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大循環  

中美兩國在瑞士當地時間12日下午對外公佈了相關談判成果，引發全球關注。這份聯合聲明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頗為深刻，也對台灣在這場關稅戰中能否獲得主動權至關重要。

美國總統川普於本月10日宣布，將對貿易夥伴祭出的額外「對等關稅」，暫緩90天實施。川普果然讓人難以預測，一般認為，他的這項政策急轉彎，主要因為：第一，市場發揮制衡力量；第二，背後金主的強力反彈；第三，美國債市出現令人擔憂的變化。但川普並未對中共鬆手，反而以中共「缺乏尊重」為名，對其輸美產品關稅提高至125％，且立即生效。顯然在川普眼裡，中共才是他發動關稅戰的真正對象。對川普而言，關稅係經濟外交的戰略工具，終極目標是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川普理解要達到這個目標，就不能讓「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川普不願掉進「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即不願與中共直接爆發戰爭衝突。川普說過，在他宣布加徵關稅的決定後，「各國都趕來談判桌，他們想要談關稅，但除非他們每年給我們一大筆錢，不然沒得談。」據說至今已有75個國家與美國聯繫討論貿易相關議題，而中共並未包括在內。《華爾街日報》早先預言，由於華府和北京間缺乏溝通，川普與習近平可能上演針鋒相對的報復循環。事實顯示，在美國宣布對中國商品徵收104％的關稅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即出面指責美國「欺凌行徑」，呼籲川普政府「展現平等、相互尊重和對等的態度」，透過對話解決爭端。如川普堅持發起貿易戰，「中國將奉陪到底」。陸方隨即宣布採反制措施，將對美商品關稅由34％提高至84％。中共至今強調並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但外界認為，基於中共當前面臨的內外處境，習近平不可能如川普所說的，「各國拍馬屁求協商」。習近平採取的策略是「以靜制動」和「以牙還牙」。中共目前已降低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美中貿易占陸外貿總額比重從2002年的21.5％降至2024年的11％左右，顯見美國市場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下降；何況，中共還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中國大陸學者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共即重視提振國內需求拉動經濟成長。以致中國大陸當前經常帳（對外商品及服務等交易）順差占GDP比重，已從2007年9.9％降至不足1％；另中共國內需求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共7個年分超過100％。中共總理李強在本月9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提到，「要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中共官媒指出，中共將努力把消費打造成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壓艙石，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從需求側入手，通過推動居民增收減負，提高消費能力與意願；從供給側發力，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改善營商環境，支持國內企業提供高質量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針對川普的關稅戰，中共採多樣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加徵美國能源及農產品關稅；對鎢、碲、鉍、鉬及銦等稀有金屬或元素實施出口管制；將部分美企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對谷歌（Google）啟動反壟斷調查。被視為川普關稅政策設計者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Miran），曾提出「先關稅、後貨幣」的實施路徑，因此，關稅戰只是前哨戰，隨之而來的是科技戰和貨幣戰。川普認為許多國家對美商品徵收高關稅，導致美國巨額貿易逆差，讓美國身陷「特里芬困境」（Triffindilemma），而影響其「美元獨大」的地位。所謂「特里芬困境」，指的是當一國貨幣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時，該國亦面臨內部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與經濟成長）及全球金融需求（提供足夠儲備貨幣）間衝突。倘主要通貨發行國源源不絕提供流動性，必將造成自身國際收支逆差惡化，終將因他國對主要通貨做為安全資產之信心漸失，使該制度漸邁向崩潰。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兩國合計約占今年全球經濟總量的43％，若雙方進入全面貿易戰，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甚至陷入衰退，將對全球其他國家造成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勢必放慢，全球投資也可能因此受到打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L.Friedman）撰文表示：「川普不該制定以關稅對抗全世界的戰略，而應該讓以美國為首的所有工業民主國家對抗中國。」因此，佛里曼認為川普的行動，「正中中國下懷」。川普強調「美國優先」，對貿易夥伴採「各個擊破」的談判策略，以爭取美國的最大利益，這就提供中共在國際上合縱連橫，組成「抗美統一戰線」的機會。外媒報導，中共打算拉攏歐洲、日韓、東協、拉美、非洲等國家，共組「非美元國家低關稅或零關稅自由貿易體系」。因應川普的關稅戰，中共外交的戰略布局仍以「周邊是首要」。中共中央周邊工作會議4月8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強調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表示，中國需要「深化與鄰國的全方位合作」，而至關重要的是「加強與鄰國的供應鏈聯繫」。東南亞是中美關稅戰的主要戰場，是中國製造業的主要投資地。2023年中國對東協製造業的投資金額高達240億美元，是前一年的10倍以上。中共不放棄拉攏美國在歐亞地區的盟國。李強與歐盟執委主席范德賴恩（UrsulavonderLeyen）的通話，跨出了中歐合作因應新形勢的第一步，雙方承諾共同捍衛全球主義與自由貿易。中日韓在今年3月底召開經貿部長會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對於加強在區域及多邊架構的合作，以及加快三方自貿協定談判等議題達成廣泛的共識。總之，面對川普徵收關稅產生的全球性震盪，經濟已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的基礎。經濟關係影響政治關係，並可能造成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

川普關稅戰所引發的問題已經不再只是大型出口企業，現在連中國的民營企業也要支持中共高層的決策。民營企業為中國絕大多數的民眾提供了涵蓋80%的就業崗位，在這場貿易戰風波中民企也是受打擊最嚴重的部分。

