少寫作養份。

1954年，香港最熱門的新聞是白鶴拳陳克夫與太極拳吳公儀在澳門的擂台比武。羅孚抓住這時機，邀約報館中的寫手陳文統（梁羽生）寫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繼而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上場。均大受讀者歡迎。所謂「適逢其會」就是社會熱門新聞的吳陳比武，不過羅孚能夠敏感掌握時機。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愛黨先於愛國，不愛黨就是反革命 ｜ 更多文章 ）

羅孚來港後，就被中共吸收為黨員，等於是黨營後《大公報》的黨委書記。他負有統戰香港文化人的任務。聯絡著名老作家包天笑、葉靈鳳、曹聚仁等。《文匯報》當時設「文藝週刊」，借調羅孚做主編，刊登著名作家的新作，也接受來稿。

我20歲時，不知天高地厚，向這個高水準的「文藝週刊」投稿，居然屢投屢被接納刊登。那時候，每逢週六，就急急打開《文匯報》，看自己的投稿有沒有刊出。而每獲刊登則不知心中有多高興！其後獲羅孚約見，又邀我參加一些文藝界聚會，我由此成為左翼文壇年輕的一員。

初識羅孚，只覺得他溫文爾雅，氣度非凡，又平易謙和。「文藝週刊」雖以刊登名家作品為主，但他以文章質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氣取用稿件，則是我終生從事編輯工作的準則。這準則，使我其後放棄左派以「立場、觀點、方法」作為編輯原則的政治取向。

其後我辦《七十年代》，向羅先生邀稿，他也應承並寫了相當長時間。在他聯繫右派或中間派文化人的過程中，我也有過小角色。我們一起與胡菊人、戴天、亦舒、舒巷城等結識和交往。後來他與徐復觀先生往來密切，徐先生晚年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羅孚。徐先生生前曾對我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並說如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

但就在徐復觀先生去世後一個月的1982年5月1日，羅孚這個共產黨人，卻突然在北京被栽上「美國間諜」的罪名，判徒刑十年。若徐先生還活著，他會覺得中國還有救嗎？

關於羅孚被判間諜罪這件事，他在法庭上「供認不諱」，但既無事實陳述，而中國法庭的「供認」也絕難相信，於是外界對此始終覺得是一個謎。他兒子羅海雷在《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說對父親反覆追問，他也只是說：一，「他沒有拿過美國人的錢」；二，在向美國人做統戰工作時，對當時一些國際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點表達和透露，但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是什麼機密。

我對這件事卻不感到離奇，因為1970年妻子被隔離審查時，也曾指我是英國間諜。中共不同部門在香港有不同的「線」——公安的、軍隊總參的、調查部的、港澳辦的，不同的線會向上級提供不同的小報告，一旦某高層誤判，任何在香港幫中共做事的人，都有可能像遇到車禍那樣被波及。而且一旦被捕，其他高層還欲救無從。據書法家黃苗子說，他曾經當面問過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而所謂設法，就是讓羅孚雖背負間諜污名，卻一天監牢都沒有坐過，不過還是要留在北京，不能夠公開活動，等同軟禁。

留在北京的十一年，羅孚廣交文化界朋友，也寫了一些書介紹香港。其中一本叫《南斗文星高》，介紹香港一些寫作界的奇人，實際上是告訴大陸人，只有在香港這樣自由的地方，才會湧現出這些難以想像的寫作奇才。

羅孚在北京度過1989年六四，但他在那裡反而得不到資訊。1993年他獲釋回到香港，他問我要了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去看。他也替《九十年代》寫稿。《九十》休刊後，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時，他也有來稿。他那時應該不是黨員了。他對在北京獲罪事一概不提，但對自己過去宣傳革命、鼓動六七暴動卻作自我批判，也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他撰文說：「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的和還健在的朋友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2014年5月，羅孚與世長辭，終年93歲。24日在他的追思會上，我應邀上台講話。我引用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話說：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我認為以羅先生的才華和熱誠，一生中有許多事是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不是能力所限，而是受客觀形勢所限。但作為一位左派文化界的一代宗師，他一生所做的已經夠多，而且在共產黨及香港左派圈子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真誠的人了。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愛黨先於愛國，不愛黨就是反革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