剛剛過去的中國「十一」假期以及長假前後一段時間對觀察中國經濟至關重要。A股繼節前連續五天爆漲之後，節後第一個交易日繼續大漲；一線城市的地產商和中介在假期迎來「看房潮」；旅遊業全面復蘇；10月8日上午中國的發改委高調宣稱對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充滿信心」。

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7月15日）公布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61.7兆元，同比成長5%，與全年成長目標持平。

上周國際貨幣基金（IMF）大幅調高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對中國經濟而言該是正面消息；但幾天後官方公布的5月製造業活動卻又意外萎縮，房市萎頓亦毫無起色，中國經濟前景如霧尚難明朗，「雙循環」在內外壓力下陷困境。

3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在中國經濟放緩，外資流入放緩的背景下，此舉被認為是在穩住外資對中國的預期。

今年全球有76個國家進行領導人或國會改選，中共雖然沒有選舉，但本月3日至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俗稱「兩會」），必然會產生外溢效應，影響世界局勢。本文從內政與外交兩個層面分析中共今後走向。

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傑伊·尚博（JayShambaugh）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們擔心，中國的產業支持政策和更注重供給而不考慮需求從何而來的宏觀政策，都會導致中國出現產能過剩的局面......最終將衝擊世界市場。」

去年此時，中國放棄嚴格的新冠「清零」措施，疫情期間遭受重創的經濟，走出了病房，但過去一年，預期之中的快速反彈沒有出現，而是在一場「長新冠」（LongCovid）中緩慢復蘇。

2024年即將到來，中國疲軟的經濟動能是國際輿論最關注的議題，不僅房地產跟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積重難返，外人對華直接投資也於今年第三季首度出現淨流出。尤有甚者，觀察家分析，中共還在持續緊縮監管，除強調金融面的國安管制外，還壓縮外商在中國言論空間，在這種背離開放步調的前提下，恐更難翻轉外資持續撤離的趨勢。

據新華社本周二的消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為2024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部署。據消息人士透露，多數與會者贊成將明年GDP增速設定在5%左右。

過去三個月，「去風險」（De-risking）無疑是社交媒體的一大熱詞，風頭蓋過之前川普治下美國對華政策中的「脫鉤」之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本週日訪問北京，重啟美中高層交流。不過《華爾街日報》注意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兩度強調「要為極端狀況做準備」，《華爾街日報》也引用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金燦榮的解讀，認為習近平就是呼籲中國做好備戰、未雨綢繆。

緊追兩會後的中國經濟社會新機遇，牢牢抓住這次兩會決定新產業經濟重點，適時參與投入生產製造與供應鏈之發展，應該是今天臺灣不可怠忽的緊要職責。

兩岸二十大後中國發展願景政略將帶給臺灣經濟的新機遇與大挑戰，值得正視。

中共於本月十六日召開第廿次全國代表大會（「廿大」）。依《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是中共最高領導機關，擁有決定黨政高層人事，及確定國家大政方針之權。從人事的角度看，「廿大」正值中共高層「大換屆」的時刻，故人事布局特別引發外界關注。在共黨政治體系，最高領袖權力的專斷和排他性，有其歷史的根源。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就已做好鞏固權力的工作：他先後被封為「核心」和「舵手」；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他「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他任內出台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文件，寫進了「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給與他「超鄧趕毛」，至少是和毛「並駕齊驅」的歷史地位。因此「廿大」後，習近平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先前有關他的去留，包括「政變」的傳聞，都已不攻自破。雖然「廿大」所產生新的中共接班梯隊，以政治局成員為主，目前尚未出台；但因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集中化，這些人相對而言，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如果要強加預測，我認為習近平用人的標準，概括而言，就是「穩中求進」四個字。以中共今天所處的內外環境，「穩定壓倒一切」至關重要。用人「求穩」，就是要把「忠誠度」擺在第一位。實際上，習已把他的「之江新軍」，安排到中央與地方黨政重要部門。用人「求進」，就是要用「敢於鬥爭」的幹部。習近平於今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七十三週年時，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文章，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鬥爭新勝利」。習近平至今沒有指定接班人，因此為他未來在位時間的長短，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但以習的老謀深算，人選應在他的口袋裡。習會給他做好準備和歷練的時間。在中共黨史上，接班人的安排從來都是政爭之源。不設接班人，或許為了政局的穩定；但可能在後習時代，出現難以避免的繼承危機。外界注意到，在習近平為「廿大」做的報告中，經濟問題最為突出，而「安全」則是多次出現的字眼。我過去曾在本專攔中，多次引用共黨問題專家凱瑟（RobertG.Kaiser）的說法，他認為在共黨國家，「民眾被迫放棄他們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以換取基本的安全秩序和生活必需品。」凱瑟形容這是統治者和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historicbargain）關係。換言之，如果民眾對經濟和安全不滿，這項交易就失敗了，統治者的權力就會受到挑戰。

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中國經濟也逐步進入「習時代」——在他之前，1990年代總理朱鎔基「趟地雷陣」，改革國企並塑造市場經濟，打造了中國發展的新軌道；進入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時期，中國經濟沿此軌道前行，體量膨脹四倍。

中國大陸2022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為0.4%，遠不及第一季的4.8%，使得2022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僅有2.5%。要達到全年5.5%的目標非常困難。

2018年，美國與中國展開貿易戰，並推動雙邊經貿「脫鉤」，而在29日由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主辦的研討會中，特別競爭研究專案高級主任托賓強調，針對脫鉤議題不能是非黑即白的看法。與會的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特賓也直言，美國對中國政策的經濟面要改變，因原有的經貿關係對美國並不利。